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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8/21 阅读次数：46 字体大小: 【小】【中】【大】

05_1 反共争功

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以后，蒋介石对手下的两大特务组织：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与复兴社特务处虽没有明文界定各自的业务范围，但大体上有约定俗成的分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所任用的特务大都出身于党政教育文化部门，对搞党派政治斗争及文化教育界等方面的情报比较熟悉，因此，一般涉及到这方面的情报和行动则指定由调查科去执行；而特务处隶属于复兴社系统，所任用的干部也大都是军校学生，在搞军事情报和监视军队各级将领、策反瓦解杂牌军队、排除异已势力、以及搞绑票、暗杀等一类“全武行”活动方面驾轻就熟，因此，大都指定戴笠负责这方面的行动和情报。

起初，戴笠对这一分工并无异议，也能大体按照这个分工去做。可是，戴笠渐渐发现，这个分工被调查科占了便宜，而自己则吃了亏。因为在蒋介石的既定国策中，一贯是把反共作为自己第一要务的，即使面临敌国入侵、疆土肢解的危险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蒋常说的敌国入侵只是皮肤之患，只有中共组织才是心腹之患。而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要负责对中共组织的特工活动，多年来，在陈立夫、徐恩曾的主持下做出些成绩，颇受蒋介石的器重。

当时，调查科与特务处二者在蒋介石心目中相权，调查科其势似在特务处之上。

戴笠是很会争强好胜的。特务处成立以来，虽然在分化瓦解反蒋势力、暗杀政敌、摄取军事情报等方面出力颇大，也受到蒋介石的信任，但他揣摸蒋的心理，蒋最关心的还是与中共的斗争。不在反共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终不能为老头子彻底分忧，也不能得到老头子的高度宠信。为此，戴笠在3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调整特务处工作重点，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和力量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斗争，有时为了抢着干这项工作，以至与调查科发生摩擦，也在所不惜，甚至被CC 系头目和调查科的特务们骂为“不务正业”。戴笠听到这些言论，不怒反喜，他经常对特务处的大特务们强调，随着形势的变化，一切反蒋派人物、地方军阀、民主党派、中间派人士以至日本人，都可以为我所用，这些都是不足虑的，唯有共产党才是我们的真正敌人和心腹大患。

真正能和我们争夺政权的不是那些反对委员长的异己分子，而是具有完整的政治纲领、严密的组织纪律和高度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我们“团体”的使命是保卫国家政权，既要作革命先锋，又要保卫委座的安全。因此，任何时候，清共除奸都是我们“团体”的主要责任。

由于上海是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在最初的几年中，戴笠把与中共作斗争的重点放在上海区，自翁光辉被扣押撤去区长职务后，戴笠选调中共叛徒出身的余乐醒任上海区第二任区长，也是寄希望于余乐醒能在这方面作出成绩。结果余乐醒和前任翁光辉一样，也不能完成戴笠所希望的打入中共在上海组织的任务，甚至连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这样重大的行动都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使得戴笠大为恼火，觉得在蒋介石面前丢了脸。于是，戴笠在1934 年再次改组上海区，派出吴乃宪、张师、陈质平等人组成强大阵容，接管上海区。

吴乃宪是广东琼山人、黄埔一期生，因出卖“第三党”领袖邓演达而得到戴笠的重用。戴笠把他派到上海任区长，希望通过第三党中一部分人接近中共组织的关系，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张师原为中共叛徒，对中共组织的活动特点比较熟悉，戴笠派他到上海任区书记，协助吴乃宪与中共组织开展斗争。陈质平任区督察，对吴乃宪、张师起监视作用。

吴乃宪、张师到上海后，吸取前任区长余乐醒开展反共斗争不力，因而经常挨戴笠臭骂的教训，一开始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与中共组织斗争方面，并设想和运用了不少办法，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戴笠对反共斗争的心理期望值甚高，因而始终不能令戴笠满意。特别是没有能打入中共组织内部，对中共组织造成重大破坏。戴笠为此专程到上海，召集上海区长吴乃宪、书记张师、督察陈质平以及组长一级的骨干特务到四马路杏花楼吃饭。席间，戴笠非常生气地责备吴乃宪等人说：“这样搞下去，我们的工作要垮台。你们怎么连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都打不进去。”戴笠在席间反复强调，对中共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一再要求每个特务都要不惜作出最大的努力和牺牲，与共产党作殊死斗争，做出与“团体”地位相称的成绩。

戴笠在这次训话后不久，又对上海区作了第三次调整。吴乃宪调任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局长。张师虽然在上海对打入中共组织内部没有做出多大贡献，但对处理中共情报颇有建树，因而调南京处本部任书记长。新调王新衡任上海区长，秦承志任区书记。王新衡是宁波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也是中共叛徒。王新衡是一位知识型的大特务，思路敏捷，工作活跃，善于结交各方面关系。他和杜月笙关系密切，是“恒社”中最受欢迎的客人。王新衡任上海区长期间，先后收买了不少留苏的叛徒、上海青洪帮分子以及上海邮务总工会和上海工商业文化界方面的人参加特务处，受到戴笠青睐。虽然这样，王新衡在反共方面，同样不能做出使戴笠夸耀的成绩。戴笠对不能在这方面与调查科一较高低，得到蒋的高度重视，深为伤心。

综观特务处成立到抗战前夕，戴笠在反共方面能够算得上成果只有3 次。第一次是破坏中共江苏省委组织，省委负责人王克全和不少共产党员被捕。王克全被捕后，经不住戴笠的威逼利诱，叛变革命，成为戴笠手下一名凶恶的鹰犬。第二次是破获了中共党组织的“打狗队”。30 年代前期，中共地下组织曾设置“特科”行动队，专门制裁叛徒的出卖变节活动，对特务、暗探等鹰犬进行惩戒。共产党人把这些人俗称之“狗”，故又把特科行动队称为“打狗队”，外人则称之为“红色恐怖队”，简称为红队。当时，无论是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还是复兴社特务处，对“红队”既无法破获，又不能阻止他们的行动，不少叛徒、特务均死于“红队”的枪下。这期间，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连续三任区长（亦称驻上海特派员）被刺，结果两死一伤，弄得戴笠手下的特务们提心吊胆，草木皆兵。特务到上海，往往办完事就赶回南京，不肯在上海多住。1935 年，特务处上海区的1 个中共叛徒被“红队”

击中两枪，但未中要害。戴笠得讯后，立即设下“钓饵”，指示上海区把这个叛徒送到法租界西区偏僻处的1 家小医院进行治疗，然后选择1 家民营小报发布了一条社会新闻，故意泄露了这条消息，暗地里却指挥上海区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特务控制住通往这所医院的各个道口，进行监视。果然在第五天，两名“红队”队员再次闯入医院将这个叛徒击毙，然后特务们暗中跟踪，发现了法租界福煦路一家银楼里的“红队”密点。于是，戴笠指挥侦察大队副大队长杨凤岐、大队附兼第二组长许鹏飞、大队督察兼行动组长沈醉，率领大批军警特务在法租界巡捕房的配合下直扑银楼，逮捕了4 名“红队”队员，并抄出手枪6 枝、子弹数十粒和现款数百元。经审讯，这几名“队员”不肯供出任何情况。不久，戴笠将他们全部押往南京处决。对于这次行动，戴笠十分得意。第三次是所谓一起“怪西人案”。事情起源于特务处湖北站逮捕了一名中共嫌疑人员，叫关兆南。戴笠派南京总处司法科法官周养浩去武汉审讯，进行劝诱说服。关兆南叛变革命，与特务处合作逮捕了上海方面的交通员陆独步，由陆独步供出其兄陆海防。又由陆海防供出第三国际中国总支部的负责人罗伦斯，化名约瑟夫·华尔敦。陆海防任华尔敦的英文秘书，每周可以见面一至两次。但陆海防每次与华尔敦见面时，均由华尔敦临时通知，而且只有两个人在场。至于华尔敦的真名、真正职务、地址以及国籍等等，陆海防均一无所知。结果华尔敦被捕后，虽然成为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但由于华尔敦面对审讯始终缄默不语，身上又没有任何证明文件，一直不能证明华尔敦的确切身份。此案也成了一件无头案。报刊上由此而称为“怪西人案”。戴笠在当初向蒋介石汇报时，为了抬高这件案子的身价，故意把约瑟夫·华尔敦说成是第三国际远东地区负责人，使得蒋介石也对这件案子寄予莫大希望。现在一无所获，蒋大骂戴笠不中用，戴笠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也把叛徒陆海防找来，拳打脚踢地大闹了一番才罢休。

几年中，戴笠通过不断总结提高，积累了一套反共经验，归纳起来，不外是，由外向内：培养专门与中共作斗争的特工人才混入中共外围组织，再伺机潜入中共组织内部进行破坏；由内向外：利用叛徒拉拢叛徒，达到利用一个、牵出一串的目的；由浅及深：利用一些持中间立场或表面进步、口头反蒋的人出面搞社会活动，想方设法与中共人员发生接触，以便发现中共组织；由疏及亲：收买与中共有关系的亲朋故旧，由此发展线索，接近中共核心人员；监视跟踪：一旦发现嫌疑人员，不惜长期监视跟踪，以期发现线索；侦测监视：建立无线电侦测网，控制无线电器材等，对中共地下电台进行侦测，或研译中共电台密码等，进而破获中共组织；引诱上钩：通过办“灰色”

或“粉红色”的刊物、剧团、社会团体等，吸引中共人士的注意，引诱他们自动上钩；放鹞跟进：对被捕后坚贞不屈的中共嫌疑人员，有选择地开释几个阅历不深、斗争经验不丰富的，然后在他们寻找组织关系时，进行跟进围捕；撒网过筛：利用各种公开特务机关从各方面找线索，对重点地区、重点部门、重点人员，用邮电检查、电话窃听、户口保甲调查、水陆交通检查等办法，反复进行过滤搜捕，直到找出线索为止；连续突击：发现一个线索，破坏后充分扩大战果，进行连续突击，不让被破坏对象有喘息和补救的机会；层层设防：在中央机关和各地的要害部门内成立防谍防奸组织，调训各机关中的一些职员，让他们与中共地下组织进行反渗透斗争等。

这套办法，虽然不见得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是由于戴笠执行起来异常认真，一丝不苟，因此也多少收到一些效果。戴笠几年中在反共方面不能有上佳表现，失策在于他的反共心情太过迫切，处处表现得急于求成和急功近利，每发现一个中共方面的线索，马上迫不及待地下令逮捕，然后严刑逼讯，结果总是因中共人员的坚贞不屈而使线索中断，反共斗争也因此不能深入下去。另外一方面，特务处初期的成员大多来自军校学生，一部分来自社会上的三教九流，这些特务的思想、文化、气质、道德水准与中共人员相去甚远，因而在反共中难以有上佳表现。戴笠是个好大喜功的人，由于不能达到与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反共方面争功夺宠的目的，因而常常把一腔怒气发泄到手下的特务头上，大骂特务们是一群酒囊饭袋，不能为“团体”争气，好在蒋介石也没有在反共方面对戴笠过分苛求，戴笠也只得罢了。但是，由于CC系特务在这一方面常常跑在他的前面，由此却更增加了戴笠对CC 系特务组织的嫉妒和仇恨，恨不能把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

05_2 向CC进攻

戴笠与CC系的矛盾由来已久，到30 年代中期，这种矛盾已变得更加深刻而尖锐。追溯矛盾的起源，应归因于蒋介石手下的政治派别活动。

蒋介石手下历来有三大政治派系。一派是政学系，以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为首，其间集结了一批政府机关要人，仅各省的省政府主席就有10 人。政学系的辈份较高，上层基础强大，久经宦海沉浮，政治经验丰富。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都能与他们商量，采用他们的意见，显得比较得势。另两派是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代表的主管党务和文化教育的CC系和以复兴社为代表的主军的黄埔系，班辈低一些，但组织严密，下层力量雄厚，权力欲和排他性强，向外进攻凌厉。三派虽然都受蒋介石直接掌握，是支撑蒋介石统治基础的三大支柱，然而三派之间由于各有长短，互不相能，相互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拳打脚踢，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黄埔系这一方面看，他们认为政学系始终不过是受蒋雇佣的一群伙计，充其量只能是些“师爷”、“管家”，永远当不了“老板”。黄埔系背后称杨永泰为“杨师爷”，张群为“张总管”。政学系控制的主要是政府部门，与主军的黄埔系尚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有时黄埔系对政学系操纵得太过火也只是骂骂而已，没有动真格的。但是，黄埔系对CC系就不一样了。黄埔系一贯自诩为蒋介石的唯一嫡系，而把CC系看作是蒋的“螟蛉子”，他们间的矛盾是争当嫡系和主流派的斗争。

从CC系这一方面来看，则是采取两面作战的态势，即一方面要和政学系这一批老官僚作战，另一方面则要对付以复兴社为代表的黄埔系这一批“天子门生”的挑战。CC系要搞党天下，不能没有政权，由此而视政学系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至发展到后来，竟雇佣杀手将杨永泰杀于汉口海关轮渡码头。在CC系眼中，复兴社这一批黄埔军人，只不过是给蒋介石的浙江系官僚当差的保镖，现在居然也想染指政权，当然不能同意。于是，CC系同复兴社的矛盾亦很尖锐，两派的明争暗斗，简直成了双方组织活动的重心和动力来源。有时，双方的一般成员对所谓“异党活动”的防范，只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只有对CC系和复兴社的摩擦纠纷，才真正感到“劲头十足”，“斗志昂扬”。但就态势而言，复兴社取攻势的时候多，CC系取守势的时候多。

戴笠的特务处与CC系掌握的调查科是蒋介石掌握的两大特工组织。从时间上来说，CC系的调查科成立在先，戴笠的特务处成立在后；从发展的速度上来说，特务处发展更快，调查科发展较慢。特别在行动工作方面，调查科更比不上特务处有成绩。1932 年夏天，CC特务系统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专门检讨与特务处的斗争问题。在会上，陈立夫、张道藩、洪兰友、叶秀峰、徐恩曾等CC大头目都认为戴笠的特务处在行动工作方面已经后来居上，调查科的破案率只及特务处的十分之一。调查科只在南京、上海、九江、汉口有行动表现，而特务处的行动成果已经遍及全国。在会上，CC大头目叶秀峰等人猛烈攻击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黄凯，指责他在上海成天抽鸦片、嫖妓女，私生活太坏，在特务工作方面没有做出成绩，应对CC特务系统的坍台负责。并警告说：“你再不努力，以后全部工作由姓戴的去做了。”这次会议后，CC特务系统决定成立肃反委员会，又计划成立东南、西南、华北、华中、特区等5 个分局，准备与戴笠抗衡。黄凯的驻沪特派员因与戴笠在上海的特务工作竞争不力被撤职。可见当时CC与戴笠斗争的激烈程度。

在初期，戴笠与CC系斗争时，双方还顾及到一些面子，没有撕破脸皮干，只是在暗中憋着劲较量。相互通过各种方法，抬高自己，贬低对方，以便把对手踏在脚下。这也是戴笠所以在反共方面不惜代价，要与调查科争锋的原因。但争来争去，戴笠在反共方面还是争不过调查科。CC系的调查科自从在30 年代初破获顾顺章案，一炮打红后，又相继破获了中共的一些重要组织，其中有共青团中央、中共临时中央等重要机关，先后被捕的有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卢福坦、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盛忠亮等重要干部。这与戴笠抓了个“怪西人”，却没有下文的场面比较起来，声势自然不同。

CC系的特务组织，在与中共地下组织斗争方面，也确有一些手段是戴笠所不及的，体现出较高的反共水平。按照蒋介石对CC系特务组织的要求，主要有5 项调查，即党政调查、党派调查、经济调查、日伪调查、文教调查。

其中党派调查就是对共产党的调查，并规定只要党派工作做好了，即使其它各项工作做得都不好，也能得到领袖的重视和嘉奖。而戴笠反共的决心和劲头虽不亚于CC系，但是，蒋介石交给他的任务是以猎取军事情报、监视军队将领、控制瓦解杂牌军队、完成绑架、暗杀任务等特工活动为主，这样反共就不能做到专心致志。同时，特务处在反共的资历方面，也比CC系的特务系统要浅，人才、技术、经验、基础、条件都不如CC系雄厚优越。

首先在内部建制上，CC系把他们认为基本队伍中最有水平的一批高级特务放在主管反共斗争的第二组。其次，在对共产党的研究上，CC系有一套高出戴笠的办法。这就是搞小组学习，要特务们读马列主义书刊，讨论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甚至由专人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为小组布置学习问题。这与戴笠对手下特务的思想封闭禁锢，以至谈“马”色变，谈“红”色变来说，确乎要高明一些。再次，CC系特务十分注意研究和提高“劝降”技术，对被捕的中共党员进行“劝降”审讯的时候，一般采取心平气和的“说理”方法，而且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辩驳”马列主义，来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念等等，促使其叛变革命。这和戴笠对抓捕的人犯动辄严刑拷打，甚至亲自用刑逼供比较起来，也有水平高下之分。

就特情人员的运用来说，CC系特务也不同于戴笠。他们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并不急于逮捕逼供，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里，进行引诱、威胁，促其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培养成内线“细胞”，然后扩大战果，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打入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凡发现不利于“细胞”提升的障碍，立即予以铲除，等等。

正因为CC系特务在反共方面有这些“高明”的手段，在整个30 年代的前期和中期，CC系特务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尤其是反共方面，CC系特务组织无疑是权威机关。CC系大头目陈立夫也历来瞧不起戴笠动辄绑架、暗杀的土匪作风。在一次CC系特工训练班上，陈立夫对特务们讲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课后，陈立夫对身边的亲信特务说：“戴雨农欢喜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陈立夫虽不满意戴笠的作法，但从不公开批评，只是常在闲谈中讥讽奚落对方。

戴笠何尝不知道CC系的态度。于是，他一方面借重黄埔系的势力，处处与CC系为难。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CC系的势力出现，复兴社和特务处的力量就要打上门去，进行争斗。另外，CC系特务组织所属各单位要搜捕和处理人犯等，必定要经过各地警察局的批准和协助，而警察机构大多掌握在特务处手里，戴笠就借此与CC系为难。只要是CC系提出要捕人，警察机关总是千方百计予以掣肘。30 年代中期，双方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上海，因而上海市的警察机关成为双方斗法的场所之一。CC系特工总部（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第一任区长史济美通过CC系掌握的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室的关系，与上海市警察局所辖各分局打交道，但只能在华界地区活动，对于租界当局，是不能去联系的。史济美要捕人，只能用上海市特别党部肃反专员的名义向上海市警察局申请批准后才能执行，而且被捕者要首先送上海市警察局，这给CC系特务们处理中共案件，培养“细胞”、发展内线带来极大不便。当时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兼特务股主任刘槐因是戴笠的人，处处对史济美进行刁难。史济美忍无可忍之中，还不得不对刘槐低声下气，处处予以拉拢巴结。后来，史济美干脆向特工总部申请了一笔专项费用，按月津贴刘槐，这才算网开一面，让史济美把上海区反共活动的一些特殊工作维持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戴笠和CC系之间的斗争也就越加尖锐，以至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05_3 一山不藏二虎

戴笠与CC 系特务组织的明争暗斗，使蒋介石深感削弱了特工系统的力量，认为有必要将其统一起来。于是，下令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任副局长。局内设3 个处：一处（党务处）为中央组织部调查处的全部人马，处长由徐恩曾担任；二处（军警处）

为复兴社特务处的全部人马，处长由戴笠担任；三处（邮检处）是新成立的，主管邮电检查业务，处长先是由局本部少将级秘书丁默邨兼任，后由金斌担任。1935 年5 月4 日调查统计局正式成立，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园。一处地址设在南京道署街132 号，二处地址设在南京鸡鹅巷53 号，三处设在山西路。局本部与3 个处分别在4 个地点办公。

3 个处从合并成立调查统计局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明争暗斗。特别是一处与二处之间，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从戴笠来说，由于归入军委会建制，经费有了着落，不必由蒋每月从特别费里支出。但是特务处的工作，他遇有重大问题，仍然直接去找蒋介石请示报告，一般问题，则自作主张。

陈立夫、陈焯的局长、副局长头衔在戴笠眼里不过是虚有其表，不值一个钱。

陈立夫本来就看不起戴笠那一套粗鲁和穷凶极恶的做法，他认为特工应该处处讲究技术。现在把戴笠的特务处隶属给自己指挥，可是自己又抓不住他，这使陈立夫更加恼怒，于是，他对戴笠处处予以抑制。在一处和二处的争吵中，他公开地站在一处一边，为徐恩曾撑腰打气。此时，由于一处的政治地位高于二处，许多政治上的便宜都让一处占先，戴笠显得无可奈何，私下里非常痛恨。但戴笠有蒋介石当大老板，陈立夫亦奈何不得。

在当时局内势力范围的划分上，局本部是双方面的人都有，但一处的力量占优势。争夺得最激烈的当数三处的力量。由于邮电检查活动是特工活动的重要内容，因而戴笠和徐恩曾都十分看重三处的力量，双方都投入很大精力进行抢夺，一时争得不亦乐乎，甚至为此大打出手。

国民党的邮电检查活动始于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具体负责，企图从邮电通讯中发现线索，追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结果有的特务甚至把同事、同学、朋友、熟人写给女友的信的内容当作笑料进行传说，可见达到了无耻而又无聊的境地。

自从成立以陈立夫为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后，蒋介石同意将原先在各大城市秘密进行的邮电检查转变为公开的活动，并挂出了邮电检查所的招牌，由调查统计局三处主管。三处处长丁默邨之后是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金斌调任，两人都是由陈立夫一手向蒋介石保荐，与CC 系关系很深。因此，各个城市的邮电检查所从所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是CC 系特务占先，戴笠的特务只占十分之二、三，最好的职位只能占1 个被架空的副所长。戴笠在干部方面斗不过一处，自然在通过邮检获取情报方面要吃亏。各检查所凡有所获，照例要先将材料送三处，然后转送局本部，但是三处的承办人是指导科科长应泽，他原是一处的人，结果，材料还没有送到局本部，已先由应泽透露给一处了，一处也就据此抢先处理报送蒋介石，等到戴笠知道消息，已成了“马后炮”。戴笠有时找副所长核实什么情报，往往是一问三不知，气得大骂一通。戴笠手下的人被欺压到这种程度，其内心的仇恨也就可想而知，所以一处、二处在邮电检查领域里的斗争异乎寻常地激烈，双方都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正在这时，被戴笠抓到了一件可以置陈立夫于死地的黑幕，就向蒋介石告了一状。

1935 年11 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间，陈立夫利用CC 系的力量操纵选举。选举的票数清点后，陈立夫竟然比蒋介石还多4 票。陈立夫是深知蒋的为人的，立即亲自在黑板上擦掉1 个“正”字，所得结果只比蒋少了1 票。事后，戴笠了解了全部经过，又搜集了CC 系在会中幕后活动的种种情况，向蒋奏了一本。蒋介石看到陈立夫的地位已经威胁到自己的“最高”权威，当然不能容忍，就下令把陈立夫扣留起来。陈立夫在朝中经营多年，耳目很多，消息灵通，马上躲入天目山“养病”，然后托了许多与蒋亲近的“重臣”向蒋说话，甚至动员了他的叔叔陈其美的妻子去说情。

当时，陈其美的独生子学习驾驶飞机摔死了，蒋介石也为之惋惜不已。陈其美的夫人就向蒋介石哭诉说：“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胆子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到了这个份上，蒋介石不看僧面看佛面，也就原谅了陈立夫的“死罪”，但感到必须对陈立夫的权力和嚣张的气焰加以抑制。于是，蒋介石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和抑制CC系特工的力量，下令把三处划归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管，处长仍然是金斌。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安插在邮电检查部门的戴笠系统的特务不断伺机反扑。

特别是唐纵从驻德大使馆回国后，向戴笠详细介绍了德国纳粹第二号头目戈林领导的一个专门窃听电话、破译密码的研究所每年监听电话和破译密码4 万份以上，在巩固希特勒及戈林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中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效果。戴笠听了唐纵的介绍，发誓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同样不逊色的研究所，并决心第一步不遗余力地把邮检处从CC 手中夺过来。于是，戴笠一方面向CC发动凌厉攻击，与CC 争夺邮检处的各级领导权，一方面向蒋介石不断揭露CC 控制邮检处的黑幕，要求取得邮电检查的垄断权。不久以后，蒋终于下令把邮检处划归戴笠领导，由戴笠派军统特务、黄埔一期生刘瑶担任处长。戴笠自此更是扬眉吐气地对邮检部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组，从处长以下到一般干部，逐步换上自己的人，而把CC 特务一个一个地赶了出去。为此，徐恩曾几次找戴笠进行交涉，戴笠则一味卖“牛皮糖”，敷衍搪塞。戴笠手下特务、重庆邮检所所长罗杏芳回忆起曾任南京电报检查所副所长受CC 系特务欺压的情况，总是耿耿于怀地说：“CC 分子还想从我这里要得到情报吗？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CC（罗杏芳是湖南澧县人，湖南土话称尿为CC）。”可见戴笠手下的特务对CC 系特务仇恨之深。

戴笠处处与CC 系为敌，使CC 系感到如鲠在喉，咽不进，吐不掉。CC 系头子陈立夫深知蒋介石的一贯手法是要使两大特务系统互相掣肘，以利于其掌握运用，以防形成尾大不掉，权重震主。CC 系的特务们有时与戴笠摩擦吃了败仗，陈立夫总是对特务们晓喻说：“人办事，要用脑筋。用脑必目有所见，耳有所闻。而且，耳与目不能只有一个，必须有双耳双目，才能兼收并蓄。因此，情报机关必须同时有两个，才能心明眼亮，决策无误。”“作为领袖的耳目，也应有两个，兼听则明嘛！”陈立夫清楚，蒋不会同意让CC系把戴笠的特务处吃掉，当然也不会同意让特务处把CC 系的特务系统吃掉，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只要不危及到蒋手中的权力和地位，蒋不但会默许，而且还希望有这种矛盾存在下去。

05_4 争夺抗日社会团体

戴笠向CC 系进攻，几乎打的是一场立体战，只要有CC 系插足的地方，戴笠或复兴社是非要轧上一脚不可的。1934 年，戴笠与CC 系围绕抗日社会团体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夺。

1934 年3 月，蒋介石接到CC 系分子的一份密报，说北平有敌对势力复东会的秘密组织。蒋介石对这个问题处理比较慎重，他召见戴笠，面授机宜，要他赴北平会同复兴社的另一个大头目、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刘健群进行调查。

戴笠和刘健群奉命在北平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周密调查，基本上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事情起源于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许多东北籍进步人士，纷纷成立抗日复土的社会进步团体，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组织工作。

其中最有影响的1 个团体是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成立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得到张学良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救国会的活动引起了CC 系的注意，结果在国民党和日军的双重压力下，宣布结束。此后，原救国会领导核心经过反复磋商，决定排除CC 分子，成立秘密组织“复东会”，并于九·一八两周年时于北平欧美同学会会址正式成立。会员们在关岳像前宣誓：“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这就使CC 系极为仇视，于暗中收集材料，并加以扩大，意图借蒋之手对复东会进行打击，加以取缔。

戴笠、刘健群调查的结果，认为复东会是关内东北人的一个核心力量，与张学良关系密切，东北军将领与原救国会负责人对复东会大多取同情支持态度，使复东会成为关内东北军与东北人民联系的纽带。这时，张学良刚从德意考察归来，主张拥护领袖，实行独裁政治等论调，戴笠、刘健群认为，正可以通过复东会把张学良的力量拉到复兴社一边，削弱CC 系的力量。

于是，戴笠开始向张学良提出复东会及东北军与复兴社及黄埔系合作的问题。当时正是蒋、张关系比较融洽时期，张学良派复东会的重要干部王卓然、王化一与戴笠进行了具体研究，研究结果决定彻底融合蒋、张双方的核心干部，合作建立一个新的团体，拥护蒋介石为新团体事实上的领袖，由张学良具体领导。接着，张学良派戴笠、王卓然、王化一一起从汉口去南昌北坛，向蒋介石当面报告研究结果。蒋肯定了东北军、复东会与黄埔系、复兴社合作的计划，并指定由戴笠、刘健群、邓文仪与王卓然、王化一具体负责筹备。

经过戴笠、刘健群、邓文仪和王卓然、王化一的共同商量，决定新组织叫“四维学会”，会址暂定武汉，成立理事会主持日常工作，复东会由张学良说服取消，继续东北抗日工作，拥护蒋介石作为唯一领袖。并据此起草章程草案，经张学良同意，送蒋亲自加以审批。“四维学会”于1934 年5 月12 日在汉口银行公会举行成立大会，选举了15 名理事，复兴社方面有7 人；复东会方面有8 人。会议根据蒋的安排，选举王卓然为理事长，刘健群为副理事长，王化一、黎天才、邱开基为常务理事，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为了减少该会的特务色彩，戴笠没有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但该会是由戴笠一手策划成立的，从而加强了戴笠在蒋介石、张学良心目中的地位。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张学良进一步看到了戴笠在蒋身边的影响力，从而与戴笠的关系更加密切。

“四维学会”成立后，首先在武汉成立总会，会址在武昌明月桥旧奉直会馆内，接着又在南京、北平、上海、杭州成立了区分会。戴笠极力控制“四维学会”，使之成为与CC 系斗争的重要力量。直到1936 年11 月14 日，张学良在西安市金家巷张公馆秘密召集阎宝航、卢广绩、黎天才、王卓然、王化一等“四维学会”的重要干部谈话，表示决不再参加内战，要实行联共抗日，“四维学会”的活动“暂行搁置”，另组织抗日同志会，对外完全保密。

“四维学会”无声无息地宣告结束。

30 年代中期成立的“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是联合东北各抗日团体而为一体的东北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当时刘澜波、于毅夫等共产党人均以无党无派的面目出现，在该会内负实际责任。“东总”成立后，仍然受到CC 系的压制，为了求得掩护和发展，“东总”不得不利用已被抛弃的“四维学会”的旧关系，决定与当时最有力量与CC 系进行抗衡的戴笠取得联系。戴笠经过一番考虑，认为把“东总”抓在自己手中，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张扬复兴社与CC 系对抗的声势，另一方面则可以监视“东总”，不让他们靠拢共产党，从而对“东总”

的请求表示同意，并答允每月补助500 元活动费，当即先批给2000 元，作为4 个月的开支。这就是“东总”利用戴笠、戴笠利用“东总”，双方发生合作关系的开始。

05_5 与李士珍斗法

戴笠与CC 系的斗争，在警察机构的争夺上也表现得极其激烈。自从杭州警校被戴笠巧取豪夺后，接着，各省市县的警察局及其调查科和各省市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都被戴笠一一控制。CC 系经过一番苦斗，只保留了上海市警察局调查科和督察室这一块领地，还是由于陈立夫的嫡亲堂兄弟、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陈希曾于1931 年时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时立下的定例，以后的继任也就照“章”办事，把这两个位置交给CC 系处理，连戴笠也不便逼之太甚。

CC 系掌握不到警察系统，又没有培养出什么警政人员，似乎警界成了戴笠的一统天下。但是，问题不在CC 系，也不在戴笠，而在于蒋介石。蒋之为人，从来不肯把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交给一个人去掌握。蒋很早就决定，一方面把警察系统交给戴笠的特务系统去运用，以便使警察特工化，强化特务统治；一方面在警界内安插一位戴笠的劲敌，以便对戴笠起牵制作用，这个人就是李士珍。这就给CC 系找到一个报复的机会。CC 系认为他们自己已不便出面与戴笠争夺警察系统，何不与李士珍联手对抗戴笠？CC 系通过各种关系和李士珍接近，李士珍当然也需要借助CC 系的力量与戴笠抗衡，双方一拍即合，成为在警界内共同向戴笠进攻的一股强大力量。

李士珍是浙江宁海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蒋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学习警察行政，以便培养他进入警界。回国后，戴笠在洪公祠举办特警训练班，蒋亲自下令李士珍任训练班政治指导员，目的也是让他熟悉警察特工教育方面的情况。当时，警察系统的干部大多是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接收过来的，不但警风很坏，而且政治上不能跟上蒋介石利用警界力量进行反共和巩固政权的需要。蒋介石很早就想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警察队伍，他命令李士珍在南京汤山筹建一所中央警官学校大楼。李士珍苦心努力了4 年多时间，才将大楼落成。在这段时间里，李士珍一边筹建中央警校大楼，一边筹划取得中央警校的实际领导权，把全国的警察教育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他起草了一份中央警校的建设计划，其中有一条就是为了统一警察教育内容，使中央警校成为中国真正的警察教育最高学府，建成中国警界的“黄埔军校”。据此，李士珍建议将北平高级警官学校和浙江警官学校统一归并于中央警校，以防止警政“教出多门”。李士珍的计划书送上去后，正和蒋介石考虑建设新的警察系统、彻底改造北洋军阀时期的警察机构、加强法西斯统治的计划不谋而合。于是蒋很快就批示同意李士珍的计划。

第一步目的达到后，李士珍又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夺取中央警官学校的大权。他深知窥视这个职务的不乏其人，其中最大的劲敌还是戴笠。如果仅凭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和戴笠较量的。李土珍一方面走内政部长蒋作宾的路子，请蒋作宾积极向蒋介石推荐；一方面主动加强与CC 系的合作，由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常在蒋介石面前进言，说李士珍“识大体”，心目中只有“领袖”，宣传李士珍懂得现代化的警察教育，是党国不可缺少的警察教育干才等等。

陈立夫不愧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物。为了不使蒋介石对其吹捧宣传李士珍的进言产生疑窦，不让戴笠抓到攻击的口实，他并不要求李士珍和CC 系公开合作，仍嘱李士珍保持本来的政治面貌，有时候还要李士珍配合默契地在公开场合对CC 系提出寓有批评意味的“贡献”意见。因此，蒋、戴始终没有对CC 系与李士珍的合作公开提出责难。

经过李士珍的这一番努力，蒋介石终于在1936 年8 月正式成立中央警官学校对，以兼校长的身份，手令李士珍任中央警校的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

这无疑是把中央警官学校全部交给李士珍去负责。

李士珍在第二回合中又击败了戴笠，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不免有些洋洋得意。心想CC 系畏之如虎的戴雨农，其能耐不过如此，我李士珍略施小计，就把他从经营盘踞多年的警察教育机构中赶了出去，戴雨农声名显赫，别人怕他，我却不怕他。

李士珍这一轻敌，就铸成大错，让戴笠钻了空子。就在李士珍趾高气扬，大喝庆贺酒的时候，戴笠与浙警校校长赵龙文等一批谋士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设计了一整套方案来对付李士珍。

第一步：戴笠同样以加强警察教育为理由，向蒋建议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在校长的领导下，协助教育长对中央警校的工作进行咨询、决策和管理。在教育长之上，又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校务委员会，无疑是一个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但是，报告送到蒋介石那儿，蒋介石不但批示同意，而且居然手令由戴笠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这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其实戴笠敢于有此举动，可以说也是对蒋的心理揣摸透了，他懂得蒋同样不放心将中央警校交给李士珍1 人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提出一个什么只要对李士珍有所掣肘的建议，蒋介石都是会同意的。戴笠是“假传圣旨”的老手，他得到蒋的批准，立即把校务委员会变成了一个“太上皇”式的机构，并设立办公室，以亲信潘其武为秘书，进行控制。潘其武是特务处内惯于“打小报告”、制造摩擦的专家，用这样一个人当然处处使李士珍不能为所欲为。

第二步：戴笠策划推动一批多年从事警察教育工作、对警察学理有研究的人物出面，筹建“中国警察学会”，以此网罗全国警界人材，暗中却受戴笠控制运用。为了扩大该会影响，戴笠每年拨出专款，资助他们活动，派遣专人负责组织、联络工作，另外还发行1 个月刊，大造声势，宣传戴笠的所谓“政治警察”论（即特务警察），影射和攻击李士珍所鼓吹的正宗警政理论。由于戴笠舍得花钱，当然有人愿意为之奔走、鼓噪，为之卖命，所以这一活动居然搞得有声有色。

第三步：借浙警校并入中央警校的机会，以变应变，让浙警校的全部教职工办理了集体加入特务处的手续，然后除留下少数人之外，全部造册加入中央警校，以便在中央警校内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再通过这批人不断地“滚雪球”，掌握中央警校的基层力量，并向蒋推荐由特务处大特务郑锡麟任政训处长，陈玉辉为总队长，掌握中层力量，结果这批大小特务进入中央警校后，抱成一团，犹如釜底抽薪，把教育长一职架空，使李士珍顿失重心。

第四步：下功夫培养赵龙文、酆裕坤等亲信特务在政治上的声望，以便进一步向警界高层发展。1937 年5 月，蒋介石派孔祥熙为特使，赴英国参加乔治六世国王的加冕典礼。戴笠抓住机会，保荐赵龙文为随员，就便到英、德、意、比等国考察警政建设，为赵“镀金”。在这之前又保荐浙警校教务主任酆裕坤赴美留学，学习警政。果然，1936 年11 月，内政部第六任警政司司长李松风调任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面对警政司这一控制全国警政的关键职位，戴笠与李士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李士珍颇费苦心，想谋取警政司长，可是又舍不得丢下中央警校教育长这一高位去屈就。

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口袋里一时又拿不出像样的人去谋取，一度一筹莫展。在瞬息之间，戴笠的远见起了作用。他一步占先，亲自向蒋引见清华大学的高材生、留美学者、国内警界精英酆裕坤。结果一荐就中，蒋下手令任酆为警政司长，酆一反前任们的作风，在这个岗位一蹲就是10 年，始终不肯挪窝，全国的警政工作也就始终控制在戴笠手中，李士珍莫可奈何。

李士珍无形之中被戴笠打了一顿闷棍，自然心有不甘，于是也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击。先是李士珍针对戴笠搞的“中国警察学会”，也组织一个“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与戴笠争夺警界人材，规定凡在中央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虽然如此，李士珍还是争不过戴笠。因为李士珍是搞教育的，经费有限，手中又掌握不到警界公开机关，让这些学生去发展；而戴笠有的是票子，位子，可以收买，通过警政司和手下控制的公开机关，又可以给官做，结果，李士珍训练警官，教育出来的学生又都给戴笠抢走了。李士珍常常骂这些“变节”的学生是欺师灭祖。

其次，李士珍针对戴笠办月刊，鼓吹“政治警察”论的办法，也在中央警校办的刊物上大做文章。李士珍是警政科班出身，又是喝过洋墨水的，早已视警政教育为终身职业，因此能勤于钻研，在学术理论上拿得出成套的东西。而戴笠搜罗的警界人材，大多是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留用和中央军校转行过来的，未受过更高级的正规教育，更没有专门研究过警察学术，在许多问题上是外行，提出的一些警政理论不免粗俗、浅薄、支离破碎、强辞夺理。

据此，李士珍引经据典，把正宗的警察理论从制度、组织、职能、人事等方面阐释得头头是道，驳斥戴笠把政治警察教育（培训特务）和正规警察教育混为一谈的谬论，并列举日本、英美各国的实例，证明世界各国培训政治警察和正规警察各有专业，不可合流，如果把正规警察教育办成特工培训，无疑是自入歧途，自毁警政的邪门歪道等等。戴笠看到李士珍在校刊上用化名发表文章，听从特务处谋士赵龙文的建议，决定不予正面回击，而以侧击旁攻的办法对付。戴笠先是指使潘其武把这些文章一一收集起来，要害处均用红笔勾出，然后送给蒋阅，并假惺惺地摆出一副受到欺负和委屈的样子向蒋诉苦说：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交换，可是李士珍不顾大体，同室操戈，公开发表言论，诋毁校长耳目，豆箕相燃、相煎何急！徒然给外人制造笑柄，于党国何利？！于校长何利？！真令人胆寒等等。果然，蒋一见此情，勃然大怒，把李士珍叫来，骂得他狗血喷头，又是戴笠反败为胜。其实，在蒋介石看来，警察是要的，特务也是要的，如果两者相权，当然还是以政治警察（特务）为先，这也是“正规警察”李士珍斗不过“政治警察”戴笠、并且李士珍还常常挨骂的真正原因。

李士珍多次啃不动戴笠，并不罢休。当时，戴笠办了许多特训班，其中有不少以中央警校的名义开办，学生毕业时，需要发一张中央警校的毕业证书，可以取得警官学历，便于介绍到警察机关或稽查处去工作。但李士珍借口这些训练班没有在中央警校备案，没有按中央警校的教育大纲进行训练，水平够不到中央警校的要求，不同意颁发，使戴笠大伤脑筋。同时，李士珍为了与戴笠竞争，也扩大工作范围，不拘守警校一隅，自己组织人搞起谍报工作，以见重于蒋。只是搜集的情报大多是传闻和推测，水份不少，质量甚差，甚至像侦探小说家那样编造“苏联驻华谍报网”的故事，多年中难以拿得出手，有时转送到侍从室，蒋手下的侍从参谋看了也感到完全不能呈送蒋阅，更不用说与戴竞争，最后还只得专心干他的本职工作，抓好警校教育。

李士珍虽然屡受戴笠打击，但始终没有被戴笠吃掉，并且始终成为戴的强硬对手。在蒋介石这方面说，是养李以制戴；在李士珍这方面说，是借助CC 系的援手，拉CC 系以抗戴。曾任四川省内江县县长、后任“中统”专员的CC 系大特务仲健辉向CC 系特工总部报告说：“李士珍的学生都很够朋友，随时随地都帮我们的忙”。为了合力制约戴笠，李士珍还极力帮助CC 系特务组织充实力量。在奥地利留学警察的杜承庸学成归国后，找李士珍介绍工作。

李士珍劝其不要投奔戴笠，而引见给CC 系的徐恩曾。戴笠历来警惕CC 系把手伸向警界，也特别讨厌那些吃警界饭的与CC 系发生关系，但是，因有李士珍从中穿针引线，鼎力相助，戴笠亦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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