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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8/21 阅读次数：46 字体大小: 【小】【中】【大】

07_1 以变应变

1937 年2 月15 日至22 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五届三中全会。这是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为商讨如何对付共产党和对日本方针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实际上，这次会议是蒋介石兑现在西安事变中的“承诺”，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化的开始。至此，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国民党政策上的这一重大变化，使特务处的工作顿失重要目标，一时不免对反共活动无所适从，一部分特务甚至懈怠消极起来。

戴笠的应变能力是极强的。他揣摸蒋介石的心理，深知蒋之反共是终生矢志不移的国策。当前的国共合作，只不过是在西安事变后蒋迫于国内一致要求抗战的舆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戴笠认为，反共活动仍然是特务处最重要的工作目标，但是，必须在工作部署上有所变更和掩饰，公开的反共口号和旗帜不能再用了，可以加强秘密布置，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指导反共活动。

为了迅速应付和适应这一变化了的形势，戴笠多次召集特务处高级特务进行研究，对特务骨干进行训话，指出国家进入抗战时期以后，仍然是进行反共活动的大好时机，“国民党掌握了广大的地区，有丰富的人力财力和军队，既可以利用合作对共产党搞打进拉出，又可以利用高官厚禄来收买，并从内部进行瓦解分化。同时，对不公开的地下党员可以用逮捕汉奸的名义，公开拘捕、囚禁、杀害；对公开了的中共党员可以进行侦察、监视、利诱、威逼。”戴笠分析说：“共产党员，生活艰苦，又没有官位，我们只要舍得拿出钱来，给他们官做，就不愁搞不垮共产党”，“这一政策一定要坚持执行，这一机会千万不能放过。”针对一部分特务对国共再度合作感到迷惑不解的问题，戴笠训诫说：“我们特工人员在政治上本身没有主张”，“我们不是政治集团，我们是领袖的耳目。”“一切唯领袖之命是从，贯彻领袖的意志，替领袖分忧。”如此，特务处的反共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戴笠是国民党内较早地认识并运用新的方法和手段与中共进行斗争的顽固派分子之一。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正式谈判。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于3 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中间经常回到上海作短期停留，居住在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戴笠闻讯后，亲自布置上海区长周伟龙调动大批特务进行监视跟踪。当时许多特务都不认识周恩来，戴笠就叫黄埔一期毕业的大特务吴乃宪去帮助指认，特务们在周恩来居住房间的西边和斜对过都开了房间，实行24 小时连续不断的跟踪。上海区对监视结果每天都要向戴笠作详细汇报，但始终没有发现重要情报。戴笠曾多次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饭桶”、“不中用的东西”。5 月份，蒋介石派军委会中将高参涂思宗率领一个访问团赴延安，意在和中共接触，了解延安方面的情况。戴笠知道后，认为这是一个对中共进行侦查的好机会，于是经蒋批准，乘机派遣中共叛徒、特务处军事科长杨蔚扮作访问团成员，随团赴延安搜集情报。但除了了解到一些一般情况外，也没有能弄到重要情报，只得无功而返。

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逐步形成，戴笠意识到反共已不是国民党当前的主要目标，抗战已开始成为举国一致的大事。为此，戴笠决定逐步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工作。这是戴笠特工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戴笠的思想倾向来说，他基本上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

1937 年7 月7 日晚，戴笠由庐山牯岭街到海会寺，参加庐山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和第二期开学典礼。该团是由蒋介石亲自举办的，目的在统一全国党、政、军以及教育界中上层干部对抗战的思想。7 月8 日早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和驻守华北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电报分别到达，蒋介石当天就给宋哲元回电：“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显示了蒋介石开始抗战的决心。

卢沟桥事变给云集庐山参加典礼的各省党政军大员以极大的震动，会前大家都在纷纷讨论这件事。许多军政大员因戴笠是蒋身边的亲信特务头子，了解和参与蒋的许多机密决策，也就聚拢在戴的周围，聆听戴对于形势的宏论。戴笠分析说：“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打仗了”。当时有几位大员不无忧虑地诘问：“怎么能够打呢？”戴进一步分析必打的道理：“自从九一八以来我们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日本人没有一天不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我们忍辱负重，以致到今天。如果这次再不打，试想，一般民众对于领袖会作何感想，我们又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亡国的惨祸？”当场又有人问戴笠用什么去打？戴笠回答说：“我们中国有两个不亡的道理，一个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个是‘哀兵必胜’，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上，可以证明。否则，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绝对等不到自由平等的。”戴笠的这番议论给在场的许多军政大员们很深的印象。

庐山训练团毕业典礼之后，戴笠已知大规模的抗战将不可避免，即匆匆赶回南京进行布置。他首先指示特务处各外勤区、站、组要迅速布置潜伏组织，以应付抗战初期部分国土沦陷后的对日情报工作，特别是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尤应及早抓紧落实。其次，他规定特务处的工作要立即转入战时体制，精简机关，充实一线人员，提高办事效能，以适应战时需要。

不久，戴笠又下令，抗战期间特务严禁结婚，违者处5 年以上、10 年以下徒刑。为了家庭安全和减少牵挂，戴笠同时决定把母亲蓝氏和夫人毛氏送回江山县保安村老家，并打电报给在甘肃景泰县县长任上的弟弟戴春榜，叫他“景泰县长不必做”，回家照料母亲，并建造一座戴公馆，以减少后顾之忧。戴春榜遵命辞职回乡。后来由戴笠让他在忠义救国军里挂了一个少将军阶领薪水。

7 月中旬，戴笠亲自赶到上海布置对日工作和潜伏组织。当时，戴笠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寓所召集上海区组长以上的10 余名骨干特务开会，讨论在吴淞、江湾、虹口和闸北4 个地点建立潜伏组的人事问题。因虹口和闸北地区是当时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过去只有一个在虹口东有恒路开小当铺的老板朱松舟是专搞对日情报的，也曾搜集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报，因此戴笠很重视这个潜伏组的力量配备，提出要有10 名左右的组员，并配备1 部电台，迅速派遣进去。但是当时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一日数变，日海军第三舰队云集上海，对海面实施封锁；日军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构筑工事，日夜连续举行演习，日侨开始撤离上海等等。上海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摇动。这时在虹口区的中国人纷纷撤离，有钱的达官贵人坐飞机、火车、轮船跑到香港或内地大城市以及上海英法租界，没钱的也要携儿带女逃离虹口。在这种情况下，潜伏组进入虹口，不仅目标显著，极易被日奸注意，而且一旦暴露，随时有生命危险。因此，当上海区长周伟龙提出了两名组长人选时，他们马上表示自己的身份已经在社会暴露，不适宜做潜伏工作。周伟龙无奈，又提出由沈醉任组长。沈醉本想提出自己多年搞行动工作，也不宜进行潜伏活动，但是戴笠已不容沈醉开口，马上点头表示同意，又给沈醉戴“高帽子”，加以勉励说：“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沈醉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沈醉即开始着手找人，加上报务员共14 人，临出发前，沈醉去请示戴笠，潜伏组的工作目标除日军以外，要不要同时注意中共组织。戴笠沉吟了一下，指示可以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不过发现了还是应当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沈醉受命出发，进入虹口地区。由于这项工作开展得太晚，虹口潜伏组虽然在侦察、搜集日军情报、指示轰炸目标、进行暗杀活动方面做过一些工作，终无大的收获。加之沈醉等人不是黄埔学生出身，又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还经常在军事常识上出些差错。潜伏组建立不到1 个月，终在日军的一次大搜捕中被全部赶了出来。

戴笠正在上海紧张地布置潜伏工作时，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回戴笠。让他参与侦破一起最高军事机密泄露案。原来在8 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贯彻“制敌机先”的战略，在日军发动上海战役前，先行歼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封锁江阴要塞，拦截江阴上游各港口和江面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确保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安全。但是这个命令还未下达到有关军队，原先耀武扬威地停泊与行驶在南京、武汉、重庆一带的日军舰船以及这一带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间撤往江阴以下江面，且撤退的情景非常慌乱和狼狈。在这同时，当蒋介石决定出席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

对学生进行训话时，发现居然有日特事先得到消息企图混入，因门卫严密检查而临时逃离。蒋介石闻讯大怒，严令南京各特务军警宪机关组成联合专案组，迅速侦破。

戴笠经过分析，认为这两件被泄露的机密都是当时最重大的国家机密，事先能够与闻的人很少，只要把能够与会或接触到这两件机密情报的人员进行过筛排查，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和嫌疑对象。果不出戴笠所料，经过一番严密的过滤，很快发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重大嫌疑。此人是福州人，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其子亦经日本留学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经调查黄浚平时生活腐化，挥霍无度，其经济来源可疑。且黄浚是最高国防会议的与会人之一。

据此，戴笠进一步派特务对黄浚和其子进行监视跟踪，发现黄浚经常独自一人去的地方一是南京新街口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馆；一是玄武湖公园。

于是戴重点对这两个地方进行周密的设点监测，终于发现这是黄浚向日本人递送情报的地点。结果在黄浚和日本特务又一次交接情报时被当场拿获，其子也因参与他的活动被逮捕。经军事法庭会审，黄浚供认全部罪行，蒋下令将黄浚以卖国罪枪决。这是戴笠在抗战初期与日奸和日谍人员的第一次较量。

07_2 上海八月间

1937 年8 月13 日上午，淞沪抗战伊始，戴笠即于当天亲率特务处的高级干部余乐醒、谢力公、潘其武、毛人凤等人和大批特务骨干急赴上海，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配合中国军队对日军实行决战，以挫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势头。自此，戴笠黑暗的一生中闪出几星火花。

8 月14 日，因抗战已经全面爆发，国防前线急需各类军事专业人才。戴笠立即急电军委会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主任郑介民，指示提前结束该班业务，将所有在班受训的现役谍报参谋人员，急调原保送部队服务。并电调该班中校政治指导员文强为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限即日赴上海报到，专门负责特务处与国军首脑机关的联系业务，同时对外以上海三极无线电所所长的职务作掩护，协助戴笠主持对日秘密特工活动。由此文强成为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戴笠的主要助手。三极无线电所座落在法租界拉斐德路枫林桥，原是特务处培训无线电技术干部的学校。抗战开始后，戴笠决定将该校人员迁往武汉续办，并决定利用这处地方的招牌和设施作为开展对日秘密活动的中心。

8 月20 日深夜，戴笠奉蒋命召集特务骨干在三极无线电所2 楼办公室谈话，决定成立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对川沙至金山卫及杭州湾一带的海岸线进行勘测调查。为了鼓励大家完成勘测任务，戴笠透露淞沪战役爆发是日军有意挑衅的结果，战前派遣日本军曹大山勇夫于8 月9 日下午5 时驾驶摩托车闯入我虹桥机场捣乱，企图走一·二八战役侥幸取胜的老路，岂知我方已作好战争准备，当即将闯入我机场的日本军曹处死，敌方便大举进攻。

南京最高当局已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抗战到底。戴笠并交代，此事只许在座诸人知道，应严守秘密，不准泄露。

戴笠限令此次调查勘测任务4 日内完成，令该组连夜作好出发准备，于第二日清晨即出发。所需向导则由余乐醒、文强等人去找杜月笙的恒社社员、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委员朱学范先生负责解决。该组成员以“今日事今日毕”

和“分秒必争”的精神，用4 天4 夜的时间完成了川沙县至金山卫及杭州湾一线的调查勘测任务，写出了总结报告。报告中对这一带海岸线的敌军力量、敌谍活动、敌军企图、滩涂港湾、地质地形、水域深浅以及海匪湖盗等情况都有详细记录、反映和分析，并据此提出5 条建议，其中尤其是金山卫硬滩地带因港湾水深，应加派重兵防守，谨防日军由此登陆。报告由戴笠及时转呈蒋介石及淞沪战役中国军队首脑机关参考。11 月7 日，日军优势兵力果由金山卫登陆，造成中国军队的溃退。

在此次调查勘测中，余乐醒、文强等人了解到太湖里有一股十分骠悍的湖盗，桀傲不驯，难以收服。其首领丁锡山因犯杀人案被囚于奉贤县监狱，被判处死刑，尚未执行。调查组向戴笠建议并获批准，由杜月笙出面保释丁锡山，命其戴罪图功，将这股盗匪收编，并由丁统率，抗日杀敌。于此，海匪湖盗纷纷投诚，对淞沪抗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先后调集中央军及粤、桂、川、湘、云、贵等省的军队约70 余师投入战斗，意在挫败日军中央突破、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掌握全面抗战初期的战场主动权，改变中国的国际观感。但是，蒋介石对其手下的将领，尤其是杂牌军队历来是不信任的。因此，战役初起，蒋就电令戴笠组建战地调查组，搜集战场情报，监视参战部队的各级将领。戴笠于是临时从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招收了许多失业军官，另从特务处机关和上海区抽调了一部分特务，组成许多战地调查组，分赴江湾、吴淞、罗店、浏河、大场、杨行等地活动。因军校学生有一定的军事常识，与部队联络起来方便，知道怎样调查和掌握战场情况，工作效率较高。搜集的情报从每天的战斗状况、阵地消长、人员伤亡到官兵士气、友邻关系以及部队长对蒋的忠诚等等。

调查组一般都配备有小型电台，以便每天及时向上海区报告战地调查结果。

8 月底，前线各处的调查组均已派出，只剩罗店、浏河调查组还没有组建。正在这时，沈醉的虹口潜伏组被日军赶出。当沈醉向戴笠报告时，戴因早有思想准备，故并不觉得意外，反而认为沈醉能把该组全体成员安全带出已经不错，只是责备沈醉不该冒险把电台带出，一旦在撤离日军封锁线被查出，则会因小失大。然而，上海区长周伟龙因潜伏组没有干出成绩就被赶出，认为是给上海区丢脸，故逼着沈醉返回虹口，沈醉坚不从命。戴笠恰在此时进来，很生气地训斥周伟龙说：“你这不是让部下去白送死吗？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不懂得爱护他们怎么行呢？我看还是派他们到前线去，罗店、浏河不是还没有派去战地调查组吗？”戴笠的这番话使沈醉觉得，只要在戴笠手下工作，即使赴汤蹈火，也毫无怨言。结果，沈醉率虹口潜伏组改成的战地调查组于8 月29 日赴罗店、浏河前线，至10 月13 日由罗店、浏河间的徐家行后撤，计43 天。他们每日在烈日下工作十余小时，汗透衣衫日达三四次；所居之处常遭敌炮的轰击，夜间皆不得安眠，大有一夕数惊之感；前方食物又很困难，常有食不果腹之苦。但沈醉等人却甘冒危险，不引为苦，努力工作。其动力的源流固出于沈醉等人的民族爱国热情，但戴笠的知人善任，关切爱护和引为知己，亦是一个重要方面。

戴笠把随军战地调查组搜集到的各处战场情报，每天派专人专车星夜赶送南京或苏州，呈送蒋介石。遇到特别重要的情报，戴笠则亲自连夜乘汽车赶往苏州或南京，面呈蒋介石。遇到这种情况，戴笠总是带两个司机轮流驾驶，另外还带上自己特别喜爱的两个女特务叶霞翟和赵霭兰，叶、赵两女部长得很漂亮，且善解人意。戴笠要这两个女特务陪他坐车说笑解闷，疲乏了便斜靠在她们身上休息。一夜下来，居然又精神抖擞，继续工作。

上海战役初起，戴笠已经在考虑一项庞大的计划，即如何利用这次大战的机会，纠合杜月笙在上海的帮会力量，建立一支特务武装的问题。自8 月下旬以来，有关部署已经在开始实施，所虑者唯感缺乏既懂军事、又懂特工的双料人才。适此时，原“武昌行营”、“西北剿总”第二科科长、张学良的亲信特务头子陈昶新来访，戴极为高兴。戴笠清楚陈昶新原是东北讲武堂第四期炮科毕业，后又由张学良送日本炮兵学校留学深造，回国后先后任过炮兵教导队中校队长、炮兵团长等职，并在东北军举行步、炮、工、空联合演习时，当过总指挥王以哲的助手，有很强的组织与计划才能，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才。自张学良被囚禁，东北军解体，陈昶新已经失去依附，何不动员陈留在自己身边工作。岂知，戴笠与陈昶新一说，陈竟慨然应允。原来，陈此行目的，本是投奔戴笠，作为掩护，以实施他的一项营救张学良的“放牛图计划”。

自张学良被扣留以后，东北军内有不少人都在积极活动，进行营救。陈昶新是张学良一手提拔的东北军骨干，有很广泛的社会关系，当然成了一批原东北军少壮派军人秘密营救张学良的核心人物。他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密谋，决定由陈利用与戴笠的关系，到南京活动，调查掌握张的行踪与住址，伺机设计照顾或解救。于是，陈拟订了一个营救张学良的行动方案，因张学良属牛，故代号定为“放牛图计划”，其中有11 条营救方案，利用戴是第一步。春夏间，陈昶新到南京没有找到戴笠，又追到上海。戴对陈的到来，表面上很高兴，以上宾和老朋友的规格接待，大灌“老米汤”，而陈对戴也极为恭敬，对戴大戴“高帽子”，下以种种说词，两人似乎谈得十分投机。但是戴笠是何等精明之人，陈昶新此行的目的，他早已洞察得一清二楚，并秘密布置，严加防范。结果，陈昶新虽然用尽心机，在奉化雪窦山周围以游山玩水作掩护，搞过不少秘密活动，始终连张学良的影子也没有见到，陈只得快快而返，继续实施“放牛图计划”的其它方案，结果条条失望，毫无成果。

八一三以后，全面抗战爆发，吴克仁的六十七军由河南商丘调往上海增援，原驻武汉、洛阳的东北炮兵也调到浦东参战。陈昶新认为释放张学良有了希望，于是在炮火连天中到上海找戴笠，并“毅然”加入特务处，想继续以“放牛图计划”营救张学良。

陈昶新再次到上海的目的，戴笠焉能不知！戴笠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貌虽粗犷，而内则处处工于心计，鲜有人能逃出他的算度。他心里明白陈仍然是为张学良而来，表面不去点破，故装不知。同时，戴又认为与其让陈在外面乱跑乱撞，不如把他收在自己身边，给他划一个小圈子，到那时还怕他能逃出自己的手心。戴、陈斗法，在陈认为达到初步目的，而戴认为已给陈套上绳索。当然戴笠并不知道陈昶新脑子里有个“放牛图计划”，但是在这之前已经发生了一起营救张学良的未遂事件，已使戴对东北军官兵的行动更加警惕和戒备。3 月中旬，杭州笕桥中央航校副校长、东北籍军官冯克昌暗中联络航校内的一二百名东北军官兵，经过精心策划，以春游为名，分乘几辆卡车，从笕桥直驶溪口雪窦山，向特务刘乙光提出要拜见张学良。刘一见冯克昌人多势众，顿感措手不及，不得不同意冯等人的要求。冯等人与张见面后，向张恳切陈词，希望张能同他们一起速返笕桥机场，张过去专用的一架德国进口的容克机已修好，专等张到后即可起飞直驶香港，然后再徐图良策。

但张学良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坚不同意，内心却被冯克昌等人的赤诚所感动。

冯克昌等人见张学良坚不肯走，也自认为此案实施起来无必胜把握，只得与张互道珍重，洒泪而剔。事后，刘乙光将冯克昌的行动向戴笠报告，戴大惊，立刻通过中央航校校长周至柔等人追查此事，但冯克昌等人众口一词，始终只承认是临时想起要拜见一下老长官。周、戴无奈，只得通过蒋介石解除了冯克昌主管训练工作的权力，把冯完全架空，使其无能为力。另外，戴专程去雪窦山，从各方面检查加强看管张学良的工作。7 月份，张学良听到七七事变的消息，通过戴笠给蒋介石写信，要求出去率部抗日，蒋亦复信通过戴笠转给张，要张好好读书。张知出去无望，戴也知张将是无期徒刑，故对张的看守工作更加仔细认真，对东北军官兵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和动向尤其防范森严，并考虑奉化雪窦山已非久留之地，暗中已开始物色新的秘密囚禁地点。陈昶新进入特务处，戴笠早已暗中布置好一切，一方面派人对陈进行秘密监视，一方面严禁让他接触或与闻有关囚禁张学良的人和事。因此，陈昶新虽进入特务处，工作在戴笠身边，但是关于张学良的行踪和安危，仍然是如同坠入云山雾海，不知其然。到头来还是中了戴笠之计。

07_3 建立特务武装

戴笠很早就想建立一支由自己直接掌握的特务武装，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实力，但苦于蒋介石历来对军队防范很严，不肯轻易让人染指，故不敢启齿，以免招疑。两广事变结束后，蒋介石网开一面，让戴笠协助宋子良搞了个税警总团，虽有1 个师的兵力，但是税警总团只能用于税务稽查，不能用于其它方面，不免感到不太过瘾。上海战事开始后，他终于看到这是一个抓特务武装的良机。于是，就煞有介事地向蒋建议：上海有雄厚的帮会势力和工人力量，可以建立1 支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既可以在上海近邻牵制阻击日军，又可以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谍、汉奸的活动等等。

蒋是帮会出身，认定帮会力量只要引导得法，在国家民族存亡关头，自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于是，蒋认真研究了戴的报告，于1937 年9 月4 日从南京给戴笠发电，令戴与杜月笙合作，在1 个月之内组成1 万人的武装游击力量，投入淞沪抗战。戴笠接电后，没有1 分钟的犹豫，立即争分夺秒地投入了组建特务武装的紧张工作。首先与几个亲信特务拟订了行动大纲，作为与杜月笙会谈的蓝本。

9 月5 日晚7 时，戴笠率领特务处在上海的所有大特务，分乘3 部汽车，由三极无线电所出发，赴法租界赵主教路刘志陆公馆会谈。当晚，杜方人员参加会谈的有杜月笙、刘志陆、陆京士、朱学范、万墨林、陶一珊、梅光培、向松坡等人。

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形式上是戴、杜双方都派出了最强的会谈阵容，但是基本上是戴笠一人唱独角戏，杜月笙对戴则极力进行捧场。其实戴、杜事先已有默契，会谈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在戴笠认为，这是特务处与上海青帮力量的一次大规模合作；在杜月笙认为，这不过是戴笠打着合作的旗号，对帮会力量的一次利用罢了。虽然杜月笙已看透了戴笠的心思，但是，一方面国难当头，又是蒋的命令，我杜月笙不得临阵退缩，败了名声，另外戴笠曾经两次对杜月笙援手，杜月笙对戴笠有所报答。戴笠对杜的第一次援手是南市吗啡案，放了杜月笙一马，保住了杜在社会上的绅士名誉；第二次是今年杜月笙的徒弟徐懋棠的兄弟徐懋昌，因暗中与官僚资本勾结，大做棉纱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一下子赚了几十万银元，却搞得许多小商人倾家荡产，逃亡的、自杀的，一时怨声载道，舆论哗然，引起了商界、政界的轩然大波。

蒋闻讯立即下手令给戴笠，要他逮捕徐懋昌。戴把此案交给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王兆槐执行。王是杜月笙的徒弟，恒社社员。因此，王奉今后，先去密告杜，以避免欺师灭祖之罪。徐懋棠向杜求情，杜只得亲自找戴笠商量，请戴代为从中转圜，给徐懋昌指一条生路。戴笠心中早有应对之策。他算度社会来找他替徐求情。其实他下令由王兆槐去执行逮捕任务，就知道王在暗中会给杜通风报信，现在杜找上门来，他十分大度地给杜指点迷津，由杜动员徐懋昌先拿出一部分钱买几架飞机捐献给宋美龄主持的航空委员会，让夫人先在暗中为徐缓颊。然后再由杜直接飞庐山找蒋，当面向蒋求情不要逮捕徐。这里，戴笠再私下晋言蒋，预先替杜、徐铺好路。于是杜月笙满心欢喜地照此办理，而戴笠则预向蒋汇报，因此案涉及到蒋的大姨子宋霭龄，要办也办不下去。后来杜果去庐山向蒋求情，蒋批示由杜找戴商量办理，戴则按蒋的腹案，对此事不了了之，送给杜一个大人情。戴两次援手，分文不取，使杜万分感激，一直无由报答，心中久有愧意。这次戴提出合作组建特务武装，杜欣然同意，并慷慨解囊捐出5000 枝快慢机手枪，给了戴很大的面子，戴当然满心欢喜，但并不觉得意外，因为前两次他对杜援手，已下足了本钱，现在正是收益的时候。

会谈中，围绕戴笠提出的组织行动大纲及编制表，对3 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一是建立名称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政治军事领导机构，然后在该会之下建立武装游击部队，取名为别动队。戴笠本是变戏法的高手，蒋本意是叫他利用上海帮会力量，组织一支游击部队参加淞沪抗战。但是他却别有用心地把领导机构称为苏浙行动委员会，而不是淞沪行动委员会，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淞沪抗战结束后长期保留运用这支特务武装而埋下伏笔。淞沪战后，他更进一步把苏浙行动委员会称为苏浙皖行动委员会，把活动地域扩大到安徽省。二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实行委员制，另设书记长及书记长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三是别动队的编制为纵队编制，设总指挥部。下设5 个支队（团），支队下分别设大队（营）、中队（连）、区队（排）、班等。

会谈结束后，戴笠带着双方讨论定稿的苏浙行动委员会组织行动大纲及编制预算书，连夜专程赶赴南京，当面向蒋呈复。经蒋批复戴笠直接施行，并转军委会备案。戴笠同时向蒋汇报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人事安排腹案。

戴先提出一个7 人名单，分别是俞鸿钧、杜月笙、戴笠、杨虎、俞作柏、刘志陆、向松坡。这个名单是由戴笠直接掌握的，只是私下征求过杜月笙的意见。俞鸿钧是七七事变后走马上任的上海市长，把他推出来当然是个招牌。

杨虎是淞沪警备司令、青帮大头目，与杜、戴的私交都极好，推杨同时也是考虑协调别动队与保安队的关系。俞作柏原是桂系出身，先后任过桂军团长、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校长、广西省政府代主席，1929 年底，因与粤军将领张发奎共同组织护党救国军反蒋，被蒋介石赶下台，闲居上海多年，并加入青帮与杜月笙交好，这时已投靠戴笠，故被戴推了出来，此人后来成为别动队后期组织忠义救国军的重要人物。刘志陆是粤军宿将，曾任新编第二师师长、军事参议院参议等职，也是上海帮会的重要人物。向松坡则是上海洪帮老头子。这个名单经蒋批示认可。

苏浙行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本应由俞鸿钧挂名，戴笠内心却另有打算。

戴认为俞鸿钧是国民党内老资格的官僚，一旦让他插手，自己就有受到掣肘的危险。于是，他对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最高人事安排的原则是：重在抓实权，对杜月笙给以高位，实则敷衍俞鸿钧，叫俞无话可说。由此，戴笠推杜月笙代俞鸿钧出任主任委员，而自己则出任书记长一职，主持日常工作。推荐陈昶新任委员会参谋长兼参谋处长，余乐醒任总务处长兼技术室主任，张冠夫任经理处长兼交通组长，汪祖华、谢力东分任政训、情报处长。另设庞大的书记长办公室，先指定周伟龙兼任书记，代替戴主持工作，后又指定由文强接替周伟龙任书记兼人事科长，主持日常工作。指定三极电所作为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后来由于法租界发现这所学校不见男女学生上课，只见三山五岳的好汉进进出出，连绵不断的汽车熙熙攘攘，便多次警告三极电所所长文强要查抄。文强向戴笠汇报，戴笠打电话给杜月笙，杜立即将善钟路100 号的1 座花园洋房让出来作办公大楼，三极电所仅作接头处。如此一来，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内外机构几乎由特务处总揽一切，其内外大事，无不决于戴手。

戴笠提出的苏浙行动委员会高层人事方案得到蒋的首肯后，星夜赶回上海，于9 月8 日晚再次召集双方的原班人马，会谈别动队的高级人事安排。

杜月笙推荐刘志陆以委员兼别动队总指挥，戴笠则推荐由其向黄埔一期老大哥、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借调的该师参谋长杨振华任别动队参谋长，算是双方平分秋色。五名支队长，杜月笙推荐了3 名，分别是陆京士、朱学范和陶一珊。戴笠推荐了两名，分别是何天风和张业。另外，由戴推荐王兆槐任别动队总指挥部直属特务大队长。看起来双方在人事实排上一碗水端平，公平合理。但实际上仍是戴的势力占优。因为支队长人选中突出了黄埔系统。何天风是黄埔二期同学、张业是黄埔三期同学、陶一珊是黄埔六期同学、王兆槐是黄埔四期同学。陆、朱不是黄埔出身，但他们的副支队长也由戴安排给黄埔同学担任。至于大队长、中队长、区队长，几乎都是黄埔同学或中央军校学生担任。虽然如此，杜月笙对这个人事安排也无可非议。一是在军事人才上，他拿不出众多的“角色”；二是在支队长的安排上，除陆、朱、陶是他的学生外，何天风也是在“帮”徒弟。王兆槐不但在“帮”，而且是恒社社员，这也是戴照顾到杜的面子；三是杜本身不想与戴争锋，当然不计较势力大小。别动队总指挥部由戴、杜决定设在谨记路的一处办公大楼内。高层人事问题解决后，接下来是招兵买马的问题。兵员问题主要由杜月笙动员帮会与工会力量参加，一支队由洪门向松坡动员一批洪门弟兄参加，青帮分子进去一部分，二支队为海员支队，三支队为邮政支队，四支队里工人、农民、学生、失业青年等各方面人都有，五支队由陶一珊把受训的公民联队里的店员、学生、青工组织起来充任。枪支弹药除杜月笙捐5000 枝快慢机外，全部由戴笠向军委会申请调拨了一批旧式步枪解决。但直到淞沪战争结束，别动队溃散，也没有达到人手一枪。

戴笠虽无带兵打仗的实战经验，但考虑问题的严谨周密，却有常人不及之处。当时戴笠最为忧虑的是中下层干部问题。在当时炮火纷飞的情况下，又要一月成军，又要与日军这样的强寇作战，兵员又都是由帮会分子、工人、学生、店员、失业青年、农民等庞杂人员临时凑合而成，既无战斗经验，又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无疑是一批乌合之众。一旦作战，不啻是驱羊群而入虎阵。在刻不容缓之际，戴笠决然下令人事科长文强在1 星期内必须办妥下列数件大事：一是电请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黄雍输送600 名军校毕业同学中有尉、校级资历者来沪报到，分别安置为各级干部；二是电请南京中央警校选拔100 名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来沪报到，安排为中队政治指导员；三是电令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长李肖白抽调200 名以上的中、高级特工干部来沪报到，安排为别动队中、高级军政干部；四是向当时在浦东指挥作战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商调600 名具有正副班长能力的军士级人才，充任区队班长。戴笠另下一道手谕给王兆槐，由其负责解决以上干部进入租界问题。由于文强办事机警得力，戴笠亲自日夜督促检查，1 周后，1600 余名干部陆续进入上海租界，这在当时确是了不起的工作效率。

在审阅别动队兵员名单时，戴笠发现许多队员是知识青年，不少是大专学生。戴笠历来对知识人才极为推重，他觉得让这些学生和知识青年当一名普通队员，不但不能展其所长，而且是浪费人才。戴笠考虑抗战爆发后，正是特务处发展势力的极好机会，届时特工人才将极为缺乏，何不利用这个机会举办一期训练班，既可以应付别动队急需，又可以照应长远需要。

戴笠的特点是立说立做，雷厉风行。他当即下令成立“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技术训练班”，调余乐醒任该班副主任兼教育长，负责筹办。不到10 天，戴笠又调谢力公筹办松江特训班，同时任松江班副主任兼教育长，两个班的主任由戴自兼。训练班学员由各支队选送，训练内容是侦察、行动、爆破等技术，训练时间原定3 个月，后因战事急剧发展缩为1 个月。

青训班于9 月27 日在青浦县西溪小学报到集中，共招学员408 名。10月4 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戴笠亲自从上海市区赶来主持仪式，并于上下午作了5 个多小时的长篇精神讲话。此后两三天又连续个别召集学员谈话，为学员题字签名，以示亲近关怀。半月后，戴笠又专程赶来上了一课政治课（仍是精神讲话）。在当时战争形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戴笠在青训班一泡就是三四天，足见他对特训班工作与学生的重视。青训班是抗战以后戴笠举办的多如牛毛的各种特训班的第一个班。

别动队成立后，仅由刘志陆在虹桥路等处开过1 次支队长会议，发过1 次饷，以后再没有召集会议，一切由戴笠的书记长办公室负责指挥，刘志陆发过1 次文，任命各支队长，并授予上校军衔，从此也再没有下文。别动队各支队成立后，除第三支队作预备队待命外，其余各队即于10 月份分别布置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虽然其中不少人与日军一触即溃，战斗力极差，但其中亦不乏忠勇之士，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作出了牺牲。据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长文强在11 月初的统计，别动队战死官兵在1500 人以上，受伤官兵500 余人。

07_4 智斗日谍

淞沪战争期间，戴笠在上海指挥战地调查活动，组建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别动队等，这还都是公开或半公开的特工活动。除此以外，他还秘密领导了一场与日本特工之间进行的间谍与反间谍斗争，这完全是一场高水平的斗智斗勇的较量。

较量首先是从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间谍斗争开始的。

1937 年9 月中旬，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向戴笠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寿，并说程、彭二人愿意为反间谍斗争作出贡献。

特工战线本是一个风云诡谲、变幻莫测的战场，以戴笠之精明和谨慎，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位学者先生的判断和推荐，就吸收运用两个素不相识的反间谍人才。于是，戴笠指令由文强当面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寓所与程、彭二学生洽谈，意在对其进行考察。文强经过了解，得知程、彭与章乃器先生是师生关系，因出于爱国心，愿意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中某教授的特殊关系，打入同文书院及虹口地区和日本海军俱乐部，搜集日方情报，贡献给淞沪抗战。

东亚同文书院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巢穴，成立于1887 年，原名叫日清贸易研究所，其实是打着“研究”的旗号，开展以军事目的为出发点的情报调查活动。内容一是调查中国的市场和财政经济，二是调查中国的地理、政治、军事等问题。调查的项目非常细致，仅以地理而言，包括主要公路的长度、宽度、路面结构；桥梁的长度、建筑材料、载重量；渡口的运量及河面的宽度等都要一一调查清楚。调查材料分别登载在该书院办的《支那研究》杂志和《支那省别全书》、《兵要地志》等书中，送日本陆军统帅部参考掌握。调查人员以日本留学生为主，并有一些军事人员参与。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嫫的大儿子近卫文隆受其父的派遣在同文书院任职，在中国各界高层人物中收买汉奸。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甚或云贵等省的边远乡村也去，足见其调查情报之深入。

程克祥、彭寿本是受东亚同文书院运用的人员，但淞沪战起，两人激于尚未泯灭的爱国心理，更是受恩师章乃器的教诲和影响，决定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的关系，搜集一些日方的情报，为抗日救国做些工作。其意亦有脚踏两只船的想法，借此了解一些中方抗战的活动，提供给紧追不舍的东亚同文书院。为达到这一目的，程、彭向文强提出：需成立一个取其“以文会友”

之义的“文友社”组织，以作掩护，由程、彭分任社长、经理，聘用男女记者五六人，并相应地解决1 所独立的3 层楼房、备用金1 万元法币、小轿车1 部及司机等。

戴笠听取了文强的汇报，经过一番深思，对文强说：“此事唯恐章乃器先生书生学者上当，我们也得谨防反间之计，看情况只能将计就计，反正在租界上谅也跳不出我们的手心。”于是，戴笠当即批准了程、彭所提的全部条件。淞沪战争期间，戴笠对时间的计算完全不以“天”为单位，而是以“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的。他限令文强连夜将“文友社”的编制预算定下来，上报备案。又限其3 日内将“文友社”这座反间谍巢穴布置起来，开展活动。然后戴笠、文强设计一步一步地与程、彭二人斗智，逼其就范。

第一步，文友社成立后，戴笠、文强设计如何将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不露任何痕迹地打进去，以控制这座反间谍机关的主动权。首先，戴、文决定派遣黄埔六期出身的特务、杭州警察局指导员王树人当一名文友社的看门人兼收发，实际是这座机关的我方特工总负责。因王是瘸脚，处处又装出一副无所作为、任人训斥笑骂的司阍模样，不但文友社的程、彭和日方间谍毫不起疑，就是戴笠派进文友社的特工人员也没有识破王树人是他们的顶头上司。

平时，王对他们的指示都是用约定的不直接接触的方式进行联络。接着，文友社聘用记者，程克祥引来了3 名日方间谍，戴笠决定派两名女特工打进去工作。为了不使程、彭和日方起疑，戴笠叫文强通知程、彭，对聘用记者进行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则不用。而戴笠安排的两名女特务，一名安占江，东北人；一名吴忆梅，曾任《上海晚报》记者。两个人不但年轻貌美，能说会写，善绘画，懂照相，而且都受过大专教育，又分别在北平警高和中央警校受过严格的女警官训练，骑马、射箭、打枪等样样皆精，是两位特工全能人才。戴笠、文强还预先对她们训练一番，既不能太露，以显出马脚，又不能装得太“笨”，反不被录取。果然是一试就中，又没有令程、彭和日方间谍起疑。

第二步，戴笠、文强设计遏制企图进入文友社的日方间谍，而对已经进入的则试图赶走，这样不给日谍在文友社的立足之地，以便于我方特工人员的活动。程克祥介绍了3 名日方间谍，文强提出须进行考试、审查资历，有可靠的保证人和保证金，以便确定工资待遇为借口，使3 名日方特工知难而退，主动提出不计报酬，只为爱国尽义务，文友社的汽车司机也是程克祥引来的日方间谍，且十分狡猾，很难对付。安占江提出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在日方特工中煽风点火，散布流言，说这个司机很骄傲，看不起中国人，要对付他。结果日谍作贼心虚，把这名司机以自动辞职为名调走。随后，戴笠指示文强暗中商请朱学范介绍了一位爱国司机陈阿毛应聘，与王树人配合，可谓珠联璧合。

第三步，戴笠、文强继续通过章乃器先生、胡子婴女士这两位爱国夫妇对程、彭施加影响，促他们坚定地站在抗日救国一边。程、彭受当时抗战大潮的影响，也逐渐向戴笠、文强一方靠拢，最终成了一边倒，文友社也完全成了不文不友的反间谍机关。安占江、吴忆梅则以文友社记者为掩护，深入到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内，调查搜集各种情报资料，每天向文强、戴笠汇报，甚至把日谍的行踪及其在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联络点、关系人等重大情报，都基本上调查清楚，对淞沪抗战贡献甚大。安、吴二人还按照戴笠的指令，将同文书院内以教授面目伪装的日谍上尉福田信一引诱出来，绑架到南市警察所关押起来。

中日之间高水平的间谍斗争是在戴笠与日方一流特工高手南本实隆少将之间展开的。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拥有发展军工生产的巨大潜力，同时也是远东的国际经济中心之一。一方面，在中国最高统帅部来说，是志在必保，由此蒋介石把70 万国军精锐投入战场，甚至把自己多年积聚起来的老本：黄埔之花毫无保留地全部调上前线；另一方面，在日军最高统帅部来说，也是志在必得，企图通过迅速攻占上海，实施中央突破，打击中国持久抗战的决心和能力。

淞沪战役打到9 月底，战场态势进入相持阶段，呈胶着状态。蒋介石对战场形势忧心如焚，如果就此撤出淞沪战场，国际国内对抗战的信心都将动摇，抗战前途殊难逆料！如果继续拚下去，70 万精锐即使全部拚光能挽救颓势吗？后果亦不堪设想！恰在这时，出自宋子文的谋略，依据《九国公约》，请欧美列强出面调停、干涉、制裁日本，所谓《九国公约》，是指1922 年2 月6 日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各缔约国享有在中国通商贸易和开办企业的“机会均等”权。

宋子文提出让《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解决中日争端，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等人为首纷纷出面调停，使国民党内一部分高层领袖人物欢声雀起，认为是一着置日本于死地的好棋，就连戴笠也把《九国公约》看成救命符，认为上海有救，和谈成功就是胜利。但是，曾在杭州警校内与许多学者研究过日本问题多年的文强提醒戴笠：“要谨防中敌人缓兵之计。”戴笠是悟性极高的人，他略一思索，兴奋地在文强肩上一拍，认为“谨防”二字说得好，他一定要在电话中向校长禀报。

《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干涉中日战事，确使日本方面一时处于被动，不得不有所对策。于是，日军统帅部急调原在华北的间谍老手南本实隆少将秘密潜赴上海，主持上海方面的特工活动，迅速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部署，并伺机暗杀动员外交调停的核心人物宋子文。

南本潜赴上海的情报，很快被戴笠派遣打入日本军方的谍工人员侦悉，迅速电告戴笠知悉。南本实隆是位中国通，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相当深入，因久在平津一带活动，能说出一口流利的略带天津音的中国话，且外表忠厚至诚，朴实无华，内则奸诈阴险，诡计百出，应付各种险恶局面皆能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因而得以成为日军大特务头子土肥原、松室孝良的得力助手。南本在华北、内蒙和东北等地，曾多次破坏戴笠布置的特工组织，仅被其打死和逮捕的特务处特工人员就有数百之多。戴笠对其有切骨之恨，以至不呼南本之名而呼其为“毒蛇”，屡次设计要在华北将其干掉，皆因南本以变幻莫测之功而滑掉。南本潜赴上海之初，戴笠的计划就是将其干掉，以泄心头之恨。他考虑到南本到达上海后，必定要在同文书院和日本虹口海军俱乐部露面，戴笠已在这两处日谍巢穴安排了内线，其行踪将不难掌握。难的是派谁去执行这一极危险而极艰难的任务。戴笠先将当前集中在上海能够充当这一杀手任务的特务这一排队，分析比较，最后选定由文强担任。戴笠考虑：文强是湖南长沙人，湖南人素有不怕死的硬汉作风，能临危不惧，又是黄埔四期毕业，对校长和自己都很忠诚，不会临阵变节，多年在浙警校特训班和南京谍参特训班工作，对特工情报业务和行动技术熟悉，未出任过公开职务，不被日方注意；办事机警干练，极有头脑，可谓有勇有谋，文武双全。

接下来，戴笠考虑如何说服文强能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他历来的观点是，交代部下去完成危险的任务，宜智取，不宜强攻。戴笠首先打电话给文强，叫他到福履理路自己的寓所来一趟。这处地方本是戴笠保密最为严格的密窟，除心腹亲信毛人凤外，即使文强这样的亲信大特务也不清楚。毛人凤向文强指明地址，并交代只能坐自备汽车去，并且不能直开大门，须远远停下，步行前往。这在戴笠的手法是，未向部下交代任务，已经先声夺人，在心理上让他建立起一种已被受到高度信任的感觉。文强来到戴笠在福履理路的密点，两人先到内室共进早餐。然后戴笠才让文强看了南本潜赴上海的电报，接下来就是一番鼓励：“念观兄，你辛苦，文友社这出戏唱得不错，你还得再唱一出全武行的苦打戏，我考虑由你出马最为妥当。”戴笠介绍了南本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他的外貌、身材后，问道：“老兄有无左轮手枪，西服可多做几套，配几名得力助手给你，由你自己挑选，作好出马的准备吧！”

“希望老兄多动脑筋，为国诛患。”说完，戴把准备好的1 枝马牌3 号左轮，配有30 发达姆弹，连同500 元特别费一并推到文强的面前。这一连串的动作和气势，已使文强几无退路可走，但又不敢贸然接受。戴见他面有难色，已知其意，结果又一顶高帽子戴到文强头上：“你的兼职多，事太忙，我很了解，再忙你也干得下来，不必推辞，不要被一个难字挡住了前进的道路，要做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这一番恰似战前动员的思想鼓动工作，不但无丝毫霸气、杀气，而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激之以义，可谓淋漓尽致，不由得文强不生出一股豪气，愉快地接受任务。临告辞出门，戴笠叮嘱文强说，这次谈话不可告第二人，此间会见地点也不可告人，以后无他的亲自电话，请不要来。

4 天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南本到上海后，撇开外围，用掏心战术，直接用重金收买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国民党原八十七师参谋长杨振华，要其提供中国军队的情报。岂知杨此时一方面激于爱国大义，不甘就此堕落为汉奸，二是慑于在戴笠身边当一个别动队的参谋长，不敢贸然出卖机密，也用了一个脚踏两只船的办法，把这一情报向戴笠报告。戴笠迅速以变应变，重新精心设计了一个新的计划，交代文强执行。

戴笠第二次在福履理路紧急召见文强，一见面就说：“该死的毒蛇出洞露面了。他们急于要赶在九国公约国开会之前，完成攻下上海的任务，你判断陶德曼奔走和谈是缓兵之计，幸好我已向校长禀报。你的见解证明毒蛇的活动恰恰就是和谈为假，进攻不渝为实。我们的方针要有针对性，不到时候不诛此蛇，且看他如何横行，一定要掌握他的三魂六魄，使他落入我们布置的陷阱之中。毒蛇所需要的是情报，手法是以重金收买奸逆，到处混进他们潜伏的间谍。这是毒蛇在平津地区活动的一套规律，我已摸熟了。毒蛇已经用自上而下的办法，企图收买杨振华这位王敬久手下的前参谋长”，“我决定将计就计，要杨金蝉脱壳，推荐你顶替他以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甘心为虎作伥的面孔出现。他们要通过全面的考验，然后再谈其他。毒蛇要杨约你于今晚8 时前往静安寺路100 弄10 号见面。到达时，按门上的电铃，有一妙龄女仆开门，问‘是李先生吗？’你说‘是’，就可随她进去。你的化名杨已取好，叫李文范少将，你得注意，千万不可露出马脚。我已电军委会，在职员名册中，加上李文范少将高参的虚名，以免有内奸去查册误事。你好好准备去与毒蛇见面。不必带手枪，也不要带任何男女，自备汽车，换换牌照。见面后问到年龄可报大一点，日本人不到50 岁出头不会有少将官衔，中国人不讲这些，也得大几岁好。此去不要忘记是英租界，这一次不暗中派人保护你，以后也得派。问题是他们为何不约到虹口日租界，也不是旅馆和公共场所？可见初次约见，已对你有了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来自杨振华的介绍，杨这个人呀！……”戴笠没有再说下去，但是杨却在淞沪抗战后公开投敌，可见戴笠的怀疑是正确的。

戴笠的这一番长篇指示，条分缕析，丝丝入扣，恰如给文强上了一堂高水平的特工业务课。最后，戴笠再次嘱咐，要深思初次见面的对话，使其百分之百相信，“陷阱就在你的脑子里”。上完“课”，戴笠问文强有无困难，文强已经信心倍增，愉快地回答，还没有和毒蛇见面呢，有困难再来请示。

于是，彼此哈哈大笑。一切果如戴笠所料。第一次见面，双方只是了解证实对方身份，并约定过两日到虹口海军俱乐部进行第二次会谈。临分别，南本送文强一大捆东西，文强带回苏浙行动委员会办公大楼。戴笠一听，勃然大怒，指着文强的鼻子大骂：“你怎么会将毒蛇赠礼不加考虑地带回来了？试问一声爆炸，玉石俱焚，那还了得吗！”戴越说越急，连声音也沙哑起来。

当即由行动技术专家余乐醒在楼下大院里加以各种引爆试验，终于证明不是炸弹，拆开点数，竟是1 万元法币。

一场虚惊，颇使文强不快。戴笠由此又引出一通宏论，解释说：“老兄沉着应变的精神可佩，我的警惕过头也是不得已。过虑则愚，过敏则乱，不如此则怠，不认真则万事无成。全胜而败不如积小胜而大胜。剑及履及，步步以慎敌之心，则有备无患。反之，掉以轻心，事无不败之理。”说完这番充满哲理的话，戴笠还用剑拔弩张的字体写下上述之词赠文。如此一来，文不但转嗔为喜，而且对虹口之约勇气倍增，心明如镜，毫无后顾之忧。

文强第二次赴约，南本实隆开始抛出底牌，急欲了解4 件事：一是中国统帅部之抗战决心如何？二是对日作战之动员兵力配备如何？三是九国公约之制裁倡仪是否出自宋子文部长的谋略？四是对陶德曼奔走和谈的看法？文强按戴笠事先部署，以下次作答作借口，约定两日后再谈。

第三次赴约前，戴笠指示文强，引蛇上钩已成，但要严防脱钩，关键在假戏真做，以解对方燃眉之急，而且附带目的在于骗取一笔巨款，以充军饷。

别动队万人所需，如有200 万元到手，则两年饷糈无虞，这一任务必达成。

据此，文强闭门造车，写好4 题的答复提纲，经戴审定修改，嘱咐留存底稿，上报校长备案。

第三次虹口会议，文强抛出第二题，骗取日方同意支付200 万元的承诺，并当场由南本在名片上签字。戴笠认为日本人素来小气，南本在华北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200 万元的兑现难免有变。

果然，第四次会谈，200 万元现款未能到手，双方周旋的结果是4 题总代价为400 万元。

第五次会谈，文强只拿到40 万元现款，余下的360 万元南本只同意开支票，条件是文强必须把另外3 题答案交出。戴笠评价40 万元可作小胜，反谍大胜的考验是360 万元支票交付后能否兑现。

第六次会谈在赫德路某号进行，这处房屋原是特务处特务刘戈青租赁的，因租期于下月期满，戴令其悄悄搬走，腾空作为会谈地点，并开始利用这处地方为干掉南本预作准备。这项计划连文强也没有预知。由此足见戴笠谋划之深远，确有神出鬼没之功。这次会谈，南本交付支票，但提出须在三五天后提取，且须按9 折支付。然而却不能转出户头。这一次，南本又抛出一个新问题，要求文强作为内应，暗杀宋子文，答允可以先付10 万酬金，事成之后不会少于百万之数。此题文强佯为应允，回来后当即向戴笠汇报，戴不禁大吃一惊。

戴于是问文强，这出戏是不是到了收场的时候，我看毒蛇提出了宋子文，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使我们提高警惕，要加强对领袖、何部长等的安全戒备。我们引蛇上钩，不止于骗款，更大的目的是在华北给他滑掉了，这次不容许再滑掉。戴接着分析：“对杨振华这位参谋长，我很不放心，假如他向毒蛇方面说了什么话，你的活动就会被他们监视，接着也会对你下毒手。你考虑过没有。”文强被戴笠如此一提醒，不禁毛骨悚然。当即，戴笠下令由文强去安排，就在赫德路会谈地点除掉南本实隆及其一伙，外围行动则由戴吩咐赵理君、王兆槐去干。

第七次会谈，文强再次骗到5 万暗杀宋子文的酬金，并约定第八次会谈仍在原址，具体商定暗杀计划。

文强归来后，向戴笠汇报了会谈经过和除掉南本一伙的布置。戴笠则分析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形势很严峻，陶德曼和谈调停落空，我们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南本许诺的400 万元代价，只到手46 万元，其余的支票经查询正金银行，答复不能转户，还要一星期才能办到。戴分析这其中有诈。多方迹象表明，明日的鸿门宴看来要落空。戴甚至后悔，不应该贪图金钱，应在第七次会谈时就干掉南本实隆这条毒蛇。

第八次会谈，戴笠布下天罗地网，专等南本来钻。但文强等人一直等到午后6 时，也没有见到南本一伙人的影子。戴笠打来电话，要文强立即撤退。

在银行家贝淞荪家里，戴笠告诉文强，日军已从金山卫登陆，全用不着我们对4 个问题的答复，对暗杀宋子文也已不感兴趣，并吩咐文强迅速准备从上海撤退事宜。

总的来看，戴笠指挥文强对南本之斗，其7 次会谈，每次会谈前戴笠均对文强作出详细指示，其分析判断之准确，有如剥茧抽丝，丝丝入扣。确是特工中的顶尖人物。然南本亦属一流特工高手，在间不容发之际，不但自己拔脚溜掉，而且300 多万元巨款未被戴笠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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