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_6—9

发布时间：2024/8/21 阅读次数：9 字体大小: 【小】【中】【大】

05_6 交友

戴笠十年打流，十年特工，久在江湖行走，深知人情世故、“兄弟”朋友的妙用，他认为特务工作唯其恶性，尤要善于广与人交，呼朋引类，八方结纳。1936 年6 月21 日，戴笠致电设在福建厦门的特务处闽南站站长连谋，指示：“吾兄工作之成败，其关系不仅兄与弟两人也。故望兄做事少露锋芒，埋头实干，待人接物，必须温和谦恭，用人尤须谨慎。有力者固需罗致，但必须驾驭有方，而予指导考察，更请特别注意。吾人生死与共，荣辱相同，故不惮琐琐奉告也”。戴笠最好的朋友胡宗南是深知其人的。有一次，他曾对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文强说：“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人情世故深，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胡的这一番评语，确是知人知面知心之谈。

戴笠的人情世故，确有深不可测的功力。他每与一个人交往，必先对其作全面了解，掌握其人的家庭、社会关系、个人经历、作风气质、嗜好、弱点、隐私等等，然后根据需要，有备而发，有的放矢。甚至连一个人出生的地籍，当地的社会风俗，也都注意掌握。山东出了个武二郎武松，山东大汉由此也往往喜欢以“二哥”自居。由此，戴笠每遇山东籍的各色人等交往，必谦恭地呼对方为“二哥”，以博取对方好感。

戴笠一生中结交过许多权贵和朋友，但相交最深、保持时间最长的当数与胡宗南的交往。戴笠自己也承认，胡宗南是他平生唯一知己。在特务处内部，特务们习惯当面称戴笠为戴先生，背后称戴笠为“老板”；同样，自戴笠以下，所有特务都不称胡宗南的“军职”，而称其为“胡先生”，这是表示对胡宗南的尊敬；更有一些多年在西北地区活动，对戴胡关系内幕了解比较多的特务同样在背后称胡为“胡老板”。

胡宗南于1925 年春从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先入教导团任少尉排长，参加了两次东征后任该团副营长。北伐中任第一师上校团长，到进军南京时已官至少将副师长。1936 年，胡宗南升任第一军军长，成为黄埔出身的军人中无人可与比肩的第一位“红人”，素有黄埔系“军事领袖”之称，所部“天下第一军”也成为嫡系部队中的反共王牌主力。

戴笠、胡宗南的结合，不但是地域、经历、才气、志趣的结合，更是抱负和野心的结合。在这段时期里，两人的关系越加得到巩固和发展。胡宗南是封疆大吏，手握重兵，戴笠在内廷掌管中枢机要，对高级将领负监视考核之责，双方都需要把对方作为援手，以实现政治上的宏大抱负。从30 年代初期开始，蒋介石就有意把胡宗南的第一师摆在甘肃，作为楔入西北的一着棋，初期意在控制甘肃、青海与宁夏，镇抚三省的土著军队，后期则意在包围和箝制陕北红军。胡宗南调往西北后，每年都要到南京一到两次，向蒋介石述职，请示机宜。每次到南京，照例住在鸡鹅巷53 号戴笠家中，然后两人纵谈天下大势，说到兴奋处，竟彻夜不眠。这期间，胡宗南除了晋见蒋介石以外，大都由戴笠陪同，遍访黄埔一期在宁的同学，意在结纳拉拢。一次，胡宗南与戴笠一起乘江苏省水上公安第五区的小兵舰“大雅号”畅游镇江焦山，适遇避居蒋超雄处的宣侠父。胡、戴都知道宣是黄埔一期中唯一被蒋介石开除的学生，虽被认为是危险人物，但见面时仍握手言笑，欢谈生平，只是绝口不谈军事政治问题。这一天，大家同游寺庙，题字作诗，玩得非常痛快。

1935 年10 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下令成立西北“剿总”，以张学良为“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的职权。戴笠立即下令成立特务处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4 个省区的特务活动，并调大特务张严佛任第一任区长兼“西北剿总”第三科科长。临行前，戴笠在南京对张严佛交代：“胡宗南先生在西北，重要情报可抄一份给他，也可以随时找他帮忙。”戴笠历来把情报保密工作列为悬禁，对任何人都不得泄漏，但此禁对胡宗南却是个例外。当年12 月，张严佛到西安后，与胡宗南初次见面，就把设立特务处西北区对陕甘宁边区布置特务组织，配合“西北剿总”反共防共以及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等绝密事情，向胡宗南作了汇报。

胡宗南居然评点说：“讲到保密，我比雨农要好得多。他好喝酒，高兴的时候什么都谈。我不喝酒，比他冷静”。就是特务们对胡宗南部队军官的检举情报，也不通过特务处转报蒋介石，而是直接报告胡宗南。由此可见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之深，已到了政治上违禁而相互勾结、抱成一团的程度。

戴笠久历江湖，很懂得走江湖的心理和奥妙之处。他认为江湖势力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孔不入，其能量不可测度。特工活动如果能和江湖势力结合起来，其作用之大，正所谓如虎生翼。因此，戴笠在这段时间里，十分重视加深与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之间的关系。在30 年代初中期，杜月笙的势力可以说是遍及上海各界，其人也成了在大上海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无冕市长”。而戴笠在这段时间里仅是个复兴社特务处长，其影响与杜月笙相比，远不可以道里计。杜月笙虽和戴相交已久，但并没把戴放在眼里。真正使杜看出戴的份量，是缘于轰动一时的上海南市太平里的大吗啡案。当时，蒋介石10 年禁烟，结果烟毒越加泛滥，使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观感甚坏。蒋介石一怒之下，宣布撤销隶属于行政院的“禁烟委员会”，另在军委会设立“禁烟总会”，蒋介石亲任总监，督导全国的禁烟运动，并指定戴笠的特务组织协助查缉具报。这时，杜月笙指使顾嘉棠设立在上海南市太平里的吗啡制造厂因与宪兵、特务等分赃不匀，而被破获。这个吗啡厂由宪兵司令部派1 连宪兵看守，结果该连从连长到士兵都大偷吗啡，官兵全部逃走。蒋闻之大怒，下令戴笠彻查。杜月笙一看，这件事究根到底，势必弄到自己头上，就请人向戴笠打招呼，戴只是不动声色，杜又请杨虎出面说情，并以30 万元支票相赠，戴则原物发还。杜无计可施，又转请他的法律顾问章士钊先生邀戴赴宴，戴仍拒不赴宴，一时剑拔弩张，杜很恐慌。岂知，戴在这时却深夜只身访章，声明退款拒宴都是免招人攻讦诋毁，授人把柄。此事决不把杜先生牵连在内，尽管请放心等等。结果，戴笠签报蒋介石批准，只把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长温建刚作为替罪羊，拉出去枪毙，以应付舆论，而杜月笙则安然无恙。这件事，使杜月笙深悔以前与戴的深交不够。从此，杜月笙的青帮势力几乎成为戴笠特务处的外围组织，并有后来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的戴、杜大合作，开创了戴笠建立特务武装的新时期。

戴笠办事无处不用尽心机，即使是结交权贵亦复如此。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宋子文因非常高傲，戴笠总是巴结不上。

但宋子文有一桩公案由于没有了结，心情常因此而郁郁不乐。1931 年7 月23日下午，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未中，而误毙其秘书唐腴庐。当时刺宋的凶手全部逃逸，就连他的司机也下落不明。1932 年因王亚樵刺杀李顿未遂案被破获，始知此案系王亚樵所为，但刺宋的凶手和司机始终没有抓获。戴笠决定在这件事上下功夫，把凶手和司机抓获，必能使宋子文转变对自己的观感。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戴笠终于在1935 年秋天得到线索，获悉这两个人已潜逃苏北扬州、盐城等地。戴笠当即派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和特务处上海区的重要特务沈醉、程慕颐带着提供情报的眼线，先后赴苏北十二圩、瓜洲、扬州、泰兴、盐城等地追捕，将凶手和司机抓获押回上海。宋子文听到戴笠汇报此事，十分高兴。并叫戴笠领着沈醉去见他，当场签了一张5000 元的支票给沈醉以示奖励。沈醉按戴笠的暗示，又恭恭敬敬地退回，坚不肯收。戴笠连声说：“保护部长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不敢受奖。”宋子文听了更加高兴。自此，对戴笠开始亲近起来。

戴笠交的朋友很广泛，大到皇亲国戚，广到三教九流，可谓无所不交。

但论其动机，却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形，一种是用作政治上的靠山，如结交宋子文、何应钦等权贵人物；一种是相互依靠，以作政治上的援手，如结交胡宗南、汤恩伯等实力派人物；一种是纯作利用，使其为特务活动服务，如交结杜月笙等帮会势力；还有一种是通过结交之名，行监视、控制之实，如结交张学良及其身边的黎天才、陈昶新等重要人物。

1934 年初，张学良旅欧回国，被蒋任命为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要东北军南下和红军打仗。但蒋介石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都是不放心的，指示戴笠对张和东北军暗中加强监视。戴笠为了完成任务，采取广泛与张学良身边的亲信人物交朋友的办法，拉拢收买人心，以掌握张学良的动向和东北军的内幕。当时，张学良身边有两个核心人物：一个是机要组长黎天才，他是李大钊一案中被保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因其才干而被张学良引为心腹；一个是机要组第二科科长陈昶新。戴笠认为，要掌握控制张学良和东北军，只要能掌握控制张学良身边的特务头子黎天才、陈昶新就行了。于是，戴笠主动与黎天才、陈昶新交朋友，并与黎天才结拜为兄弟。他经常来往于南京、武汉之间，每次到武汉，除了会见张学良外，照例要与黎天才、陈昶新会会面，并赠送礼品，表示亲热友好。戴笠通过这些手法，掌握到东北军内部的不少情况。这个时期张学良对蒋介石还比较迷信，并当面指示陈昶新说：“你要与他们（指戴笠）把关系搞好些，叫他们了解我这里没有什么事是背着委员长的”。因此，黎天才、陈昶新、戴笠分别成为蒋、张之间的联络人，关系也就进了一步。

在复兴社和黄埔系内部，戴笠为人处世的原则是：远交近攻。即只要不是竞争对手，戴笠都能够极力去交结，以作助力，但对工作性质相近的同行，则极力排挤打击。黄埔一期生、素以黄埔政治领袖和复兴社第一把交椅自居的贺衷寒，因为长期搞的是政治特务活动，戴笠始终把他看得很紧，不断向蒋密报贺衷寒在复兴社和黄埔系中拉帮结派、组织“湖南派”小集团的活动。

由此，贺始终不能见重于蒋。黄埔三期生、复兴社高级干部康泽原先与戴笠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但是，由于康泽在1933 年10 月办起了一个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搞起武装特务活动，也成为戴笠的竞争对手，因而与戴笠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这中间，由于康泽和戴笠两度合作，利用康泽掌握的特务训练机构、设施和经费，帮助戴笠训练特务，使两人的关系得到缓和。第一次是在庐山组织的保卫领袖安全作业演习。在江西“剿共”时期，蒋介石在庐山居住的时间较多，故专门成立庐山警务署，与康泽的别动队一起，负责庐山的内、外围警卫。第二次是在1936 年4 月，戴笠以蒋“与康泽合作”

批语，提出借用康泽办的江西星子县庐山军官训练团的龙云寺，举办一期特工训练班。康泽明知戴笠是假传圣旨、巧取豪夺的故伎重演，但是因对他利害不大，也就同意在星子训练基地专设1 个队，交给戴笠去运用。戴笠由此不但可以利用康泽星子训练基地现成的训练设施与经费为他自己培训特务，而且因星子庐山军官训练团是经军委会正式备案的，毕业的学生可以享受中央军校本部同期毕业生的待遇。这与戴笠办的其他一些训练班连一张中央警校的学籍证明也发不到的待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由此，戴笠与康泽的关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较好的状态，没有在表面上闹翻。

05_7 二斗王亚樵

王亚樵被戴笠逼走香港后，住在光明台1 号，与西南派反蒋人士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合作，继续从事暗杀蒋介石的活动。王亚樵总结了多年失败的教训，决定由手下的大将华克之率领张玉华、孙凤鸣等人到南京创办晨光通讯社，以记者身份接触国民党上层，打听蒋介石的起居行止，伺机进行狙击。

原则是周密计划，长期准备，不搞盲目行动，务求杀蒋成功。

果然，此举效果很明显。晨光通讯社于1935 年春未正式成立，并开始发稿，不到半年时间就出现了两次刺蒋机会，只因蒋戒备森严，难以接近，而未能下手。虽如此，王亚樵、华克之等人确信，他们已经在一天天向蒋介石身边走去。

1935 年11 月1 日，经过长时间筹备的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各大报社、通讯社都派出最得力的新闻记者赴会采访。

上午，参加会议的111 名中央执监委员预定开幕式之后，在中央党部礼堂第一会议厅门前集体合影留念。中委到了110 名，因久等“第一号”中委蒋介石而不至，“第二号”中委、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只好“领衔”带领全体中委拍照。正在这时，只听得“啪啪啪”，一连3 声枪响，坐在前排中央的汪精卫应声倒地。这就是由王亚樵和华克之等人精心策划实施、爱国志士孙凤鸣孤身执行的中央党部枪杀案。当时，只因蒋介石一念之虑，没有出场，却让第二号人物汪精卫作了替身。

案发后，孙凤鸣被当场击成重伤，与汪精卫一起被送到中央医院抢救，终因流血过多，于第二天凌晨在中央医院死去。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却抓住蒋介石不在现场这一点，与蒋大吵大闹：“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要下此毒手！”

蒋介石平白无故背上了谋杀汪精卫的嫌疑，本指望凶手招供后能够洗刷他的不白之冤。现在孙凤鸣已死，负责侦破此案的专案侦察处已经成立3 天了，活动毫无进展。陈璧君、陈公博等改组派的首脑又步步紧逼，社会上更是风言风语、谣言四起，蒋介石一肚子怒气无处发泄，一个电话把戴笠召到官邸办公室。

蒋介石脸色铁青，一双蓄满杀机的双目怒视戴笠好几分钟，才凶狠地问道：“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

戴笠已知大事不好，立即双脚一碰，身躯笔挺地答道：“报告校长，学生失职，不能替校长分忧，罪该万死！”

“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娘希匹，每月为你们花上几十万元，就为酿出这类祸事吗？限你3 天之内，把主犯缉获。否则，不要来见我。”

说到这儿，蒋介石似乎心力交瘁地跌坐到沙发椅上。

本来，按定例中央党部开会，警卫工作向由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首都警察厅长陈焯、中央组织部调查处长徐恩曾共同分工负责。枪杀案发生后，立即组成由宪兵司令部、警察厅、调查处共同参加的专案侦察处，也是由CC系特务牵头，与戴笠是没有关系的。蒋介石何尝不知这些关节。但他素知侦破这种行动案件不是CC 系特务所长，南京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那批“娘希匹”工作效率又太低。案发后已经三天了，结果凶手死了，晨光通讯社关门了，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只抓了些不相干的嫌疑犯来糊弄我，整个南京城都被他们搅得鸡飞狗跳，这才想到要把戴笠找来，要他负责侦破此案。戴笠又何尝不知这顿骂挨得有点冤枉。但他转念一想，校长受到天大的委屈，不向他最亲信的人发泄，又向谁去发泄呢？再说，保卫校长的安全是我戴雨农的天职，岂能容忍他人谋害。现在校长把这项任务从徐恩曾那帮家伙手中拿过来，交给我，这又何尝不是校长对我的信任和厚爱。

戴笠进一步推测，这次枪杀案目标显然针对校长而来。要校长脑袋的人不会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不主张搞暗杀，那么只能是反蒋派。在反蒋派中，谁有这么大的胆量、魄力、手腕、技术，策划实施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想来除了王亚樵，当今中国尚找不出第二人。想来，这王亚樵的头不拿下来，我戴笠的头迟早会被校长拿走。

戴笠接手此案后，并没有派出大批特务搜查晨光通讯社，封锁车站、码头，进行全城大搜捕。他认为实施这种“天字第一号”枪杀案的每一道步骤、每一个细节，事先都是经过周密策划和计算的。案发后，再兴师动众地搞什么大查大捕，不但徒然耗费精力，而且会贻误最宝贵的时间，让真正的凶手有喘息和脱身的机会。同时，戴笠又认为，无论组织得多么严密周详的案件，总是会有蛛丝马迹好寻的。比如，这个晨光通讯社的枪手虽然死了，晨光通讯社也关门了。但据戴笠所知，国民党对首都新闻机构历来是控制得十分严密的，筹办时必须把负责人的详细履历、主要职工的履历、京中保证人及其履历、经费来源，成立通讯社的宗旨、每日发稿数量等等，都要填入表格，到国民党南京市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逐级办理手续，平日更要接受中央社的严格检查指导。如果沿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必有所获。戴笠当即抽调经验丰富的行动特务，亲自侦破中央党部枪杀案。果然，戴笠一查，行政院和中央社想起了两个人，在筹办晨光通讯社注册手续与申请经费时帮过忙，1 个是无锡人、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诚，1 个是浙江人项仲霖。戴笠闻报大喜，立即派特务飞骑追捕，在酷刑之下，李、项供出了晨光通讯社的全部名单，弄清了这次行动的主谋是王亚樵、华克之、贺波光、张玉华等人。

接着，戴笠派出几路人马按名单到各地追捕。1 个组到镇江丹阳抓晨光通讯社采访部主任贺波光未遂，立即按戴笠命令把贺母及嫂子抓获。1 个组在南京密捕了晨光通讯社的社长华克之的妻妹，并以她为钓饵，到上海陆续逮捕了华克之的妻子、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晨光通讯社的经理张玉华、记者谷子峰、王亚樵的学生陈惘子（共产党员）等人。1 个组到上海赫德里去追捕华克之，但扑了一个空。戴笠本人不分昼夜地在上海、南京两地轮流坐镇指挥，并设计以贺波光的母亲作诱饵，迫使孝子贺波光投案，贺在酷刑之下，供出这次行动以杀蒋为第一目标，杀汪为第二目标。

戴笠接手此案，时间不长，就把案情弄了个水落石出，除了王亚樵、华克之两个主犯外，其余重要案犯先后被抓获数十人，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改组派分子，使陈璧君、陈公博等改组派头目无话可说。蒋介石对此很高兴，对戴笠的工作效率也表示满意。只是王亚樵、华克之还没有抓获，而且他们这次行动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杀蒋，蒋介石岂能放过。一天不把王亚樵抓获，蒋介石是一天睡不好觉的。于是，他严令戴笠亲自率领特务赴香港追捕王亚樵、华克之等人。1936 年3 月，戴笠亲率20 名行动特务潜赴香港。

戴笠素知王亚樵的情报系统很发达，有些方面不亚于自己的专业特工网络，加之香港警方因自己多次在港秘密捕人，对自己素无好感，所以，这次行动严格保密。为了减少20 个人赴港的目标，他采取化整为零和迂回前进的方法，分期分批分道前往。自己仅带副官贾金南先到九龙，然后租了一艘大型豪华游艇，想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瞒过警方，悄悄进入香港。

戴笠赴港的行动很快被王亚樵侦悉。西南派人士及王亚樵等人素来与香港总督和警方有良好的关系。于是，西南派领袖胡汉民亲自与港督葛洪亮协商，请他按国际惯例对政治犯王亚樵多多照顾；王亚樵则亲自会见香港警务处勃朗处长，告诉他戴笠将亲自来港捕人的消息。

戴笠乘坐的豪华游艇进入香港本岛卢吉道3 号码头。游艇停稳后，戴笠与贾金南两个人各拎一只澳大利亚高级皮箱上岸。戴笠的那只皮箱里放着两支最新式的美制不锈钢强力式无声手枪及巨额美金港钞；贾金南的那只皮箱里放着全套进口的洗鼻器具及各式手帕。走下游艇，戴笠发现3 号码头上一群身穿深蓝色哗叽警服的港警正虎视眈眈地向自己这方面注视，情知不妙。

他知道香港法律禁止私人携带武器入境，因公务携带武器必须向所在国英国使领馆办理枪照，否则就是违禁。偏偏这次因要秘密赴港，怕申请枪照时走漏消息，故没有办理临时枪照。戴笠机警地向贾金南使了个眼色，瞬息之间将手中一模一样的皮箱对调了一下。

来到岸上，戴笠乖乖地拿出护照接受检查。警官接过护照，一眼扫过，脸上露出笑容，连声说：“哦！原来是戴先生光临本港，港人不胜荣幸之至”。

说罢，恭敬地送还护照，啪地一个立正，朝戴笠行了一个标准的英国军礼，大声报告：“戴先生，请允许我向您作自我介绍，亨利·勃朗，香港警务处处长”。接着，勃朗恭敬地请戴笠上车。戴笠也不争辩，心想，我身上没有违禁物品，你一个警务处长随便扣押中国公民，看你如何收场。

车到警务处，戴笠下车刚坐下，就有两个港警手持“检查证”进行搜查，戴笠何尝受过这等侮辱，但因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权且先过了这一关，事后再找你港督葛洪亮算帐。不料，勃朗向门外一个招手，门外一个港警拎进一只皮箱，当场打开，正是戴笠调给贾金南的那只。戴笠心里大吃一惊，脸上却露出讥讽的冷笑，故作坦然地说：“勃朗处长，请问你有何证据可以说明这只皮箱是我的。”勃朗哈哈一笑，大叫一声“拿来！”当即，一叠刚冲洗出来的照片放在戴笠面前，里面正是戴笠与贾金南调包的全部过程。

戴笠一时目瞪口呆。勃朗说：“戴先生，我不得不很遗憾地通知您，由于您非法携带武器入境，从现在起您被拘留了。”戴笠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刚想作出抗议的表示，勃朗一挥手，两个港警不由分说地把戴笠带了出去，送进警务处拘留所。从戴笠自称在民国7 年坐过一次牢以外，这是戴笠一生中第二次“坐牢”。在拘留所里，戴笠虽贵为国民党政府的特务头子，但英国人不买这个帐。在他们眼里，戴笠只是个违禁携带枪支的“犯人”，虽然拘留所优待，给他提供了一个单人房间，但是，每天洗澡的条件是没有的，洗鼻工具被没收，每天3 次洗鼻的“功课”自然也只好免了，加之拘留所空气污浊，卫生条件很差，气得戴笠在拘留所里不住地大骂英国人不讲人道，不讲卫生。接着又大骂清朝道光皇帝和杭州将军耆英等一批卖国贼与英国人签订了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害得他这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却没有行动自由，反要被英国人关进拘留所。

蒋介石得到戴笠在香港被扣押的消息，立即指令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使馆交涉。英国政府考虑到与中国的关系，通知港督葛洪亮马上放人。于是，戴笠在香港警务处拘留所里蹲了3 天后始被释放。

戴笠被关了3 天，一腔羞愤无处发泄，只好转移到王亚樵身上，发誓要把王亚樵捉拿归案。当即，戴笠召集特务处香港站和分批潜入香港的20 名特务开会，布置追捕王亚樵的行动，并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1 号的寓所坐镇指挥追捕王亚樵的活动。

戴笠的计划是，首先由特务处香港站收买香港帮会组织，帮助调查了解王亚樵的行踪，提供情报；其次，派王亚樵的旧友、安徽人陈亦川伪造石友三的一个旧部给王亚樵的信件，找机会晋见王亚樵，意图打入王的内部；再次，由戴笠亲自带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函，面见港督葛洪亮，请求港方协助缉捕王亚樵。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3 个计划都没有产生效果。因王亚樵已知戴笠率大批特务到达香港，故深居简出，行踪飘忽不定，除极少数几个亲信外，任何人都不知道王亚樵的行踪。陈亦川经过一番奔波，虽然见到王亚樵手下的大将余立奎，但终被王亚樵等人见疑，而拒绝与其见面。至于港督葛洪亮，更是以国际惯例保护政治犯为借口，反对与戴笠合作抓捕王亚樵，反而催促戴笠离开香港。戴笠无奈，只得派出大批特务在香港大街小巷中到处刺探打听，有两次居然了解到王亚樵的行止，待大批特务赶到时，王亚樵早已人去房空。

正当戴笠在香港一筹莫展之时，特务陈亦川终于调查到一个重要线索，王亚樵之妻王亚瑛的胞弟在香港轩尼诗道开了一家“茂源绸布庄”，极有可能是王亚樵的秘密联络点。戴笠闻报，立即带领特务前往包围。果然，王亚樵当天正在开会布置撤离香港去广西暂避一事，不意戴笠赶到，一阵枪战，王亚樵率领一批人冲出，但余立奎却被戴笠手下的特务盯住不放，在香港皇后酒楼吃饭时被戴笠派人买通香港警方秘密逮捕。

几天后，戴笠接到蒋介石紧急召其回京的电令，这时，他也从多方面打听到王亚樵一批人已撤离香港，去向不明。戴笠于是花了一笔巨款，说服香港警方将余立奎以刺杀宋子文、赵铁桥的罪名引渡给南京政府，然后率众回都。

05_8 两广事变

戴笠从香港回到南京，立即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指示他在继续追捕王亚樵的同时，要对两广方面采取紧急措施，制止陈济棠、李宗仁出现的异动。

否则将影响对西北的用兵，以致“剿共”军事功亏一篑。

回到特务处，戴笠立即调档了解郑介民在华南地区布置潜伏工作的情况，以便讨论研究“两广”问题的对策。郑介民自1935 年春天间从欧洲考察回国后，由于运用德、意特工的经验，对特务处的贡献甚大，进一步受到蒋的赏识。于是，蒋下手令由郑介民兼任军委会参谋本部二厅少将处长，其目的是把军队谍参工作也交给戴笠掌握运用。郑介民对这个新职务颇感兴趣，因此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二厅的工作上，特务处的工作也就开始渐渐抽身了。

不过，两广方面的特工活动，戴笠历来是交给郑介民负责的，现在要把对“两广”的行动提上议事日程，郑介民不得不出来唱主角。春天以来，戴笠已经不断接到特务处华南区的情报，密报国民党西南派领袖胡汉民从德、意等国考察回到广州后，与西南派军政实力人物密谋反蒋。粤省军阀陈济棠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都将主力北调，准备向湘、赣等省进攻等等。

蒋介石得到戴笠的报告后，一方面电促胡汉民到南京供职，一方面指示戴笠加强华南方面的情报工作，密切注视两广行动，并伺机对两广军政头目进行制裁。

戴笠受命后，立即采取了3 个方面的措施：一是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大量抽调广东籍特务前往广东，以加强华南区的力量。二是指令特务处华南区长邢森洲利用华侨关系，加强对陈济棠军队的联络工作。邢森洲出身华侨，陈济棠的军队中，特别是空军里华侨很多，邢与这部分人关系很好，由此而建立了一个特工网络。邢对搞暗杀和策反都不在行，唯有通过这批人能不断掌握到一部分高质量的情报，从而引起戴笠的注意。三是派郑介民亲赴广东，任务是搞一份粤军中黄埔军校学生的名册和伺机对陈济棠进行暗杀。

郑介民于春天由上海秘密经香港到广东。但到香港后，郑介民就因胆怯，不肯贸然进入广东，只在香港遥控指挥。郑介民在广东军队里关系很多，因而很快弄清粤军中黄埔军官的分布和任职情况，并通过分析预测，认为两广事变早则5 月，迟则6 月必将发生。但在实施暗杀陈济棠的行动中，由于派出的行动小组计划不周、事机不密，被陈济棠的人发觉，一下子捉了去。这使蒋和戴笠对郑介民很有些不满，曾函电予以责怪。现在形势已经急转直下，虽然西南派领袖胡汉民因5 月份在广州突发脑溢血已经去世，但陈济棠、李宗仁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加快了速度，一场发难已经不可避免。

戴笠召集手下的亲信特务经过深入讨论，认为两广共有陆军30 多万人，其中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有20 多万人，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只有10 多万人，两广空军共有9 个中队，其中广东有6 个中队；另外，广东海军还有江防舰艇数十艘。因此，两广问题的关键在广东。陈济棠在军事力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处于事变中心，只要能把陈济棠的力量搞垮，广西就有可能不战而降，两广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至于如何对粤军进行策反瓦解，搞垮陈济棠，戴笠早有考虑，他多年来对陈济棠进行过仔细研究。陈济棠原先只是李济深手下的1 个师长，逐步升为军长、集团军总指挥。后因利用蒋桂矛盾、李济深被蒋扣押于南京汤山等机会，拥蒋驱桂，取得对广东的统治地位。但陈济棠自己不是蒋的嫡系，只因机缘巧合，被蒋一时利用。从长远来说，终不容于蒋。所以，陈济棠又要利用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派以及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来作他的政治屏障，维持西南的半独立状态，保持他“南粤王”的地位。由此，陈济棠在蒋、桂、胡等各派之间，一方面纵横捭阖，长袖善舞，相互利用，因势坐大；一方面患得患失，模棱两可，各方敷衍，不肯决然反蒋。但是，陈济棠之统治广东，本是因蒋、桂冲突，李济深钻入蒋的圈套，被扣于南京，广东军队一时群龙无首，陈济棠拣便宜得来的。比之中国当时的“黄埔系军队”、东北军、西北军、晋军、桂军等五大派系军队来说，他的“天下”并不是亲自动手打出来的，他的内部也没有什么“门生”、“子弟兵”的关系，不能形成以陈济棠为中心的巩固的团结。几年来，他所以能坐镇南粤、雄踞一方，除了靠利用矛盾、顺时应变外，另外就是靠他能逐级分肥，维持一种表面的“和平共居”。特别是陈济棠的陆军中分成两大派，一派以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为首，一派以第三军军长李扬敬为首。余汉谋与“太子”孙科、蒋的亲信将领钱大钧、上官云相，都有极好的私人情谊，对广东军队中的黄埔军官也有很好的关系。这一派与中央比较靠近。另外陈济棠的海军掌握在虎门要塞司令陈策手里，陈策已经与特务处谈好条件，同意脱离陈济棠，归顺中央。陈济棠的空军是他反蒋的重要资本，具有很强的实力。陈济棠为了加强反蒋实力，几年来在空军上投入很大资本，到1936 年5 月，已有战斗机40 多架，轰炸机20 多架，加上水陆两用飞机，陈济棠的私人座机及其它各型飞机，共有飞机100 多架，几乎可以和蒋所掌握的南京空军相抗衡了。陈济棠则视他的空军为命根子加以掌握。然而，空军内部很腐败，飞行员大多贪图生活享受，而且贪财好色。

据此，戴笠对陈济棠陆、海、空三军制定的策反行动计划围绕3 个字进行，即名、利、官。策反海军，主要在一个“名”字上做文章，多做几顶高帽子称赞表彰陈策，特别要有蒋的手令予以褒扬，让他忠贞不贰地为中央服务；策反空军，主要在一个“钱”上做文章，舍得花大价钱收买；策反陆军，主要在一个“官”字上做文章，只要亲蒋反陈的，都可以升官晋级，这是陈济棠所做不到的。特别是对余汉谋，要许诺他只要逼陈下野，就可以由余取而代之等等。

戴笠的策反计划很快得到蒋的批准。正在具体部署实施的过程中，“两广事变”发生，蒋介石同意戴笠提出亲自赴两广坐镇指挥的报告，并指令迅速成行。

戴笠亲率一批亲信骨干特务，再次秘密经香港、潜入广东虎门，住进已经完全被戴笠收买的虎门要塞司令陈策家里，与先期到达的郑介民取齐。经过与郑介民会商，听取了华南区长邢森洲的工作汇报和郑介民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根据戴笠原定的计划，对工作重新进行了调整部署，戴笠要求郑介民利用目前已经在广东陆军中建立的特工网络，负责瓦解、分化陈济棠的陆军部队，重点放在第一军官兵和军长余汉谋身上，对其余的两个军、两个独立师、两个独立旅及四个盐警团的工作对象主要是黄埔军官。戴笠则负责策反瓦解陈济棠的空军和海军部队。

陆军方面，在两广事变初起时，戴笠在南京已经报经蒋批准，请蒋派侍从室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密赴广东大庚秘密会见余汉谋，策动其叛陈投蒋。

余、钱均为保定军校的同学，后又同在粤军一师任职，一起参加讨代旧桂系，统一两广诸战役。经过钱的说服拉拢及蒋的封官许愿和金钱收买，加之在这之前，郑介民和华南区都与余已有接触，余汉谋表示归顺中央，拥蒋驱陈。

余汉谋倒戈已成为定局，郑介民按照戴笠的布置，以粤军中的黄埔军官为主攻对象，按照名册，对军、师、旅、团级以上军官，一个一个地进行联络。因广东军队在地域上得黄埔之便，军官中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很多，其中一部分已担任师长、副军长等高级军职。郑介民利用黄埔同学关系、蒋的门生关系、广东同乡关系等，并针对各人爱好，要权的许官，爱财的送钱，沽名的赠誉，结果大批黄埔军官在“拥护校长、驱逐陈逆”的口号下，被逐次收买过来。其中有副军长李汉魂、张达，师长巫剑雄、邓龙光、李振良等。

海军方面，由于陈策是广东海军的老人，在广东海军中有很深的关系。

经过陈策的活动，粤海军拥蒋倒陈自是没有多大问题。空军方面，是戴笠此行活动的工作重点。对空军的策反活动，戴笠采取三头并进的方针：一头是通过邢森洲收买广东空军中的华侨飞行员，这方面的工作已有相当基础；一头是利用潜伏在广东空军里的特务处特务陈振兴收买福建籍和空校四期毕业的飞行员。陈振兴是福建人，杭州浙警校特训班毕业生，后被戴笠秘密派遣，经空校四期训练后打入广东空军内部活动。这是戴笠很早就埋下的一着棋。

一头是由自己亲自通过陈济棠的少将参议、空军参谋长陈卓林居间拉线，与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第二队队长丁纪徐等人取得联系，就空军投蒋进行谈判。黄、丁二人曾在南京航空署工作过，蒋介石、戴笠对这些人早有表示，蒋曾指示孙科、宋子文以及南京航空署署长黄秉衡等人给黄、丁秘密赠送巨款进行拉拢。

当时广东空军的飞机半数停在广州白云机场，半数停在海南岛机场。官兵每月有两至三天时间轮班到香港九龙休假，吃喝玩乐，狂嫖滥赌。戴笠据此，又在香港九龙打入特工人员，通过大把大把地赔钞票的办法对前来九龙休假的飞行官兵进行腐蚀拉拢。结果，鲜有不上钩的。

为了就近领导对广东空军的分化策反活动，戴笠由虎门秘密移住香港。

这中间，戴笠先以12 万港币交给陈振兴进行活动，接着又以40 万港币收买了黄光锐等广东空军的上层人员。接着戴笠与陈卓林在香港经过反复谈判，答应了陈卓林提出以每架飞机投蒋奖2 万元港币的要求。这笔交易花了比陈济棠购买全部飞机还要多的钱。蒋介石最初认为不合算，加以拒绝。但戴笠认为这不只是买飞机的问题，而是搞垮陈济棠的全部陆、海、空军实力的问题，其军事上、政治上的价值是不能以金钱来计算的。蒋因此同意。

经戴笠一系列的反间瓦解活动，两广事变中的戏剧性场面陆续发生：

1936 年7 月6 日，广东空军驻广州白云机场第二队的3 架飞机和驻从化机场第五队的4 架飞机，在空军飞行员黄智刚的带领下北飞投蒋。同时离粤的还有广东航校六期甲班毕业的学员和飞行员40 余人。同一天，陈济棠所部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在汕头绥靖公署“封金挂印”，向陈发出通电，“奉还大命”。同时，第三军九师师长邓龙光潜赴香港，通电响应李汉魂倒陈拥蒋，并密使所部离开五华县，向余汉谋靠拢。

7 月10 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由余汉谋接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

7 月14 日，余汉谋在广东大庾通电就职，拥蒋倒陈，限陈24 小时之内离粤。并将所部第一军由大庾开回韶关，着手进入广州的部署。同一天，陈部第二军副军长（军长陈济棠兼）陈达在广州通电服从中央，欢迎余汉谋来穗接任。

7 月18 日，广东空军的全部飞行员决定驾驶所有飞机北飞投蒋。黄光锐、陈卓林及广东航校校长胡汉贤等人也决定于同日驾机飞赴香港。并由黄光锐领衔在港发表通电，倒陈拥蒋。同一天下午2 时，在香港九龙太子道黄光锐家里，戴笠携带200 多万元港币与黄光锐、陈卓林、胡汉贤、丁纪徐等广东空军的重要干部见面，以兑现诺言。谁知除陈卓林外，黄光锐等人和全体飞行员都拒绝领取这笔巨款，理由是投蒋出于为了国家统一，并非贪图金钱。

此举使戴笠大为感动。原来陈卓林当初向戴笠提出的这一价码，完全是背着黄光锐与全体飞行员作主的。事后，陈卓林还是单独向戴笠要钱，蒋、戴迫于诺言，只得给了20 万港币。蒋签完支票后，气得把笔摔在地上，从此，蒋对陈咸淡不予理睬，只给了他一个南昌空军教导总队参谋长的职务。

7 月18 日的这一幕，无疑把陈济棠逼入绝境，陆军反了，海军漂了，空军又飞了，陈所有的实力转瞬之间灰飞烟灭，不得不于同一天宣布下野，乘英国军舰出逃香港，当寓公去了。

广东问题解决后，广西桂系失去重心，不久也表示归顺中央，两广事变遂在戴笠的瓦解下，兵不血刃，就此平息。蒋为此发给戴笠巨额奖金，以表彰开展反间活动的所有有功人员。戴为此举行盛大庆功大会，大事庆祝。

陈济棠垮台后，蒋介石命令对陈的部队分别加以改编，同时派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为财政部广东财政特派员兼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及禁烟特派员，借此机会，将多年来未能掌握的粤省税赋收归中央，并命令戴笠协助宋子良接收陈济棠的缉私机关和部队及4 个盐警团。戴得到这个意外机会，极为高兴。他一直认为：“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否则是卖狗皮膏药，不为人所重视。”当时，陈诚、胡宗南都掌握有军队，就连康泽也有1 个别动总队。

戴久想拉一支特务武装，苦于没有机会和条件。由此，戴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将陈济棠的缉私部队和盐警团扩充为广东税警总团（等于1 个师），由他自己掌握。这是戴掌握的第一个较大的特务武装。

05_9 三斗王亚樵

两广事变，统一了多年来向中央闹独立的西南一隅，清除了蒋的后顾之忧，却使西北问题延误下来，华北的形势也更加严峻。蒋介石痛定思痛，感到一次福建事变，一次两广事变，固然在台上表演的是地方实力派军人，但在幕后策划牵线的却离不开国民党内一些元老派反蒋人物。胡汉民虽然死了，却还有李济深、陈铭枢、王亚樵、刘庐隐等人在幕后活动，这些人不除，终究是个祸害。于是，蒋下令戴笠要对反蒋派继续追捕密拿，以绝后患。戴奉命对特务处设在各地的外勤区、站、组下达了追捕反蒋派领袖的密令，其中尤以王亚樵、刘庐隐、李济深、陈铭枢等人为主要对象。

1936 年10 月初，正当广西桂系当局与蒋握手言和，偃旗息武，庆贺和平时，广西南宁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人一到南宁，就与广西实力派人物白崇禧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会谈，嗣后，又匆匆离开了南宁。

此人就是戴笠。戴笠这次南宁之行，主要是取得广西当局对特务处密捕匿居广西梧州王亚樵的谅解，并得到白崇禧“只许在广西暗杀，不许在广西密捕”的许诺。这在白崇禧的理由：如果是暗杀，可用“难以防范”四字推卸，如果是密捕解出广西，则脱不了暗中配合的嫌疑。在戴笠则认为，王亚樵10 年反蒋，系巨奸大逆。自己与之苦斗4 年有余，屡捕屡脱，这一次报经蒋介石批准，决定活捉王亚樵不成，也就以暗杀对暗杀，割下王亚樵的头颅向蒋交差。因此，戴与白一拍即合，当即赶回南京抓紧进行布置实施。

原来，王亚樵被戴笠率领大批特务到香港追捕，一时被逼得难以立足，经李济深、陈铭枢斡旋安排，王亚樵一行于春天由香港秘密进入广西，在李济深的家乡广西梧州李圩居住下来，并化名匡云书，深居简出，再图大计。

当时，主政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正暗中与陈济棠策划合作反蒋，正是用人之际，有著名反蒋杀手王亚樵来投，不但慨然应允保护，而且每月拨给500 元给以接济。现在蒋、桂对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白崇禧当然不能对蒋的心腹大患王亚樵履行“保护”的责任了。

王亚樵一行离港赴桂，使特务处香港站的特务顿失工作对象，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王的线索，因而多次遭戴痛斥。后经特务陈质平偶然之间发现余立奎的小老婆余婉君仍在香港未走，立即向戴笠报告。戴笠分析，王亚樵对手下的人素重恩义，现余立奎为了掩护他潜逃被捕，王亚樵决不会对余婉君不问不管，只要打通余婉君这个关节，必知王亚樵行止。自此，经戴设计、由陈质平用财、色引诱，余婉君终于上钩，吐露了王亚樵匿居广西梧州的真情，并同意带着小孩到广西梧州找王亚樵，随时准备接应特务的行动。

戴笠得到陈质平的报告大喜。立即调兵遣将，兵分3 路前往广西梧州。

第一路由陈质平、陈亦川等人率部分精干的情报人员暗中护送余婉君到梧州寻找王亚樵，其任务是通过余为内应控制王亚樵的行踪，确切掌握王亚樵在梧州的住址和起居、活动情况；第二路由特务处著名刽子手、湖南站站长吴赓恕率领谷玉林、李修凯等20 余名凶悍的行动人员，于10 月中旬前往广州，秘密转广西梧州执行暗杀王亚樵的任务。吴等一行人到广州后，戴笠电令广东税警总团军需处长兼广东缉私总处会计股长及特务处广东区总稽核郭旭，要他协助吴赓恕的工作，拨给暗杀王亚樵行动组用费毫洋券1000 元，并代向广东缉私总处商借缉私小舰“广凯”号1 艘交吴使用，经西江直放梧州。第三路由戴笠密派自己的警卫员、神枪手王鲁翘和助手岑家焯伪装成商人，取道香港转广西梧州，与吴赓恕会齐，配合吴赓恕行动，担任杀王的主要枪手。

两广事变后，桂系已从反蒋转变为拥蒋，王亚樵这时已知广西不可久留。

先是从李圩搬出，移住西江岸的倪庄，并积极筹划后路，准备投奔共产党组织。在王亚樵认为：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在关键时刻，都能与蒋苟合，唯中共不会出卖主义、原则和民众，与蒋同流合污。况且自己主张抗日反蒋，和中共的目标是一致的。据此，王亚樵一方面请李济深为其与中共上层人士疏通，一方面直接派手下大将余亚农、张献廷日夜兼程，北赴延安，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

就在这中间，戴笠派出的三路人马先后到达广西梧州，并由先期到达这里已与王亚樵取得联络的余婉君接上头，周密地制定了行动计划和时间。

1936 年10 月20 日，李济深的兄长李任仁先生设晚宴招待王亚樵。宴后，王亚樵按余婉君的约请，到她的住处看望她。因王亚樵吩咐不须警卫，故负责警卫工作的蔡克强等4 人远远地跟随在后。

夜幕中，王亚樵来到1 幢2 层小楼门前。王亚樵环顾院子，见四周杳无人迹，就向楼上走去，像往常一样，习惯地推门而入。口里喊道：“婉君，你怎么不开灯”。刚进入房间，王亚樵立即感觉到周围一阵异动，情知不妙，刚想抽身退步，已然晚了半步，埋伏在房内房外的王鲁翘、岑家焯、谷玉林、李修凯等七八名凶悍无比的特务，在几束手电筒强光的照射下，砰砰砰！乱枪齐发。

王亚樵乃一代枭雄，武艺精湛，轻功卓绝，且久经险境，临危应变能力，无人能及。早在他感觉到周围有异动的瞬间，身躯微一晃动，看似抽身撤步，岂知他不退反进，向空中纵起。随即在半空中把枪掏出，向四周甩手就是几枪，落地后即伏地而卧，又啪啪地举枪还击。接着又是一个鱼跃跳起，甩出没有子弹的空枪，亮出匕首与周围的特务展开近身肉搏。

但是，戴笠亲自挑选的这一批特务也都是训练有素、武艺高强的凶猛强悍之徒。面对王亚樵这一连串一气呵成的高超搏杀动作，初时虽感愕然，但很快镇定下来，凭藉占据的有利地形和人多势众，远则用枪，近则用匕首，只是一味地把王亚樵向死里打，有时就是误伤了自己人也在所不惜。顿时，屋内的桌椅、板凳、茶具、摆设……全被砸烂，地板上鲜血淤积淋漓。王亚樵虽是功力非凡，怎奈寡不敌众，几分钟后终被打倒在地，力竭而亡。死时，身中5 枪3 刀，整个脸皮被特务用刀剐去，全身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时年49 岁。与此同时，远远尾随在王亚樵身后的蔡克强等4 人，闻声拔枪赶来，早被埋伏在四周的吴赓恕等十余名特务用乱枪扫射，全部倒在血泊之中。随着一代枭雄王业樵的遇害，这个在20 年代形成、在30 年代前期达到巅峰的庞大的暗杀团体便全面瓦解了。王亚樵荣于暗杀，亦损于暗杀。

数日后，戴笠以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二处处长的名义发电白崇禧，感谢白在10 月初于南宁对戴的盛情接待和对国民政府制裁巨奸大逆王亚樵的协助，并转达蒋委员长对李、白等桂系首领的问候。

这一年的冬天，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西南派的另一个核心人物刘庐隐从广州潜赴上海。戴笠得到消息，当即派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行动组长沈醉率一批行动特务，前往英租界三马路扬子饭店门前秘密绑架。结果绑架未遂，即转为公开逮捕，由英国巡捕房带回英租界老闸捕房关押。后经戴笠策划将政学系领袖、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在武汉被刺一案栽到刘庐隐身上，将其引渡到武汉归案。自此，西南反蒋派的力量已是强弩之末，不足为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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