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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8/21 阅读次数：7 字体大小: 【小】【中】【大】

06_1 “兵谏”之说

南方初定，戴笠按蒋介石的要求，迅速把大批特工力量北调，用于华北和西北方向。对于西北，蒋介石指示戴笠，一方面要加强对红军的情报工作，侦查红军的行动，一方面要密切注视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动员张、杨按照中央的既定部署进行“剿共”，配合中央军对避居西北一隅的数万红军作最后一战，以竟“剿共”全功。据此，戴笠在指示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加强情报工作的同时，对西北区的组织进行适当充实调整。一是将各地特务机关中吸收运用的一些中共叛徒抽调西北区，把他们送到第一线和中共作战，策略是“以共制共”；二是内定调特务处的反共专家、上海区长王新衡接任西北区长，以加强西北区的反共特工活动；三是调西安军警宪联合稽查处中校秘书毛人凤任特务处机要室秘书，专职负责处理有关西北区方面的情报和业务，以加强对西北区业务处理的速度和效率。毛人凤也从此参与处理戴笠的机密事项，并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0 年，成为戴笠的心腹亲信和团体事业的看家人与继承人。自此，西北区的特务工作成为戴笠关注的主要方向。

对于戴笠来说，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是注视得较晚而又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地区。特务处成立之初，戴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对华北各省渗透得较晚，对西北地区就抓得更晚了。从1932 年至1933 年，西北陕甘地区只有一些零星的情报活动，直到1934 年，才开始派陕西华阴人、黄埔一期生马志超任陕西省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市警察局长。马志超原任蒋的嫡系八十师团长，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失败，一怒之下投奔戴笠。

戴笠的原则是：但凡有黄埔老大哥来投奔，即使是“大饭桶”一只，“大草包”一个，也是一律来者不拒，其原因：一则可以提高他这个黄埔六期生的身价，二则可以加强特务处的“黄埔系”色彩，增强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三则可以运用老大哥的关系，呼朋引类，加强特务处的实力。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此时，戴笠急于加强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马志超又是老陕，人地相宜，立即被派往陕西。这是戴笠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站组织。

真正使西北地区的特工形势力之一变的是1935 年。这年的1 月1 日，蒋介石到杭州浙警校视察，并由戴笠召集警校的高级特务听蒋训话，蒋作了题为《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的讲话。蒋对特务工作历来是讳莫如深、黑幕重重的，很少有系统的长篇讲话，也从来不以书面见诸文字。一般说来，对戴笠或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务，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因此外人很难了解和研究蒋的特工思想。而蒋这次在浙警校的讲话却是个例外。蒋在这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其实只有两句话：“第一，绝对服从命令；第二，不许自作主张”，要求特务工作的内容就是做领袖的耳目与手足。并指示戴笠迅速在全国各地建立特工网络，加强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耳目与手足的特殊功能。根据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戴笠进一步调整部署，强化外勤机构的建设，并把西北地区特工组织的建立列为特务处的工作重点。

1935 年10 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急调在湖北境内“剿共”的十几万东北军星夜开往西北，由张学良以“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身份，指挥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共30 万大军与红军作战。为适应西北剿共的需要，戴笠除迅速成立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区的特工活动外，又相继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等省一级的组织，单就针对陕甘宁边区而建立的特务组织就达20 多个，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提高特工效率，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支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无线电分台，配置各地特务组织的电台达到30 座左右。除此之外，戴笠对西北区还规定了4 个工作对象。

第一工作对象是红军，要求西北区以所谓“看不见的力量”，一方面广泛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供蒋介石和西北“剿总”“剿共”时作进剿决策的参考，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各地大肆搜索侦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及爱国青年学生，以维护蒋管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

第二个工作对象是张学良和东北军。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一批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和进步人士的活动，防止他们对蒋有怨恨情绪，消极对待“剿共”军事。

第三个工作对象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在西北方面，戴笠对杨虎城的注视是仅次于共产党的。但杨虎城是位使戴笠很伤脑筋的人物。为了能及时掌握杨虎城的活动情况，戴笠曾经试图用财、色、官等手段去收买杨虎城的妻妾和身边的亲信，但很久不能得手。在一个社交场合，偶然发现杨虎城派驻南京、武汉的办事处长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十分活跃，戴笠立即计上心头。

他请自己的玩友、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夫妇出面，与胡逸民、向友新交上了朋友，然后又在交际场中安排戴笠与向友新见面，两人一拍就合。戴吸收向友新加入特务处，由向友新将杨虎城身边的内幕情况向戴全盘托出，并陆续把杨虎城手下办公厅主任、军需处长、宪兵营长、兵工厂长等逐次收买过去。不久，向友新与戴笠的暧昧关系被胡逸民发觉，胡因此而与向友新离婚。

以后戴把向派遣到冀东给大汉奸殷汝耕做秘书，另派一个女特务、自己的情妇周志英双双去监视殷而又互相监视。向友新后来改名向影心，由戴笠介绍给大特务毛人凤做老婆。

自打通向友新这一关后，戴笠手下的特工系统对杨虎城的情报源源而来。马志超曾经数次向特务处报告：“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绰号杨九娃，土匪出身，不大识字，机智过人。他思想左倾，关系复杂，在政治上八面玲珑，各方面都拉，来者不拒。他身边什么人都有，刘湘、龙云、韩复榘都有代表在西安和他联络。他包庇利用大批共产党左倾人物，对他的影响很大”。“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徐州人，共产党员，为杨虎城亲信”等等。戴笠得到报告后，立即指令西北区和陕西站加强对宋绮云等杨虎城身边人员的监视，弄清其活动，伺机加以控制等。

第四个工作对象是驻防在西北地区的中央军，但是对胡宗南的第一军是个例外。

戴笠对西北地区形势最忧虑的是害怕张、杨一旦联手，共同消极“剿共”，要求抗日救国。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那就会完全打乱以至延误校长一再强调的“剿共”大局。因此，戴笠多次指示特务处西北区，要充分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下级军官之间的不和，扩大裂痕，挑拨两军关系，实行分而治之。

当时，特务们要利用这种机会的确是很多的。1935 年冬，十几万东北军开赴西北，大批东北人涌入西安，但并不为十七路军欢迎。“西北剿总”成立之初，连一个办公地址都找不到。双方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从居住争房、看戏争座到上街争路，动辄争吵打架，甚至相互开枪，双方有很大的恶感，以至一些中上层军官也疑忌对方将有不利举动等等。西北区的特务们更是借此大肆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企图使之火并。

但是，张、杨都是国民党军队中极有政治头脑的高级将领。他们都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是一个“分则共亡、合则同存”的利害关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学良叫自己的朋友高崇民到西安，介绍与杨虎城认识，专对双方的中上层关系做沟通工作，立见成效。为了麻痹特务处西北区特务们的监视活动，张、杨进一步商定了“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以掩护双方的关系，避免蒋的怀疑。果然，张、杨的这一手不但瞒过了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复兴社、特务处、CC 系、政训处等各个方面的特务，以戴笠如此机警过人、老奸巨滑的人居然也被瞒过。由此导致蒋介石对张、杨的估计不足，在已经出现种种“异常”迹象的形势下，仍然轻入险地，误入虎穴，最后发生西安事变，造成戴笠一生中特务工作最大的失败。

戴笠第一次得到张、杨将有异动的情报是在1936 年12 月初。在这之前，蒋介石以避五十大寿为名，来到中原古都洛阳，先后往返于西安、济南、太原、兰州之间，与各方面的军政大员进行会谈，秘密进行军事上的部署，催赶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对陕北红军进攻，然后集中数十万中央军完成对红军的最后一击。

12 月初，蒋介石回到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小憩。戴笠于此时匆匆从南京赶来，向蒋递交一份重要情报：“根据西北区长江雄风的紧急报告称，张学良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正在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详。”蒋立即指示戴笠弄清详情，注意保密。

戴笠回到南京，立即指示江雄风火速弄清张、杨与陕北红军的接触情况。

江雄风是浙江温岭人，黄埔二期生，1936 年1 月接任西北区长，与胡宗南的关系尤其亲密。这时，江雄风已被胡宗南向戴笠要去第一军工作，只因新任区长王新衡没有到职而暂代西北区长。不久，江雄风得到进一步的情报，张学良身边的亲信传出，张、杨将采取“兵谏”方式，逼迫委员长停止“剿共”，领导抗日。戴笠获此紧急情报，立即亲自飞报蒋介石。因蒋此时即将赴西安，身入险境。如江雄风提供的情报属实，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蒋介石因为平时头脑中灌满了特务们密报张、杨“不和”、“冲突”

的情报，分析张学良素讲忠义，对蒋很迷信，决不会出此异谋，因而认定戴笠提供的所谓“兵谏”情报是谣传，丢到一边置之不理。戴笠因为对张学良私交尚好，故也认为“兵谏”之说可能来自张手下个别极端分子的企图，没有继续深究，就此放过。蒋介石放弃了唯一一次可以避免西安事变的机会。

06_2 “到西安与校长共生死”

1936年12月12日凌晨3 时，张、杨率部发动兵变，将蒋介石及数十名军政大员扣押在西安，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西安事变发生。事变之前，戴笠因事滞留南京，未随蒋一起去西安。这一天，南京与西安的所有通讯联系突然中断，即使是特务处陕西站和CC 系特务设置的秘密电台也不例外。

南京最早知道西安事变的消息，既不是来自CC 特务系统的西北区和陕西省特务室，也不是来自戴笠特务处的西北区和陕西省站，而是12 月12 日下午3 时由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发来的电报，全文只有13 个字：“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当时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出于贰心，立即对外封锁有关事变的一切消息，即使戴笠也被蒙在鼓里。只有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知道消息后，立即通知正在上海的宋美龄，火速回京商议对策。

宋美龄星夜赶回南京，当即把戴笠找去查询情况，这个消息对戴笠不啻是个晴天霹雳。尤其使戴笠恼怒和丢尽面子的是：不但事前他未能预知事变的消息，就是事后他还不能掌握西安事变的具体情况。整个12 日一天，戴笠坐镇在电讯总台，连续不断地向西安的秘密电台呼叫，对方均没有回答，戴笠气得跳脚大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戴笠迫不及待地追查责任，才知道事情原委。原来问题出在特务处陕西省站长兼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身上，当初，戴委派马到陕西工作，不过是利用他黄埔一期毕业的“黄马褂”和“老陕”的关系，但知道他干特务工作毕竟是外行，于是派黄埔六期毕业的河南籍特务岳烛远任陕西省站书记，帮助马开展工作，负实际责任。马志超一身兼二职，到任后却是两面工作都不肯放松，为了工作方便起见，决定把陕西省站的内勤机构包括电台一起全搬到西安警察局内合署办公。这一决定，遭到岳烛远的强烈反对。因为按照特务处的工作原则，公开和秘密工作单位必须绝对分开，陕西省站是秘密领导机关，严格禁止在公开的特务机关内办公。

但马志超坚持要“合”，认为：“一切都操在我们手中，用不着顾虑这、顾虑那，工作方便就行了”。岳烛远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得依从。结果西安事变初起，十七路军城防司令孔从周率部首先包围了西安警察局，陕西省站的秘密电台被抄走。马志超和岳烛远因不在警察局里居住，得到消息后，连夜化装潜逃出城，逃脱了被活捉的厄运。事变后，戴笠弄清情况，宣布给马志超处罚，岳烛远给予奖励。不久岳升任特务处河南省站站长、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别动队纵队指挥等要职。

戴笠接到西安方面的确切消息，已经是12 月13 日，电报是由江雄风潜逃后用西北区掌握的其它秘密电台发来的。内容大意是：张杨叛变，校长被扣，生死难卜。以后联系又中断了，可见江雄风的处境仍很危险，西安的形势十分紧张。

蒋介石被扣，对于戴笠来说，确乎是很伤心的。在事变初起的几天里，他哭丧着脸，有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到处乱窜，一筹莫展；有时则如一只被人打在痛处的老狼，绕屋嚎叫，大呼大喊，精神似乎完全到了失去自制的崩溃地步。他每见到一个黄埔同学或手下的大特务，就痛不欲生地哭诉：校长这次一定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如何是好？一开始，戴笠去见何应钦，了解国民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和部署，何应钦坚决主张立即调动中央大军，讨伐张、杨。戴笠又去见宋子文、宋美龄，宋氏兄妹则认为千万打不得，一旦打起来，岂不是要蒋的命，一定要通过政治途径达到和平解决。

戴笠又去见复兴社的高干们，复兴社内分成主战主和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争吵不休。主战派阵营由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等人领衔，主和派以郑介民、梁干乔等人组成。郑介民因为当时受蒋命代理复兴社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现在两派剧烈争吵，郑介民为了避免复兴社被贺衷寒等主战派分子利用，也落得不开会。

戴笠看到南京政府和复兴社内意见如此截然对立，更感到六神无主，一筹莫展，恰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坐了汽车跑到南京慧圆街慧圆里参谋业务训练班，召集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书记长梁干乔、参训班教官余乐醒、政治指导员文强等高级特务开会。戴笠叙述了这两天里南京到处一片乱糟糟的情况，泪流满面地说：“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说完便放声大哭。戴笠对蒋确是有感情的。没有蒋，就没有他的今天。没有蒋，就没有他今后的前途。蒋存则戴存，蒋亡戴亦亡。这是戴伤心的重要原因。情急之下，戴笠居然想出找一名侠士同赴西安救蒋的可笑念头。余乐醒也流着眼泪说：“救是要救，越快越好。飞檐走壁的人，一时何处去找？我愿随戴先生化装混入西安，再想办法。”郑介民、梁干乔则在分析打与不打的利弊和策略。戴笠说：“打吗？不打都难得救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顾虑重重，认为主张打是别有文章”。戴笠接着说：“自古以来，政治如果没武力作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没有武力便是空谈。我看两手都要。不过打不能真打，只能作手段，谈是目的。只要兵临城下，张、杨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戴笠这么一说，大家默然。由于特务处的首席谋士余乐醒此时也提不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大家也就快快而散。

这期间，戴笠每天去晋见宋子文或宋美龄兄妹，了解与西安联络和谈判的进展情况，并逐日与驻甘肃天水的胡宗南保持联系，分析以及掌握西安的形势。

12 月21 日，宋子文第一次赴西安后回到南京，与宋美龄商定，22 日宋子文再次偕宋美龄飞赴西安，与张、杨谈判。戴笠听到消息后，决定冒死赴西安一行，又感到此行风险太大，无异于自动上门送死。但是转念一想：这次西安事变，事先未能洞察张、杨的密谋，遂以酿出这等大祸，事变之后，校长无论是生是死，自己终逃脱不了渎职误国之罪。与其坐等，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随宋氏兄妹冒死赴西安一搏，尚有可为。再仔细分析，此去西安，虽然有如赴泉台见鬼，死多活少。但是也有安全因素：一是张、杨既然同意宋氏兄妹同赴西安，表示事变就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张、杨既已不斩“阎王”，何必又杀一“小鬼”呢？二是张学良与宋子文有姻亲关系，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又是宋美龄母亲倪桂珍的干女儿，张氏父子与宋氏兄妹关系非比寻常，有此两层关系，张必不至于加害宋氏兄妹。有宋氏兄妹保驾，此行当是有惊无险。三是自己与张学良是私交玩友，感情甚笃。张学良素重友情，颇讲义气，有古侠之风，想来不会将我置于死地；想是这样想了，可是临到真正下决心的时候，戴笠又犹豫起来，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自己是个特务头子，早已是恶名昭彰、臭名远播。自己本在南京，尚无生命之虞，如果一念之误，一着走错，误入险地，被张、杨手起刀落，人头落地，我戴雨农岂不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被天下英雄耻笑。如此思前想后，戴笠一时顾虑重重，犹豫莫决，总是下不了决心。值此危及生命的生死存亡关头，戴笠忽然想起挚友胡宗南，胡久在西北驻节，对张、杨所部情况比较熟悉，对天下大势常有惊人之语。何不请其决断。于是戴笠当即去一电，请其决疑。胡很快回电，告诉戴笠，根据胡从各方面掌握的情报分析判断：

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的底牌是握于校长之手，而非张、杨。张、杨发动兵变的目的，无非是逼蒋抗日，洗雪亡国亡家之耻。蒋亡，国必乱，张、杨初衷必不能实现，反成千古罪人。以张、杨的聪明，断不会出此下策。因此校长绝无生命危险。校长不亡，岂有学生先亡之理。戴此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是千古难逢的建功机会，得之终身受用，失之却难逃杀身之祸。胡宗南的这一番话，使戴笠茅塞顿开，去意遂坚。于是，戴笠正式向宋美龄提出同机赴西安营救校长，决心与校长同生死，共存亡。宋美龄见戴笠如此激昂慷慨，心里亦很感动，但嘴上却坚决反对戴同去，认为戴是西安方面观感很坏的特务头子，不去还好些，去会更坏。但戴笠暗中已与宋子文取得默契。宋子文站出来帮戴说话，认为戴、张关系很好，张的左右有不少戴的人。戴去了后，可以发动这些人包围张学良进行说服等等。

宋美龄至此才勉强同意戴笠的要求，但规定戴到西安后不得乱来，以免自取其辱，招杀身之祸，影响大事。

12月21日晚，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集科、股长以上骨干特务讲话。戴笠涕泪交流地说：“校长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为张、杨叛逆所扣押，生命垂危，前途堪虑。我们失职，未能事先明察，致校长蒙难，真是罪该万死。现在唯有尽最大努力，进行挽救。我现在决心随蒋夫人、宋部长飞赴西安，去营救校长。此行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后愿和校长共生死。

同时，你们在家，也要把日常工作做好”。当即，戴笠交代，他走后特务处所属内勤机关和各省站组织要继续加强侦查戒备，并与当地军警宪机关配合，防止坏人乘机造谣，扰乱治安；指示所属密电研译室对桂系、阎锡山、龙云、刘湘、韩复榘等各派系加强监视侦查，以严密掌握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行动。戴笠还反复交代郑介民，一定要随时与胡宗南保持联系，并防止复兴社内部的主战派惹事生非，轻举妄动，一切要等蒋夫人和宋部长从西安回来后再作定夺等。

06_3 铩羽而去挟威而归

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另有宋美龄的侍女、厨师，一行共7 人，从南京机场登上福克式三引擎飞机，直飞西安。

临行前，戴笠经过再三犹豫，还是随身暗藏了两枝手枪。虽然行前有胡宗南对西安形势详细的分析，有宋氏兄妹的“保驾”，但是等到一上飞机，已经绝无退步余地的时候，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再次袭上戴笠的心头。戴笠尽管一生中屡次深入虎穴，最后总是化险为夷，安然无恙，但此次毕竟不同于以往。东北军都是亡家亡土之人，是一群早就被仇恨和屈辱逼急了的疯子，他们连委员长都敢扣押，世界上还有什么事他们不敢做。再说那个杨虎城，早已对我恨之入骨，恨不能把我生吞活剥，以泄其愤。如果再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共分子掺杂在内，还会有我戴笠的好果子吃吗？到那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戴雨农就是有十八般武艺，也只有任人宰割了。如此一想，戴笠只觉得一阵阵寒气从脚底板下升起，直透心田，脸色时而白皙，时而腊黄。

宋美龄是位很细心的人，她早已观察到戴笠内心的变化，于是用她那充满女性温柔和母爱的语调娓娓地对戴笠说：“我虽然至今没有儿女，但蒋先生告诉我，他的学生、他的部下，就是我们的儿女。”戴笠望着宋美龄爱抚关怀的神情，心中一阵感动，稍稍缓解了恐惧和紧张的情绪。

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后，张学良首先登机来迎。宋美龄与张学良寒暄数语后，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张学良、宋子文、端纳、蒋鼎文和戴笠鱼贯而出。戴笠看到机场四周荷枪实弹的士兵，神情仍然显得紧张而又疑惑。机场上，宋美龄与同来迎接的杨虎城坦然握手，然后对张学良说：“汉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张学良回答说：“夫人请便，我不敢检查”。说罢即请他们连人带行李一齐上汽车。只是戴笠带在身上的两枝手枪被没收。

车队一行先至西安市东门里金家巷张学良的公馆，小憩片刻。然后张学良亲送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三人到仅隔一箭之遥的高桂滋公馆去见蒋介石，蒋鼎文、戴笠仍被留在张公馆晚餐，张学良特请原“西北剿总”政训处长、黄埔系著名的“扩大哥”曾扩情陪同。当夜，戴笠被软禁在张公馆的地下室内。戴笠看到这个情形，自知生死殊难逆料，遂留遗书曰：“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也。戴笠。”

第二天，戴笠考虑到来西安后一直未能与张学良单独见面，不知张学良对自己到底作何处置。决定主动作试探性的进攻。他请人找来“西北剿总”

二科科长陈昶新，要求陈带他去见张学良。陈昶新请示张学良同意，陪同戴笠去见他，戴笠一见到张学良，一下子来了个长跪不起，哀求说：“请副总司令千万保全委员长性命”。张学良说，委员长寝食都很好，你可以去看看他。戴笠揣摸张学良口气，尚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当即起来。迫不及待地要去见蒋，张学良只好派自己的副官谭海拿着自己的手令，护送他去见蒋。谁知刚一进门，蒋就怒不可遏地骂道：“你这时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戴笠一声不响，进退维谷，只好缩在门外畏怯不前。宋美龄见状，立即上前解劝，蒋才稍稍息怒，原先铁青的脸色也有了些缓和，形格势禁的戴笠才感到有些松动。当晚，张学良恐有人伤害戴笠，就叫戴住在陈昶新家里。

12月23日开始，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组成的三位一体进行谈判。谈判结果，迫使蒋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6 项条件。

其间，戴笠亦受蒋之命，与西安方面的有关人员讨论了6 项条件中关于“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的具体事宜，并就此发出指示电，对张、杨及其他军官的生命安全作了秘密保证。

12月24日晚，张学良在西安新城大楼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蒋方军政大员，戴笠却于当日受蒋密令，先期赶回南京，进行秘密安排。

12月24日晚9 时，戴笠下机后赶回鸡鹅巷53 号寓所，立即召集特务处代理书记长张严佛和特务队长刘乙光交代任务。这时，戴笠的神情与去西安前已经完全判若两人。他一边笑一边很严肃地对张、刘二人说：“张学良将于明天送委员长到南京来，我已经和宋部长商量好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和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学良到南京的消息千万不可张扬出去，你们要特别注意。”接着又仔细交代“乙光赶紧在特务队挑出10 个人来，要机灵可靠、仪表好的，都穿蓝色中山服，佩带2 号左轮，由乙光带到宋公馆去，看守张学良。”

12月25日下午5 时，消息证实，蒋介石、宋美龄一行已经由西安到达洛阳，住洛阳西工第一分校。因天晚，改于26日下午回南京。蒋介石并面嘱洛阳军分校主任祝绍局来电与戴笠取得联系，进一步指示26日软禁张学良的具体行动。

12月25日晚，戴笠再次召集张严佛、刘乙光进行具体安排。戴说：“委员长决定明日先到，飞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10 分钟后，张学良的飞机到达，你们都到飞机场去照料，宪兵方面，乙光去和他们联络好，派1 排人到飞机场警戒就行了。委员长离开飞机场后，除了宪兵和特务队，任何人都不能在机场逗留。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用我和宋部长的汽车直开宋公馆，乙光带便衣警卫乘汽车跟在后面。”

12月26日下午3 时，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行飞抵明故宫机场，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批军政大员欢迎后簇拥而去。20 分钟以后，张学良的飞机降落。张一下飞机，就被宋子文、戴笠拥上汽车，直驶北极阁宋公馆，由刘乙光率特务队特务监视起来。这时，张学良只要出门，除张与侍从人员各乘1 辆汽车外，后面还分别跟有特务处特务队与南京警察厅的汽车。戴笠十分严厉地对特务们交代说：张学良的车子到哪里，你们必须跟到哪里。从此，张学良开始了数十年被监视和囚禁的生活。

06_4 管束张学良

虽然是一场戏，但终究要演一下的。

1936年12月31日上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军事法庭宣判：“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长官为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

这一天，随同张学良的秘书、警卫人员的枪被宪兵三团团长罗友胜命令宪兵收缴而去。张学良则被戴笠送到太平门外的孔祥熙公馆监禁起来。监禁张学良的工作由戴笠亲自安排并督促、检查。监禁由内外线两部分组成，内线警戒由戴笠派特务处大特务周伟龙负责，带有15 名特务队员，组长由王芳南担任。外围警戒则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带有宪兵特高组7 名组员和1 排武装宪兵，组长由中校处员欧阳湘担任。张学良被关在孔公馆2 楼，不准外出一步，对外严格保密。

1937年1月初，蒋介石又以张学良“勇于改悔，自行诣京请罪”的名义，予以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而扣押软禁起来。

在此同时，蒋介石把戴笠召到中山陵官邸，具体面授“严加管束”4 个字的含义。蒋对戴说，警戒看守工作必须绝对严密，任何人不得蒋的同意不准擅自见张。可以挑选1 名忠实精干的特务人员，朝夕同张住在一起，对张的言行起居逐日秘密记载具报。张可以对外通信，但必须予以严格检查，以便割断他与东北军等有关方面的联系。张的居住地点和房屋要绝对秘密，而且要便于防守，至少应有1 个连的武装警卫看守。这1 连守卫要选择确实可靠、并且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充任。可以让张学良有选择地阅读一些书报，但必须经过检查批准，不许张本人自行订阅。如查出看守人员中有与张学良私自勾结者，即行枪毙，并且唯戴是问。蒋进一步规定：如果住地移动，更要机密，万不能让张趁机跑掉。平时，对张不是死死关着，应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等等。这就是蒋对“严加管束”4 个字含义的规范和具体化。在实际看守过程中，戴笠不但严格遵守，而且进一步充实发展，确实使囚禁张学良的工作做到了万无一失。

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激起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愤怒。西安方面强烈要求蒋介石遵守在西安的诺言，释放张学良。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与蒋的军事威胁进行对抗，西北的内战形势一触即发，十分险恶。为此，蒋介石采取挟张学良而号令西安的手段，指示戴笠利用原四维学会中几位东北籍理事的关系，在南京与西安之间进行斡旋，分化瓦解西安方面对南京的对抗局面。

戴笠受命后，立即于1936年12月31日分别发电邀请在武汉、北平、西安等地的“四维学会”东北籍理事王化一、阎宝航、王卓然、关吉玉、吴瀚涛等人到达南京。1937年1月4日，戴笠带着蒋介石关于处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腹案从溪口回到南京。当天设晚宴请王化一、阎宝航、王卓然、关吉玉、吴瀚涛吃饭，商量解决南京、西安对峙的办法。戴笠鼓动如簧之舌，对“四维学会”的东北籍5 理事说：“我和宋子文部长一同见委员长，力请从宽处理张副司令。宋部长带回委员长给叶楚伧秘书长亲笔函件，请他转达林主席，务必通过对汉卿先生的特赦令。但今天中央开会时，争辩很激烈，特别是戴传贤等一班元老，主张处以极刑。经宋部长力争，林主席极力调解，结果准予特赦，严加管束，留京察看。又经宋部长争辩，只取消‘留京’字样，宋部长已赌气返回上海。目前西安方面，又有军事行动，诸位和张副司令及在西安的东北军政首领，关系密切，请共同商量办法，一方面顾全‘中央’威信，一方面要和平解决，并请转达在南京和北平的东北人士，保持安静，以免节外生枝。”

席间，5位理事把上午在中央饭店商量的两个条件提出，第一，无论如何不能对西北用兵；第二，必须释放张学良，才能彻底解决西安问题，并请戴笠再返溪口，向蒋陈述以上解决西安问题的两个条件。

1月5日，西安将领由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领衔发表了要求释放张学良的歌电。蒋介石则派顾祝同为总司令，刘峙为副总司令前往洛阳，准备对西安作战，形势更趋紧张。

蒋介石深知中央一旦对陕用兵，损失将不堪设想。因此，蒋在军事上作强硬表示的同时，决定采用缓兵之计，从长计议。在这种情况下，戴笠经请示蒋认可，决定暂时同意5 位理事在4 日提出的两个条件，考虑由蒋、张同时出面，阻止双方军事接触，准备和谈，以作缓兵之计。1 月6 日上午，戴笠又去陵园孔祥熙公馆会见张学良，提出以上设想，张表示同意。并提出可以由他写一封亲笔函件，由王化一、吴瀚涛专程赴西安一行。

1月6日晚7时，戴再次邀王化一、吴瀚涛吃饭，席间传达了蒋、张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戴说，宋部长昨晚已由上海去溪口，他即赶去同宋部长一起商量，阻止洛阳大军前进。席间，戴并转达了张学良反对用兵以及盼望与蒋见面的想法。戴笠还谈到在监视张学良的问题上，他和何应钦发生了争执。因两人都请求由自己派人监视，蒋裁决：大门以内由戴笠派便衣特务看守，大门以外由何应钦派宪兵把守。去看张的人，何、戴都有权核定。戴笠告诉王、吴，张副司令这几天饮食方面，颇不习惯，求戴找他常用的厨师来南京照顾他。王化一当即机警地追问：“照你这样安排，副司令是不是一时回不去西安？”戴自知失言，连说：“那不一定，那不一定。”

1月7日，经戴笠安排，原东北军政要员莫德惠、刘哲到孔祥熙公馆会见张学良。张表达了：“战端将起，有违初衷”的想法，他叫莫、刘见何应钦，劝阻用兵。当日戴笠乘飞机赶往溪口，向蒋面报与王化一、张学良等人会谈结果，请示下一步的行止。1 月8 日，戴笠带着蒋的两封亲笔信回到南京，一封信给张学良，一封信给杨虎城及西安各高级将领。下午4 时，戴笠先陪同王化一、吴瀚涛2 人去见何应钦，取得了“绝对不对西北用兵”的保

证，接着又陪同王、吴去见张学良。双方见面后，戴为了表示对张及王、吴二人的信任，即主动离开。1月9日上午9时，戴笠把蒋、张各1 函交给王化一，送王化一、吴瀚涛乘机起飞赴西安。王、吴征得戴同意，回宁时将带赵四小姐同行。1 月10 日，戴笠奉蒋命再次赴溪口，具体安排将张学良解囚于奉化雪窦寺的事宜，以避开南京许多人的看望、说情。1 月11 日，王化一、吴瀚涛在西安完成了传达的任务，因东北军内和、战两派意见分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王、吴回到南京。1 月12 日，戴笠从溪口匆匆返回南京，听取了王、吴西安之行的情况介绍。戴笠委婉地说：“宋部长和委员长闹脾气”。

王、吴估计情况不妙。戴笠问王化一，传说西安满插红旗，军人帽徽也和红军一样，确否？王化一推说没有注意。当晚7 时半，戴笠陪同王、吴同去见张学良，报告西安之行结果。张学良正颜厉色地对戴说：“不但东北军、十七路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在一起，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在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团结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他又用讽刺的口吻对戴笠说：“雨农，你的特务工作是怎么做的？

连这样重大行动，事前一点也不知道？”戴说：“副司令，我过于相信你了”。

当晚，戴笠同王化一等人一起去首都饭店看望赵四小姐，并许诺第二天陪赵四小姐往晤张将军。戴警惕地追问赵四小姐，杨虎城、王以哲、于学忠诸位有没有信件给副司令？他可以转交。赵答没有。其实，在这之前赵四小姐已把东北军将领要求转交的密件都暗记在心，毁掉信件，以防止检查。

蒋介石因在西安事变中腰部摔伤、家兄蒋锡侯病故，加之在南京常有人登门为张学良说情，故决定回溪口一边为家兄治丧，一边疗养，同时也躲开为张解脱的说客。并指示戴笠也将张学良解囚奉化。

1 月13日上午11时，戴笠、米春霖、贺耀祖陪同张学良飞赴奉化。第二天，米春霖携带解决西安问题的甲、乙两案返回南京，15 日飞西安。在这以后，由于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少壮派杀害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军长的二二事件，造成东北军分化解体，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营救张学良的一线希望破灭。

张学良于1 月13日到达奉化后，先住武岭学校，几天后移住雪窦寺。张的住所，由戴笠以军委会名义将建在寺侧的中国旅行社的十几间房屋全部包租下来，改称“张学良招待所”，内称“特务处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特务队先由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赵世瑞负责，没有几天，又派特务队队长刘乙光接替。特务队设有队长、队附、副官、事务员各1 人，另有便衣警卫约30 人和1 个连的武装宪兵。戴笠对刘乙光交代：每天都必须在张的身边安排值班特务，监视张的一言一行、逐日记录，汇总具报。在内围特务和外围宪兵之间，要互相制约，互相监视，防止勾结串通。特务队的特务和宪兵连的宪兵，都必须由南方籍的人充任，以防东北籍士兵的混入。

在溪口，张学良每次接见东北籍的人士，戴笠都要自始至终陪同，使张与来人无法深谈。不久，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和赵绮霞分别来溪口陪伴张学良，戴笠照例指示刘乙光派人监视。戴笠规定，张学良可以在东至宁波、西至新昌县的40 公里范围内活动，但必须受到严格“保护”。其实一般只能在千米以内的范围内活动。张学良所读的书报也都是经蒋指定和戴严格审定的。

蒋决定囚禁张学良后，曾经保证张学良赴京安全问题的宋氏兄妹为之深感内疚。宋美龄因此当着蒋、戴的面，要蒋嘱咐戴笠，不许对张乱来。到溪口后让汉卿能自由走动，可带几个携带武器的亲信卫士，照顾生活，允许老友探望，允许对外通信等。蒋、戴当时都一一承诺，实际上这些诺言大都没有落实。不过，由于戴笠与张的私交甚好，戴在生活上对张还是关心照拂的。

06_5 一宝押中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迭次追究有关方面人员的责任。首先受到处分的是原“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长曾扩情，这两人都是蒋原先放在张学良身边，对张、杨起监视作用的。由于未尽到事先察觉和防范之责，特别是曾扩情在事变初起后，竟然应张学良的要求，向全国民众广播，上书蒋介石，致函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要求蒋和南京方面接受张、杨抗日救国的条件。蒋介石回到南京大骂晏道刚“无用”，曾扩情“无耻”，并立下手令一道，申斥“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于是，当年颇受戴笠尊敬的“扩大哥”被戴笠关在特务处南京羊皮巷看守所内，成了戴的阶下囚。但是戴的人情练达之处也就在这里，曾扩情被扣押后，戴笠对看守所长交代，除不能出去外，一切如同他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曾的同学、同事、亲故等到南京，一概可以自由会见。曾扩情后来解禁后，感念这段时间戴对他的照拂，也就成了戴公馆的座上客。

第二个受到处分的是复兴社的高干、军委会政训处长贺衷寒。贺衷寒是复兴社的首席台柱，虽极力钻研苦干，终以贰心之疑，不被蒋见重，导致了他对蒋的怨恨。西安事变发生后，贺衷寒很自然地站到何应钦一边，纠集邓文仪、刘健群等一批复兴社高干和桂永清等黄埔将领，联名通电“讨逆”，企图置蒋于死地。蒋回到南京后，戴笠将这段时期贺衷寒等人在复兴社和黄埔将领中秘密勾结何应钦、兴风作浪的活动情况一一具报，气得蒋对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人大发脾气：“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于是，以出国考察名义，撤去贺的军委会政训处长职务，以示惩戒。从此，蒋对复兴社亦失去信心，并逐步冷落。1 年多以后，终于被并入三青团。

另有一些人，蒋虽然想给以惩戒，只是一时难以下手，只得从长计议。

这当中，蒋极为痛恨的当是杨虎城。蒋在事变后回到南京，当即令陈布雷起草对张、杨的训词。蒋说：“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张天真、阅历浅，由张出面。戴笠几次报告，张汉卿是不主张杀我的，而杨虎城几次要加害于我，是张汉卿自己派卫队，严密保护我的。”由此，蒋把西安事变的全部怨恨都集于杨虎城一身。只是苦干杨虎城在西安带兵，蒋难以立下杀手，只得耐心等待机会。1937 年3 月，经宋子文、顾祝同授意，杨虎城两次主动到杭州见蒋，意在“恢复感情”。蒋怨愤难消，仍然借骂张学良而斥责杨：“张汉卿是这样一个人，虎城竟跟他走，真是我意料不到的。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历史，也毁灭了部队的历史。”4 月16 日，蒋介石通过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指令杨虎城“辞职出洋”。6 月29日，杨虎城带着军委会拨给的15 万元出国考察旅费，偕夫人谢葆贞及儿子、随员等，从上海港乘“胡佛总统”号轮船，赴欧美考察。

最后剩下两个难以处分的人是戴传贤和何应钦。戴传贤是党国元老，何应钦是军政部长，这两个人在西安事变初起时，是力主讨伐的强硬派代表人物，且竭力阻止宋美龄亲赴西安调停。何应钦并迫不及待地出任讨伐军总司令。蒋回到南京后，对戴、何的做法深为不满，但当面又不好发作。结果，在1937 年1 月宋美龄发表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假宋美龄之口，不指名地讥讽戴、何的做法和见解，还不及她一个妇女，对他们进行了含蓄的鞭挞。

戴是一个封建礼教思想很浓的老夫子，如何受得了这等侮辱，气得在家里大动肝火，抓起1 把拂尘将1 只花瓶打得粉碎。他认为宋美龄不足道，问题在蒋介石竟容许宋发表那样的话，说明这是蒋的指使。至于何应钦，蒋早已认为他心怀贰志，终在后来把他从军政部长的座位上拉下，由蒋的亲信陈诚顶了上去。

蒋介石一阵拳打脚踢，对西安事变的有关责任人员该关的关、该撤的撤、该赶的赶、该骂的骂，可谓痛快淋漓。但是对西安事变最重要的责任人戴笠却是恩宠倍至。这在蒋介石来说，固然有戴笠原先转报的江雄风关于“兵谏”

之说的情报记录在案，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戴笠冒着生命危险赴西安救驾。戴笠在与郑介民等大特务们见面时，彼此弹冠相庆，俨然以第一功臣自居，甚至把自己此行同当年蒋介石在永丰舰上护卫孙中山总理脱险相比。他对蒋介石的侍卫副官居亦侨感慨地说：“老哥，我是冒险去的，你虽然被软禁在新城大楼，但还安全，我这几天，真是胆战心惊、度日如年啊！”

戴笠的西安之行，使蒋对戴的作用重新加以审视认识。蒋在一生中，虽把特务工作摆在极重要的地位，可谓之时刻不忘，但在公开的文集和讲演中，提到戴笠二字的只有一次，这就是在《西安半月记》中。由此可见，蒋对戴笠的西安之行是极为感动的。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又提到戴笠一次，这都使戴引为不世殊荣之事。西安事变之后，戴笠患慢性盲肠炎在上海英租界宏恩医院动手术，蒋介石特地叫宋美龄代表他去看望，宋美龄并亲自关照医院，没有完全痊愈，不准他出院。这是蒋对心腹亲信很少给予的殊荣。这在西安事变之前，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恩宠。难怪连当时专程赶到上海看望戴笠的胡宗南，了解到个中情形，也不禁羡慕和嫉妒起来。

蒋在西安事变后，完全解除了对戴的防范和疑虑，自己的警卫工作也全部交给戴负责。侍从室一处三组专门负责蒋的警卫工作，该组的警卫股长、特务股长也由戴推荐黄埔学生陈善周、黎铁汉分别担任，在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王世和调离时，陈两次代理侍卫长。戴由此掌握了蒋的警卫大权。

戴笠的工于心计是无人能及的。西安事变，特务处事前虽有密报，但毕竟没有提出确实证据，因而令蒋疏于防范。这件事因戴赴西安救驾有功，蒋没有深究。然戴不得不做一番戏给人看看。但是，惩戒哪一个人呢？当然，除了自己不能惩戒，首要责任人当是西北区长江雄风，但江对西安情况，已有准确预报，关江的理由不足，况江是黄埔学生，与胡宗南的关系又极好，不可轻易下手。思来想去，戴忽然想起西安事变前一个多月，自己曾下手令调上海区长王新衡任西北区长，因王没有及时到任，等到西安事变爆发，也就延搁下来。既然关江不行，就关王吧。戴笠一个手令下去，“西北区长王新衡因失职，着即撤职查办，交特务队执行。”结果王新衡稀里糊涂地代人吃了几个月的官司。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代人受过的王新衡才被放出。

王见到戴的第一句话就问：“我不知为何要关我？”戴凶狠地说：“你不明白吗？你不服吗？”王说：“不明白，就不服。”戴拍桌大叫：“不服，再关。”于是王新衡又被送进去关了一段时间。

西安事变，戴笠拚死一搏，名利双收，却苦了个王新衡，白做了一个冤大头，到最后也没有弄明白被关押的理由。戴笠奸诈莫测，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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