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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8/21 阅读次数：8 字体大小: 【小】【中】【大】

04_1 初斗王亚樵

戴笠出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后，蒋介石对戴笠特工实力的第一次检验，是从戴笠与王亚樵之间的一场恶斗开始的。

1924 年的齐卢大战后，王亚樵、戴笠各自分手。戴笠回江山县蛰伏了一段时间毅然南下，投军黄埔，走上了追随蒋介石的道路。王亚樵则继续进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活动。1926 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代，王亚樵任安徽副宣慰使，在洪泽湖起兵，准备进攻合肥、安庆，以援北伐。后被安徽军阀陈调元派兵包围于洪泽湖中，于1927 年春经血战突围到南京，王亚樵第三次起兵失败。

1927 年4 月18 日，南京各界知名人士与市民20 万人齐集省立体育场，蒋记南京政府在这里举行“奠都典礼”大会。这时，蒋介石已内定王亚樵出任津浦铁路护路司令，并让他以劳工总会代表的身份在大会发表祝辞。岂知王亚樵目睹蒋介石在6 天前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背离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行径，非常不满，就在大会上冒言直谏南京政府以国家民族为重，“勿忘总理遗愿！停止屠杀，保证人权”，将北伐进行到底。王亚樵此举无疑把自己推到蒋的枪口之下。大会结束后，果然当即遭到蒋的追捕，王亚樵从此走上了10 年反蒋的道路。数日后，王亚樵逃离南京，回到上海，开始了一系列反蒋暗杀活动。此后，无论何派何系，只要反蒋，他就与之合作。

1927 年秋，王亚樵曾计划谋刺助蒋为虐的安徽军阀陈调元。适时戴笠在上海因蒋介石下野，密查组解散，生活无着，颇为困厄，但他却没有去找王亚樵。戴认为王亚樵其人生就反骨，难为政府所用。大凡与政府作对的人，是绝无前途的。

1929 年，王亚樵与“西南派”王乐平、常恒芳、刘庐隐、余立奎等人组成反蒋集团，开始积极谋划以军事实力讨蒋。并由王亚樵联系第六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起兵反蒋，但由于反蒋组织成员、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告密，西南派的中坚人物王乐平被蒋派遣的特务陈希曾暗杀，方振武被诱捕软禁于南京，石友三兵败。王亚樵知情，派杀手于1930 年7 月24 日上午10 时将赵铁桥击毙于上海招商局门前。

1930 年，蒋为筹集剿匪经费，在安徽省推行“米照捐”。王亚樵为此组织“安徽旅沪学会”，发起召开抵制“米照捐”大会，同时推派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等地请愿，组织安徽米商罢市，米船停运等等，造成米价飞涨，民众怨恨政府，蒋不得已取消“米照捐”。后蒋得知此次运动是王亚樵一手策划组织，当即明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的行动。从此，戴笠与王亚樵的师生关系发生剧烈演变，开始了长达6 年多的较量。

1931 年2 月28 日，蒋下令将“西南派”领袖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

“西南派”被激怒，派人携26 万元巨款到上海找王亚樵，请求杀蒋救胡。王受命，经过周密的研究和计划，派出两路刺客，分赴南京、庐山，伺机下手。

在庐山一地，杀手陈成在山道上恰遇蒋介石，陈成掏枪就射，但由于距离稍远和过分紧张，子弹擦身而过。陈成一击不中，当即被蒋的卫士乱枪打死。

南京一地，4 名杀手终于等到一次蒋介石演说的机会，化装成新闻记者和学生混进会场，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因担任总联络人的王亚樵妻子王亚瑛临阵怯懦，发出“暂缓执行”的暗语，使得南京刺蒋功亏一篑。结果，两地刺蒋都没有成功。

1931 年7 月23 日下午，王亚樵本着西南派“倒蒋必先去宋，乱其经济组织”的方针，亲率杀手在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但误中宋子文秘书唐腴庐，宋却死里逃生。

刺蒋、刺宋未成，却给蒋介石集团以极大的震慑，加之当局久未破案，更使蒋宋等人寝食不安。在当时，戴笠仍在“跑单干”，未形成自己的特务系统，羽翼未丰。整个国民党军警系统，还没有一个人是王亚樵的对手，因而王亚樵达到一生暗杀活动的顶峰时期，继续干出一些轰动国内外的大案。

1932 年4 月29 日，侵沪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日本“天长节”（天皇诞辰）活动。王亚樵受代理行政院长兼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之托，通过朝鲜志士安昌浩先生及其学生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等人，用特制的定时炸弹捣毁了“天长节”，当场炸死日酋白川大将、居留米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日军野村中将的右眼球被炸飞，植田中将、驻华大使重光葵的大腿被炸断。日本将官死伤13 人，其中白川大将是被中国军民在整个抗战期间击毙的最高长官。此次爆炸影响所及，犹如一场地震，撼动了日本朝野，并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会议上为讨论东亚问题的政治家们也受到强烈刺激。

白川被杀，也使蒋介石为之震动和关切。他觉得能策划和实施此案的人，决非一般，如果此人能为自己所用，中国还有什么政敌不可除去呢？于是，蒋向当时出任特务处长不久的戴笠查询“四·二九”之案系何人所为。戴笠经过调查，确认此案系王亚樵所为，于是如实向蒋汇报。蒋决定对王亚樵进行收买，并要戴笠寻找与王亚樵联系的渠道。戴笠得令后，派特务处特务、早年曾与自己一起追随王亚樵的门生胡抱一携4 万元巨款到上海收买，遭王亚樵拒绝。蒋介石一计不成。再令胡宗南写信给王亚樵，提出由胡宗南、王亚樵合组安徽省政府，作为诱饵，仍遭王拒绝。

两招不灵，蒋认为王亚樵是不愿屈居早年的两个门生之下，于是派王亚樵的安徽老乡、一起参加辛亥革命，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亲自上门拜会王亚樵，开出的价码是陆军中将的实职。结果杨虎反遭王笑骂，气得拂袖而去。

蒋介石听完了杨虎的汇报，嘴里照例说了两声“很好！很好！”心里早已下定了决心：此人既不能为我所用，就必须坚决铲除，以绝后患。

正在此时，王亚樵谋杀国联调查团一案发生，引发了蒋戴与王亚樵血战的导火线。

日本侵占东北后，经国民党政府一再交涉呼吁，国联派英国前驻印度总督李顿率5 人调查团到中国进行调查。调查中，李顿发表的谈话偏袒了日本，激起国人强烈不满，纷纷谴责。王亚樵则认为世界只有强权，没有公理，派出手下的大将龚春浦率24 名杀手守候在调查团下榻的外滩华懋饭店周围，准备锄杀国联5 “钦差”，给以颜色。

正在下手的关键时刻，上海市长吴铁城宴请李顿一行，未能及时返回；王亚樵也受人劝说，认为此案一旦发生，易发生国际纠纷，于国家民族不利，于是下令召回，但其中有4 个一线杀手尤林、唐明、李凯、彭光耀未及时把枪支交回，乘隙上街闲逛。在经过南京路521 号顾记钱庄时，他们竟拔枪闯门抢劫，因店主及时报案，大批军警赶到，除李凯1 人漏网外，其余3 人悉数被捕。在判处死刑执行前，3 个人为改变自己抢劫犯的形象，主动供出谋杀李顿以及北站刺宋、庐山刺蒋的真相。虽没供出后台是王亚樵，但当局很快查出3 人皆是王亚樵的部下。

积年数件要案并破，且皆是王亚樵所为。蒋闻报大怒。严令戴笠和上海军警机关合作，限期追捕王亚樵归案。

就戴笠来说，当初对王亚樵尚存恻隐之心。成立特务处时，戴曾向蒋推荐起用王亚樵，但蒋认为“此人思想左倾，不可为我所用”，戴笠见此，不再提起王亚樵三字。现在王亚樵已威胁到蒋的存在，戴笠仅有的一点同情和患难之情已不复存在。但王亚樵的实力和手段他是知道的，要追捕王亚樵，绝非轻而易举的事。于是，戴笠亲率大批特工人员，赴上海周密布置和坐镇指挥缉捕王亚樵。

戴笠到上海后，立即指挥军警及特工人员包围了已经掌握的王亚樵的几处住处，其中有王亚樵母亲及发妻王淑英在拉都路的住处。接着对王亚樵弟弟王述樵的律师事务所以及大华公寓、亚洲饭店等地点，经过搜捕，结果全部扑空。

这一着早在戴笠的意料之中。他知道王亚樵长期生活在险恶处境之下，早已养成了谨慎、机警、多疑、善变的性格和作风，当时在上海，仅秘密住所就有十几处，居住、穿戴打扮、交通工具，一日数变，行踪飘忽不定。其确定行止，就连身边最亲信的大将郑抱真、龚春浦以及妻妾王淑英、王亚瑛等人，也不能尽数掌握，往往只是在王亚樵到一处地方后打电话告知，而通话常用暗语，外人虽然听到，也不疑有他。至于王亚樵的一般徒众虽多，但对王亚樵的情况却知之甚少。戴笠早在上海打流时，由于曾有意向王亚樵靠近，就对王亚樵作过一番研究。湖州拜师后，又从近处对王亚樵作了一番观察，并通过结交王亚樵身边的亲信心腹，了解掌握了许多王亚樵性格特点及活动规律的第一手资料。1931 年，戴笠正式受命监视王亚樵的安徽旅沪学会的活动情况，已经使他意识到自己迟早将与王亚樵发生一场恶斗，于是他便开始从各方面调查、研究、掌握王亚樵及其安徽帮的活动规律。因此，戴笠对如何追捕王亚樵，心中早有预案。

一是曰围捕。戴笠报经蒋同意，统一组织上海的军警宪特机关严密封锁上海所有对外的海陆空通道，防止王亚樵逃出上海。尤其上海的太古码头是上海到香港及国外的海上通道，戴笠更是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行人进行严密盘查。戴笠认为，只要王亚樵这条大鱼始终被围在上海这口池塘里，无论池塘里的水多么混浊，终有被捞到的一天。相反，如果王亚樵一旦溜出上海，不啻一条大鱼游进大江大湖，到那时再捕捉就十分困难了。

二是曰守捕。戴笠深知王亚樵一向神出鬼没，要捕捉他绝非一日之功，唯有放长线，钓大鱼，骄其心志，使他逐步麻痹松懈起来，然后一举出击，以竟全功。这也是孙子所说：藏于九天之下，动于九天之上。于是，戴笠下令对已经发现的王亚樵的各个密点，均在周围布下许多便衣特务，日夜监视，不得有一丝一毫懈怠。对王母、王淑英，他也没有抓捕，以用作香饵，钧取“金鳖”。戴笠反复告诫手下的特务：再机警狡猾的鱼，总有抬头浮水的时候，关键是捕鱼的人要有耐心，切不可心浮气躁，以至功亏一篑。

三是曰诱捕。戴笠征得蒋介石同意，悬赏百万元擒拿王亚樵；有通风报信，带领军警人员去捉拿的，亦赏10 万元。这个赏格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蒋介石在江西苏区通缉毛泽东、朱德的赏格为5 万元）。在当时，100 万元是1 个中型银行的全部资金，10 万元也会使人成为上海十里洋场的巨富。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戴笠深知王亚樵手下虽然部众很多，杀手云集，但大都是乌合之众，其中不乏见利忘义之人，只要给以重金引诱，就不怕没有人出来密报告发王亚樵的行踪。

四是曰查捕。戴笠认为，王亚樵在上海活动了近10 年，手下徒众有数千人之多，所谓核心亲信班子也有数十人。以他为首的安徽帮虽然完全受他支配，具有强烈的反蒋及不与政府合作的倾向，但并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行动散漫招摇。因此，无论王亚樵神通多么广大，本领多么高强，变化多么莫测，总难免不在许多方面露出蛛丝马迹。只要广泛调查，善于搜集分析情报，一旦发现疑点，穷追不舍，一查到底，王亚樵就难有隐身之处。于是，戴笠调动大批军警特人员，从凡是与王亚樵手下的亲信心腹或杀手有过接触的人那儿，广泛搜集调查王亚樵可能居住的密点，甚至妓院也不肯放过。这样，目标一个一个地被侦查发现，密点一处一处地被控制掌握，范围一步一步地被缩小收紧。

最后，戴笠还建立了一支快速反应的缉捕队伍，日夜处于戒备状态。只要一声令下，能够立即出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呼啸而至，对目标进行围捕。

戴笠的这个围捕方案初看起来也很寻常，有些地方甚至显得笨拙，但由于每一点都是针对王亚樵的弱点，而且在戴笠的督促监视下执行起来十分认真，因此很快发生了作用。

首先是王亚樵及手下一批心腹大将的活动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许多场合不能再出现，许多住处不能再使用，许多人不能再接触，许多渠道不能再联系。随着过去保密得不很严格的密点一个一个地被发现，活动范围越来越狭窄。暂时还没有被发现的密点周围，也常常有三三两两可疑的人像猎狗一样到处转悠，嗅闻。有时，王亚樵半夜刚刚转移到一个地方，人还没有躺下，军警特务们就跟踪而来；有时王亚樵从一处地方刚离开，后面特务们就破门而入进行搜查。特别是王亚樵手下的队伍开始瓦解分化，一些人在高压下动摇，一些人在威逼下屈服，一些人在引诱下叛变，这使王亚樵的处境越加险恶莫测。以上海之大，却难有立足之地。王亚樵这时才真正感到戴笠的份量。十几年来，他打遍上海无敌手，不独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些上海流氓大亨们对他心存畏惧之心，就连蒋介石这样领兵百万的一国之首，也对他另眼相看。但是，他却感到戴笠确非泛泛等闲之辈。1924 年王亚樵懊悔湖州初识时没有深入了解戴笠，也多少有些轻视他的夸夸其谈，终于成为今日的劲敌。

其次，王亚樵的身价是100 万元，如此高的赏格得之便是终身荣华富贵，受用不尽。于是，见利忘义、见财起意的人一个个从隐秘处钻出来，自动去四处钻营打听，向戴笠告密。这些人大都与王亚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掌握一两处重要的情报，这就足以对王亚樵构成致命的威胁。其中有个安徽同乡会的柏藏香，他因多少知道王亚樵一点底细，钻营打听也就比别人少走了一些弯路。一天，他终于打听到王亚樵住进郊外赵主教路一幢秘密住宅，于是就向军警机关报告。

戴笠是十分精明的人，想拿赏金的人太多了，但王亚樵的头是那么好取的吗？于是，他先派特务对柏藏香的背景进行了调查核实，知道他原是王亚樵的朋友。朋友出卖朋友，这是再好没有的。戴笠又打听到赵主教路的秘密住宅是前军长刘志陆新建的公馆，建成后常有一些神秘人物进出，而刘志陆与王亚樵素有交情。据此，戴笠命令不得打草惊蛇。他仍令柏藏香带几名特务去刘志陆住宅周围布下监视网，然后集合大批军警人员待命出发。经过10余天的连续监视，终于在一个深夜里发现王亚樵坐着1 辆黑色轿车进了这所住宅。不多时，数百名军警特人员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配合下呼啸而来，将刘志陆的住宅围困得结结实实，然后军警们破门而入。可是除了被窝里尚有余温外，搜遍了整个住宅的每个角落，却始终不见王亚樵的踪影。原来王亚樵早在军警特务围上来之前，已发现情况异常，随即从晒台栏杆上翻出，顺着一根绳索，运用轻功溜下楼去，然后利用公馆背面一片建筑物黑影的掩护冲了出去，在郊区乱坟岗的一具棺材中睡了一觉，脱险而去。

王亚樵的又一处密点被戴笠捣毁，处境空前困难。这时，著名民主爱国人士杨杏佛被特务暗杀，王亚樵闻悉，思之良久，写下一副《哭吊杏佛先生》的挽联，派人潜赴福建厦门鼓浪屿，将挽联寄上海“杨杏佛先生治丧委员会”，意在用声东击西、金蝉脱壳之计迷惑戴笠。果然，特务们惊惶不安地很快将挽联送到戴笠手中，戴笠一见哈哈大笑，不惊反喜地说：“王亚樵一向狂妄自大，敢作敢为，今天竟然想到用这种雕虫小技来引开我的注意力，谋求脱身，说明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于是，戴笠进一步收紧围捕之网，对王亚樵所有的熟人、朋友、亲眷和有可能藏身的场所进行更加严格的监视，军警特务们稍一懈怠，即遭严厉制裁。

1933 年夏，王亚樵在上海居住的密点只剩下赫德里王亚瑛的住处没有被发现。但戴笠通过特务们多方打听和对王亚樵亲信人员的多次跟踪，终于确定赫德里有一处密点。于是，即对这一带的住家逐户进行秘密调查，终于很快弄清确切地址。戴笠再次下令不准惊动王亚瑛，而是以王亚瑛的住处为中心，在周围撤下一张大网，专等王亚樵钻进来。

一天清晨，趁着黎明的黑暗，王亚樵机警地闪进赫德里。在确定周围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时，他从后门上了楼。

王亚瑛既是王亚樵的宠妾，又是王亚樵手下的一名重要杀手，机警、智慧、勇敢不下须眉。她多日来为王亚樵的处境提心吊胆，现见他安全归来，惊喜交集，未及问候，先习惯地撩起窗帘对弄堂里的行人和动静观察一番。

不看则已，一看之下，王亚瑛连呼“不好！”，弄堂里隐约出现几条行动可疑的人影在注视这所房子。王亚樵一看，果然是。情急之下，他看见屋角的菜篮子，心生一计。他让王亚瑛把身上的衣裳脱下，穿在自己身上，又扎上一块头巾，把脸上胡须刮掉，经过一番化装，步下楼去。在弄堂中，尾随清晨买菜的几位娘姨，低头敛眉，从特务们身边擦肩而过。刚出弄堂口，几部汽车已风驰电掣般呼啸而来。王亚樵再一次破网而出，脱险而去。

王亚樵屡次走脱，这使戴笠也恼羞成怒。蒋介石因对戴笠久捕王亚樵而不得手，又把他找去南京中央军校官邸大骂了一通。戴笠回到上海苦思良久，决定把王亚樵的亲信一个个抓起来，彻底斩断他与外界的联系，逼他从地下钻出来。被抓的人中，有个叫王述樵，他是王亚樵的弟弟，公开挂牌的律师。

戴笠此举，激怒了王述樵的恩师、全国律师公会会长沈钧儒先生。沈当即在报上发表文章，抗议当局逮捕王述樵，指出：“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王亚樵有罪，其弟何罪？”沈钧儒的抗议得到了律师界同仁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人们纷纷指责当局，司法工作者尚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国家法治何在？

蒋介石一时在全国舆论面前下不了台。他把戴笠叫上了庐山，戴笠知道弄巧成拙，必受蒋的严厉斥责。可是，蒋之行事常有出人意料之处。这次，他不但没有斥责戴笠的意思，反而安慰他说：“王亚樵不是等闲之人，他在上海经营了十几年，又有‘西南派’为之援手，绝不是朝夕之间就可以得手的。你还是和寿山一起到上海和他谈谈条件。只要他不再和我们作对，过去的一切，我们都可以不再追究。”

戴笠不防蒋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剿为抚”。现在来不及细细体会蒋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只得会合同时被蒋召到庐山的胡宗南和王亚樵当年的3 个得意门生之一的胡抱一，由庐山抵上海，找到王亚樵在北伐时期的老朋友常恒芳作为联系人，辗转找到王亚樵，提出了谈判的建议。

王亚樵很快复信作出答复，内中说：“唯多年来与当局发生龃龉，决非亚樵个人之事，是代表了一腔民族正气。现在国难日亟，余诚愿化干戈为玉帛。就余目前情况，条陈如后。如当局和介公能予采纳，亚樵当束手自缚，赴京向介公请罪，刀俎汤火在所不辞，如介公不纳，亚樵当我行我素，一息尚存，决不低眉俯首也”。条件是：一，对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释放：二，随我吃饭的人多，要解散他们非一百万元不可；三，上述两事雨农、寿山两兄可以保证办到，我只身去南京向蒋先生请罪，诛留悉听介公发落。

戴笠接信后，报经蒋同意，条件可以答应，但须王亚樵向西南派的领袖人物打一枪，不管是谁，打一枪即可复命，以示投蒋的诚意。王亚樵闻知大怒，谈判破裂。戴笠和王亚樵再次陷入生死恶斗之中。

王亚樵处此险境，已知上海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在1933 年8 月，经易容化装和精心策划，从上海太古码头乘英国豪华客轮逃离上海。临行前，留一信令人在轮船启航后寄交戴笠：“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请罪。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戴笠一看此信寄自上海，失声大叫“不好！”王亚樵已逃离上海。至此，戴笠长叹一声，自忖以上海数十万军警宪特尚不能奈何于他，确非等闲之人。无怪乎校长几次三番对之招安，可见校长对这个人也是看准了的。现在王亚樵脱险而去，犹如一条巨蟒潜入大海，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弄出翻江倒海的事来。想到这里，戴笠不禁打了个寒颤。

04_2 华北行

1933 年初，日军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开始向热河进攻。1 月6 日，日军进攻山海关。3 月初，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潜入华北，在平津两地收罗失意的军阀政客、帮会头目、地痞流氓，诸如齐燮元、石友三、王揖唐、白坚武、张敬尧之流，配合日本人密谋华北分治。在此形势下，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不甘于国土沦丧，要求抗日的呼声很高。

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军人则积极筹划成立抗日同盟军。即使在中央军内部，也有一部分黄埔军人要求抗日，与日军决一死战。蒋介石为稳定华北局势，推进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决定派复兴社高干、军委会政训处长刘健群到华北成立抗日宣传总队和复兴社北平分社，积极宣传蒋的不抵抗主义，配合何应钦的北平工作。另派戴笠随行北上，加强华北地区的特工活动，相机对东北军、西北军及抗日同盟军进行监视、控制与破坏工作，开展对日情报活动等等。

戴笠到北平后，感到形势比想象的更加严峻复杂，特务处华北地区的特工力量亟需加强。于是，经蒋介石批准，戴笠决定成立特务处华北区，由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兼任华北区长，坐镇北平，统一组织指挥华北地区各省市的特工力量，对外则以军委会北平军分会上校参谋的名义作为掩护。在此基础上，戴笠重新调整加强了华北各省市的特工组织，抽调大批特工人员北上进行充实。

3 月11 日，日军向坚守在长城要隘古北口的中央军二十五师和东北军一一二师发动进攻。两师经过50 个小时的血战，古北口失守。日军得手后，继续集结兵力。蒋介石担心日军发动全面进攻，急于要了解日军的调动部署和一线战事的发展情况，于是指令戴笠呈送这方面的情报。由于戴笠以前对华北区的特工活动重视不够，对长城战事前线缺乏应有的布置，华北区组织新建，力量不足，没有及时向古北口一带派遣特务组织，使华北区掌握的这方面情报很少，蒋介石催要这方面的情报又急如星火，戴笠一时又哪里来得及搜集。蒋介石掌握不到长城战事的切实情况，对日军下一步的动向心中无数，不由得火冒三丈。当即把戴笠找去，大骂他不懂得特务工作的轻重缓急，指令他迅速派遣人员，到古北口前线搜集情报，报告战事发展情况。

戴笠挨了一顿臭骂，立即赶回特务处，十万火急地电令在北平的郑介民，要他亲自到古北口前线布置情报组织和了解情况，并指令临时成立1 个古北口情报组，配置1 部电台，随郑介民前往。郑介民的胆小怕死在特务处是出了名的，他本不想到真刀真枪的一线去，但经不住蒋、戴的再三逼迫，只得硬着头皮在古北口住了两三天，把情报组和电台留下，作了一些例行布置和交代，就匆匆赶回北平。

戴笠知道郑介民靠不住，只得报蒋批准，亲自率领1 个情报组赴河北省保定县，通盘指挥长城抗战期间的战场特工活动，搜集战场情报。戴笠从多方面得到情报，进行分析，认为日军虽然摆出步步进逼的进攻气势，但是尚不具备向华北发动全面进攻的兵力集结和准备，其目的只是通过军事压力，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削弱以至取消国民党政府对华北的主权，承认华北分治和日军对中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等。

蒋介石接到戴笠的报告，心中有了底，于是决定继续把中央军的主要力量集结在江西“剿共”。而在华北方面，蒋指示何应钦抱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对日本进行妥协。

5 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军人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时声势浩大、八方响应。蒋介石忧虑冯玉祥就此坐大，并担心抗日同盟军的活动失去控制，打乱对日妥协政策，于是指令何应钦不惜一切手段，迅速予以瓦解。并要戴笠再次北上，配合何应钦采取行动。

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与国民党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的防区接壤。冯曾派人找孙殿英接洽，争取他合作抗日。何应钦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刘健群、戴笠前往天津拉拢孙殿英，以阻挠冯、孙联合。刘健群原是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的行营秘书，被何引为心腹。因写了一本小册子《我对党的一点意见》，鼓吹法西斯主义，又被蒋介石引为亲信。刘平时高谈阔论，能说会道，在法西斯理论方面确有一套。蒋曾赞扬他比陈果夫兄弟要进步5 年，比黄埔系要进步10 年，按蒋的评价，刘健群在法西斯理论方面的见识当然比戴笠也要进步10 年。刘健群虽然能言善辩，但在实际工作和钻营能力、揣摩各种人物的心理、掌握运用人情世故方面，却不如打流出身的戴笠。

戴笠与刘健群第一次到天津租界与孙殿英见面，刘健群一脑子的书生习气，开口闭口总不外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等那一套理论。孙殿英本是一个流氓军阀，因盗东陵而声名狼藉。一生所奉行的哲学便是“有奶就是娘”。就当时孙殿英的处境来说，正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参加抗日同盟军，抗日失败后怎么办？抗日是抗不得的。如果听从何应钦的唆使去攻打抗日同盟军，那么刚刚由热河抗战换来的名誉又要彻底破产，遭人唾骂，同盟军也是打不得的。因此，抗日不抗日，反共不反共，拥蒋不拥蒋，联冯不联冯，在他看来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能找到一个靠山，保住刚由热河抗战中得来的荣誉和形成的实力，好进一步向上发展。现在刘健群开口闭口就是“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大帽子，丝毫不解决他的实际问题，弄得心里很不痛快。话不投机，孙殿英叫人送客。

第一次天津之行失败，刘健群泄了气，戴笠却看出了苗头。他知道对孙殿英这种人讲大话、空话是没有用的，关键要让他感到有利可图，能捞取更多的实惠。于是，戴笠决定撇开刘健群，另辟蹊径，再作去天津见孙殿英的准备。他认为第一次去天津见孙之所以没引起重视，是因为孙对刘、戴的地位并不看重。加之复兴社才成立1 年，华北只是风闻有这么一个法西斯组织，并不知道究竟。第二次赴天津，首先就要摆出派头，让孙殿英知道戴笠二字的份量和来头。于是，戴笠请北方出名政客、孙殿英的好友张壁和洪帮出名的老头子张树声陪同他一起去天津访孙，抬高身价，以壮声势。临行前，又由何应钦亲笔写信，以察哈尔省主席或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为诱饵，作为拉拢孙的条件。

戴笠到天津后，一反上次行客拜坐客的做法，而是先下榻在英租界豪华饭店利顺德，然后派张壁上门捎信，邀孙到利顺德见面。张先对孙介绍了戴笠的背景，然后再下说词。这一次果然灵验。孙殿英得知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特务头子、有手眼“通天”之能，立即轻装简从，备了厚礼，来到饭店见戴。一见面，孙殿英使出江湖豪杰的伎俩，对戴笠倒地便拜，连说上次相见时有限不识泰山，“失敬！失敬！”并说：“我们同是在江湖上闯荡的，只要蒋委员长用得上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会割耳朵。今日见面难得，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孙殿英起来后，附着戴笠的耳边鬼头鬼脑地向戴说：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球，共108 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这两颗是其中最大的。戴笠点头答应收下，并说回南京面交蒋委员长。这次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孙殿英认为戴笠是位难得的知己，可资利用，戴笠认为孙老殿确有江湖上的豪气，正好网罗。

戴笠与孙殿英言归正传，谈判共同对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一事，戴笠递上何应钦的亲笔信，说明此行意图。孙殿英思之良久，认为就任察省主席，无疑要与抗日同盟军作对，不如退往西北开垦青海，发展实力，独霸一方。

于是欣然接受了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名义，并连连感谢戴笠的提携关照。

戴笠回到北京向何应钦汇报了天津之行的结果，何应钦十分高兴。蒋介石接到戴笠转交的两颗乾隆朝珠，亦表扬了戴笠的机敏伶俐。

戴笠在华北期间，另一件“杰作”是成功地指挥特务处华北区于1933年5 月暗杀了汉奸张敬尧。

张敬尧原是湖南督军，后因凶狠残暴被驱逐出湘。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率兵抵抗，被打败，于1932 年投靠伪满政权，充当汉奸爪牙。日军占领热河后，关东军司令部急于寻找1 个原在北洋政府中有较高地位的代表人物，出面组织傀儡政权，达到华北分治、独立的局面。因张敬尧素有野心，政治上不甘寂寞，从而被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选中。关东军司令部委任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并提供700 万元活动费，潜入北平城，住进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进行组织伪政权的秘密活动。此事被戴笠的特工情报人员侦悉，立即报告蒋介石、何应钦。蒋等认为要尽快除掉张敬尧，以绝后患。

戴笠奉命后，将此次行动下达给特务处华北区，由郑介民具体负责指挥。为了确保完成这次任务，戴笠与郑介民反复研究，决定集中特务处北平站、天津站的所有力量，合作执行。

郑介民根据与戴笠共同制定的方案，召集天津站负责人王天木，北平站特务陈恭澍、白世维、戚南谱等人，分派任务。决定由王天木、白世维到六国饭店内摸清张敬尧居住的具体房间。陈恭澍、戚南谱在北长安街待命，伺机出击。

东交民巷是1901 年辛丑条约的印记，在当年是北平的“化外”之地，通常也称使馆区，中国政府不能在此行使法律上的权力。六国饭店因坐落在这个“化外”之地而受到外国势力的特殊庇护，一时声名大噪。其实只是1 幢4 层楼的旧式建筑而已，然而，许多身份特殊的人物却因看中这块地方的安全而喜欢下榻在这里，张敬尧当然也不例外。

几天之后，王天木等人因凑巧碰上1 个给张敬尧做服装的掌柜而摸准了张住在3 楼的房间号码，据此进一步制订了行动方案。可是，十分凑巧的是，当王天木、白世维5 月7 日到六国饭店2 楼开房间，准备伺机动手时，却偶然发现张敬尧并不住在3 楼，而是住在2 楼的1 个房间里。王天木、白世维见此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就来不及请示郑介民，当即由白世维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张敬尧“砰！砰！砰！”一连三枪，张敬尧当即倒下。王天木、白世维迅即逃出六国饭店。5 月8 日，平津一带的报纸登出“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内，遇刺殒命，凶手逃逸无踪”的新闻。这是特务处成立后组织实施的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暗杀案。这时，日军方面因怕暴露策动张敬尧搞暴乱，成立华北国的阴谋，故哑巴吃黄连，不敢声张。日军此次行动受阻，很快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

04_3 出山第一枪

戴笠在布置暗杀张敬尧的同时，在上海则积极布置暗杀国民党著名的左派人士杨杏佛。这是戴笠出任特务处长以后，经自己直接精心策划放的第一枪。

杨杏佛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孙总理治丧筹备处总干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2 年12 月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建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执行委员兼总干事，主持同盟的日常工作。同盟的宗旨是援救九一八以来因爱国抗日而受到迫害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反对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等，这就触犯了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大忌。因此，从一开始蒋就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视为心腹之患，决心伺机加以根除。只因宋庆龄是同盟主席，蔡元培是副主席，而且鲁迅、胡适亦在上海和北平分会中，名人贤达荟萃，一时难以下手。

促使蒋介石杀杨的直接原因，是杨杏佛1933 年春的华北之行。1933 年1 月，长城战起，华北动荡，杨杏佛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赴北平视察。他在华北期间到处发表演讲，参加示威游行，抨击监狱黑幕，呼吁抗日救国，要求民权自由，揭露腐败政治等等。一时间平津等地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沸沸扬扬，打乱了蒋介石在华北抱定“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方针的贯彻。何应钦对此抱怨不止，戴笠亦将杨杏佛在华北的所作所为密报蒋介石。

更使蒋介石恼火的是，杨杏佛陪同宋庆龄4 月5 日亲赴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省港大罢工领导人罗登贤和一切政治犯。宋、杨还以“中央委员”名义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就触动了蒋介石政治神经中最为敏感的部分，使蒋到了忍无可忍的边缘。

5 月14 日，国民党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绑架了进步作家丁玲和史学家潘梓年，并杀害了应修人。全国舆论沸腾，国民党政府却矢口否认。杨杏佛经过深入调查，掌握了重要证据，扬言要予以公布。同盟和杨杏佛的此举使国民党政府极为尴尬。这一事件如果暴露，无疑给国民党政府脸上扇了一记耳光，这是蒋绝对不能容忍的。

5 月间，蒋介石召见戴笠，指令他要采取严厉手段，对“同盟”有所戒。考虑到“同盟”都是由名人贤达组成，在国内外深孚众望。下手轻了，不能起到震慑作用；下手重了，影响所及，又会在政治上引起很大的麻烦，难以收场。因此，蒋进一步叮嘱戴笠，要注意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惩戒”同盟。他要戴笠亲自到上海拟出方案，供其选择，然后实施。

戴笠受命后，亲赴上海，召集心腹特务们进行分析研究。他认为，“同盟”领导人中，宋庆龄地位特殊，杀之顾虑颇多；蔡元培在“同盟”中不甚活跃，杀之价值不大；鲁迅、胡适地位稍低，杀之不足以摧毁“同盟”。唯有杨杏佛地位适宜，且极其活跃，杀之较为合适，可以起敲山震虎、杀一儆百的作用。戴笠把分析结果报告蒋?槭迹奔吹缴虾Ｖ苊懿贾么舜涡卸坏萌谩巴恕弊プ“驯?

戴笠首先指挥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的特务，把杨杏佛的住址及生活特点、行动规律、来往接触人员等调查得清清楚楚。这其中，有两个情况引起了戴笠的注意。一是杨杏佛原住霞飞坊5 号，1 年前与夫人赵志道离婚后，寄寓在亚尔培路331 号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这个地方属法租界，租界巡捕房的巡逻警车与执勤巡警每日来回流动警戒，防卫很严；二是杨杏佛喜欢骑马，并在大西路养了两匹良种马，雇有马夫，专事饲养。如无特殊情况，每天清晨必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驰骋一两个小时，大西路、中山路一带属华界，治安归国民党政府管理。

戴笠根据掌握的情况，制定了两套行动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在大西路、中山路一带进行狙击，在此时、此地下手机会多，把握性大，得手后易于行动人员撤出，便于处理善后事宜等等。第二套方案是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在此时、此地下手的机会也多，把握性亦大，缺点是一旦被租界巡捕发觉，行动人员较难撤出，有一定风险。

戴笠虽然比较肯定第一套方案，认为此方案易于成功。但他又是个很细心的人。见蒋时，又把第二套方案放在口袋里，以防不测。多年来，他对付蒋的办法就是当第二道菜没有备好时，决不把第一道菜送上去。蒋考虑问题，历来有出人意料之处，其人心机诡谲，不可测度；戴笠应变在先，因而被蒋视为鬼才，受到信任。

果然，当戴笠信心十足地把第一套方案报上去后，当即被蒋否定。蒋认为大西路、中山路地区属华界管辖，在这些地方发生了如此大案，必然要被国内各界舆论追究，到那时案子破与不破都不好交代，徒然自相惊扰，自找麻烦；同时，“同盟”的领导人大都居住在租界以内，在租界以外地区杀杨，亦达不到敲山震虎、儆戒宋庆龄等“同盟”领导人的作用。只有在租界内执行，特别是在宋庆龄寓所附近下手，才能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既可以杀一儆百，又可以显示特务们的力量，还可以不负破案的责任。

戴笠听到这里，用手抹去额角上渗出的细密汗珠，并从口袋里掏出第二套行动方案，双手呈送上去。蒋介石看到亚尔培路331 号距宋庆龄寓所较近，点头说：“很好！你们就照这样去干吧！”

行动方案确定后，戴笠亲自挑选赵理君、王克全等人组成行动组。赵理君是四川人，黄埔五期毕业，特务处成立之初就在上海负责行动工作，为人心狠手辣，果断干练，每遇重大行动，能临危不乱，指挥若定，故被委以组长重任；王克全是安徽人，原系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被捕叛变后加入特务处。此人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办事机警敏捷，亦富有暗杀、绑票经验，故被委以副组长，协助赵理君指挥行动。组员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人均是上海滩上杀人越货的惯匪、手辣心黑的“老枪”。尤其是李阿大，为上海苏北帮的著名杀手，枪法很准，胆量极大，是这个组最主要的行动人员。

戴笠还规定，在整个行动中每个行动人员都必须使用化名，并严守秘密，对父母妻子以及“团体”内的同事，甚至直接领导都不得与闻；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不得贪生怕死，泄漏机密，否则将按“团体”纪律给予严厉制裁。为了便于指挥和联系，戴笠指定法租界迈尔西路1 幢3 层楼内的寓所作为行动组的集合地点，由王克全率领行动组人员居住进去；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的寓所作为一线指挥所，由赵理君指挥；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1 幢两层楼寓所作为总指挥所，戴笠亲自坐镇指挥。

戴笠在布置暗杀计划的同时，亦曾动过不少脑筋，企图使杨杏佛不战自退。第一步是通过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书面警告”杨杏佛，攻击他为“政治犯”争民权，乃是“为反动张目”，造谣“同盟”的活动是“保障反革命及共产党要犯”，请最高当局下令“解散该团体”；第二步是发动国民党的报刊喉舌大肆攻击“同盟”是“由杨杏佛献策”、由宋庆龄组织起来，专“抱国际共产党的粗腿”的组织，其成立“根本不合民运法规”，应予取缔等等；第三步是通过国民党政府通知杨杏佛，表示要给一个名义让他出国考察，以脱离国内的政治运动。岂知杨杏佛软硬不吃，不退反进。公然联合文化教育界38 位知名人士领衔签名，要求南京政府行政院、司政行政部释放政治犯，保障民权等等。蒋介石闻知大怒，下令戴笠抓紧布置，对他进行制裁。

为此，戴笠于6 月初从华北赶回，亲赴上海坐镇指挥整个行动。他先让赵理君发出了1 封最后通牒式的恐吓信，信封内装有1 颗子弹头，信上威胁他必须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断然处置。杨杏佛接信后为之一哂，毫不动摇。他秉性刚毅，为人正气凛然，抱着“革命本是自动的牺牲”的决心，竟把特务的行径在报纸上揭露公布。这更使戴笠恼羞成怒。经报请蒋介石同意，戴笠下令于6 月17 日晨行动。这一天正是星期六，杨杏佛照例起得很早，赶到大西路、中山路上去跑马锻炼。赵理君和王克全已预先赶到中央研究院附近占好地形，准备下手。岂知当杨杏佛出现时，法国巡捕房的1 辆巡逻警车恰好从中央研究院门前经过，赵理君耐着性子等这辆警车开过后，刚要行动，又有1 队换班巡警过来。于是，机会尽失，行动人员只得撤回向戴笠报告。戴笠研究了当时情况，认为租界巡捕房并没有掌握这次行动的任何消息，意外情况的出现只是偶然的巧合，于是下令于6 月18 日星期日的早晨继续进行狙击。

6 月18 日早晨6 时左右，赵理君、王克全已按照戴笠的布置，按时进入预定地点守候，戴笠则在枫林桥寓所专心等候消息。8 时左右，杨杏佛带长子杨小佛从院中坐车去大西路马厩。当杨杏佛的纳喜牌汽车缓缓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时，守候在四周的特务们从4 个方向同时拔枪射击，司机祥度身中两弹，杨杏佛身中3 弹，杨小佛腿中1 弹。赵理君见目的达到，立即下令撤退。这时四周响起了尖厉的警笛声，特务的汽车已开动，而过得诚因起初跑反了方向，此时尚在汽车之后数丈之外。赵理君见情况紧急，立即向过得诚甩手一枪，指挥汽车逃离现场。过得诚因赵理君的一枪未击中要害，踉跄几步，眼看四周巡捕包围上来，只得按戴笠交代的誓言，向自己颈部开了一枪，一下子昏死过去。

戴笠在枫林桥指挥所得到杨杏佛已被击毙的消息，心中很高兴。后听说过得诚仅受伤被捕，并说出化名，大为震怒。当即通知安插在巡捕房的内线范广珍，用毒药将过得诚毒死。6 月20 日晚，戴笠把上海的事情处理完毕，并对赵理君行动组的人员论功行赏，发给奖金，及时返回南京，向蒋报告了杀杨的具体经过。蒋连连点头说：“很好！很好！”

杨杏佛之死，震动上海，波及全国。宋庆龄、蔡元培、何香凝、沈钧儒、鲁迅等各界知名人士及孔祥熙、吴稚晖、俞鸿钧等政府要员亲往万国殡仪馆吊唁，行政院长汪精卫、上海市长吴铁城也派代表前往；宋子文、陈公博、朱家骅、李石曾、陈铭枢、李烈钧等名流均赠挽联及花圈致哀。

蒋下令暗杀杨杏佛，主要目的在恫吓宋庆龄等“同盟”领导人。但效果恰恰相反，宋庆龄仍然积极主持“同盟”的活动，揭露蒋的独裁统治。蒋在忍无可忍之中，交代戴笠要继续研究对付宋庆龄的办法。戴笠也曾派特务每天在法租界莫里哀路的宋寓所附近进行监视，策划用女特务打入宋庆龄公寓内部，用“美男计”勾引宋的女佣等等，均未能奏效。于是，戴笠与亲信特务、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长沈醉密谋，准备用撞车的办法，将宋庆龄撞成重伤，失去工作能力。戴笠为此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沈醉则按计划进行精心准备和反复训练。但当戴笠最后向蒋介石汇报时，考虑到一旦掌握不准，如将宋撞死，则后果不堪设想，故在最后关头放弃这一行动。这是蒋介石和戴笠在暗杀活动中因有所畏惧而放弃的唯一的一次行动方案。杨杏佛被暗杀，全国掀起抗议活动，上海真如、暨南大学的学生运动闹得尤凶。戴笠一再指示上海区：“一定要严密注视学生运动，防患于未然。中国的许多大事件，多数是学生闹起来的”。戴笠同时指示上海区各情报组，每天的主要任务是监视居住在租界内的反蒋分子和进步人士，如鲁迅、左翼作家联盟的负责人等，每天要写“监视日报”，及时报送戴笠，以防不测。

04_4 闽变抽薪

1933 年11 月22 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史称“福建事变”。这是国民党内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进步势力所发动的抗日反蒋运动，其主要力量是一·二八抗战后调入闽的十九路军。

福建事变前，戴笠以他特工的敏感，已经注意到福建方面的异常活动。

他曾于八九月间指令特务处香港区和华南区的特务密切注意陈铭枢、李济深的行动以及与十九路军之间的秘密接触，随时密报蒋介石。同时抽调大量特务南下，加强特务处华南区与香港区的力量。为适应需要，戴笠还下令特务处紧急成立由郑寰雄为组长的福建浦城直属组和由连谋为组长的福建厦门直属组，加强对十九路军监视。戴笠的密报引起蒋的注意和警惕。蒋于九十月间迭次致电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查询陈铭枢在福建的具体言论和行动。然后又派飞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庐山会晤，蔡托病不肯前往。蒋介石又派人送50 万元给蔡，以资拉拢，亦未能奏效。蒋仍不死心，事变的前两天，派座机驾驶员徐康良驾驶他的座机到福州接蔡前往南昌会晤，蔡仍不为所动，反将座机扣留。

蒋介石在拉拢蔡廷锴的同时，亦分别对蒋光鼐、陈铭枢进行威胁拉拢，并派与陈铭枢私交较好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闽调停，劝陈到中央供职，遭陈拒绝。

这一段时间，戴笠不断搜集到“闽变”的大量情报，其中尤以十九路军与红军签订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协议的情报使蒋深为忧虑。他深恐该军一经发动，红军必然大举反攻，然后广东的陈济棠、胡汉民，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等反蒋派趁机联手发难，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闽变”初起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抚州前线指挥顾祝同、陈诚的“剿匪”

北路军与红军作战。蒋得到戴笠的电报，神色异常紧张。在抚州北路军指挥所内终日彷徨，莫知所措，忽而自言自语，连说：“糟了！糟了！”忽而挥拳舞掌，不时拿出自己所著《剿匪手册》中的军歌高声歌唱。每日晚餐后，就向侍从人员晏道刚、林蔚查问有无戴笠送来的关于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系的情报。后来得到戴笠的详细密报：李济深、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仅在福州发表反蒋宣言，空喊口号；江西红军亦无反攻迹象；各方反蒋派也无反映，蒋始转忧为喜，乃对亲信人员说：“这一下可好了，形势缓和了，敌人孤立无援，闽变不足平矣！”于是，蒋一面调集3 路大军向福建开进，进行军事讨伐，一面急电戴笠，要他速派一位特务处高级特务，潜往福建，用釜底抽薪的方法，主持对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策反工作，瓦解“闽变”。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立即将正在北平的郑介民召回，连夜召开特务处高级特务会议，商讨对策。戴笠首先向郑介民婉转转达了蒋介石要郑介民亲自到福建去主持策反活动的意思。因为早在1932 年5 月，十九路军奉命开赴福建时，戴笠就利用郑介民在十九路军中有许多广东同乡关系的有利条件，先后介绍了数十名特务到十九路军中任中、下级军官。为防止泄密，确保安全，达到长期隐蔽的目的，其中除少数人是通过特务处人事股有计划的布置外，大多数是由郑介民以个人关系派遣出去，平时不与特务处联系，只与郑介民个人保持关系。现在一旦要启用这些潜伏多时的特务，当然只有郑介民亲往最为合适。岂知郑介民贪生怕死，临危不肯受命。郑认为十九路军脱胎于粤军一师，历来是广东人的天下，其中相当多的人都认识他，了解他现在的工作性质，让他去福建岂不是上门送死；一年多以前，他虽然介绍了许多人打入到十九路军中去工作，但有些人去后一直没有联系，不知这些人目前的政治面貌怎样？如果其中有人已叛变，让他去联系这些人，岂不是自我暴露身份。因此，虽经戴笠反复催逼，郑介民始终硬着头皮，不肯明确表态。戴笠知道情况紧急，蒋介石又数次发电查问此事落实情况，情急之下，只得决定亲自潜赴福建主持这次行动，不过他要郑介民把他所掌握的可靠关系全部交出。戴笠把自己的决定向蒋作了汇报，蒋复电表示同意，并催促“速行”。

1933 年11 月下旬的一天，戴笠带着从上海区抽调的情报组长沈醉以及副官贾金南和卫士等数名精干随从，从南京出发，经上海、杭州、衢州，翻过闽浙交界的仙霞山枫岭关，一路轻装简从，秘密向福建厦门鼓浪屿进发。

路途漫漫，长夜寂寞，戴笠不免利用这个机会向沈醉等人吹嘘自己初期搞特工的传奇经历，言传身教一些特工经验。

沈醉是湖南长沙人，1932 年初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到上海投奔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姐夫余乐醒，由其介绍加入特务处，初任上海区交通员，时年仅18 岁。这年的秋天，余乐醒命沈醉送一封信到杭州浙警校面交戴笠。在浙警校特派员办公室，沈醉看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戴笠，中等年纪，中等身材，显得过长的长方形的脸、又宽又大的嘴巴，除了那双又粗又黑的剑眉和精光四射的眼睛让人望而生畏外，其他一无出众之处，不像平时特务们传说的那么可怕。戴笠望着新参加特务处、年仅18 岁的沈醉，十分高兴，立即放下架子，亲热、和气地询问沈醉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当沈醉谈到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戴笠哈哈大笑起来，一股同病相怜、惺惺惜惺惺的感情油然而生，亲切地对他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出来的。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就有前途。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作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说到这里，戴笠感慨地讲：

“你很幸运呵，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我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才有今天的呵！”这一天，戴笠破例跟沈醉谈了1 个多小时，临走还送给他100 元钱，让他在杭州游玩。并亲切地拍着沈醉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同他一道去南京玩。”

戴笠眼里，沈醉是初出茅庐，一张“白纸”，可塑性强，只要稍加笼络，即可培养成自己的心腹。1933 年5 月，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长徐昭俊因情报屡次失实，被戴笠下令扣押问罪。该组14 名组员，个个久历江湖，阅历很深，戴笠却破格晋升乳臭未干的沈醉任组长，并刻意教会沈醉一套驾驭下属的工作方法：一是自己会搞情报；二是奖惩分明；三是恩威并济；四是运用团体纪律。这是戴笠多年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用人思想，轻易不对外人言，却毫不保留地传给沈醉，可见对其希望之殷切。这一次，戴笠调沈醉随自己同往厦门搞策反活动，一则充作助手，协助自己搜集情报；二则让他开开眼界，学习学习；三则进一步考察运用，观其表里言行；四是加深感情，以作心腹。一路上，沈醉把任组长后组里的情况和心里的苦恼一一向戴笠作了汇报，特别是一些老资格的特务对沈醉阳奉阴违，各行其是，极难驾驭。戴笠一边笑着安慰：“年轻人别着急嘛，干什么都要慢慢来”；一边令人不寒而栗地开导：“对部下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那些不服从命令、软硬不吃的就要抓住他的小辫子，狠狠整治一下；杀一儆百，这样他们就不会再不听话了。”

11 月底，戴笠一行顺利到达厦门鼓浪屿，住进一位受特务处厦门直属组秘密运用的茶叶商人家里。

鼓浪屿是个四面环海的狭长岛屿，面积1.6 平方公里。与厦门隔海相望。

站在厦门码头远远望去，它如同万顷碧波中停泊的一艘巨轮。岛上岗峦起伏、四季花开花落，在繁茂的树木中掩映着一幢幢别墅住宅，到处一片宁静。岛上最高峰日光岩，高90 米，山麓有日光寺。每当太阳初升，阳光正射到山石和寺内，故名。寺后怪石嵯峨而立，石壁上有“鼓浪洞天”、“天风海涛”

刻字。沿石阶而上走进古避暑洞，海风扑面而来，涛声如雷。岛上各种建筑精美别致，风景优美雅洁，驻有十几个外国领事馆，其余的大都是巨商富贾的住宅。

戴笠选择鼓浪屿作为他策反瓦解十九路军的指挥中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鼓浪屿的特工基础较好，戴笠在这里早有布置。早在1932 年5 月，十九路军调闽时，南昌行营调查课就派遣黄埔三期生、福建惠安人连谋潜入厦门开展特务活动，其主要任务就是监视十九路军在闽的活动情况及其与粤、桂二省联系的动向。连谋到厦初期，以调查黄埔军校毕业生的情况为掩护，在鼓浪屿虎巷办公，行动异常活跃，十九路军发动“闽变”的许多情报都是从这里报到特务处的。二是十九路军在厦门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福建东临海滨，海防辽阔，可以登陆的地方达20 余处，特别是马尾、厦门两个军事要港在战略上颇为重要，十九路军本拟派重兵防守。无奈福建乃四战之地，除与红军有约无西顾之忧外，其他各方面都要设防。7 万余人处处设防，则处处不防。特别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已被蒋收买背约，整个战略没有后方。而且“闽变”之日，戴笠已先期派特务处大特务张炎元秘密将厦门警备司令黄强和十九路军补充师的旅长赵一肩、司徒非等将领全部收买过来。三是当时许多国家在鼓浪屿设有领事馆，一切俨如“租界”，外国势力很大，十九路军鞭长莫及。加之日本、英国、美国均派有军舰，以护侨为名，在厦门一带的江面威胁，十九路军不敢有所举动。四是戴笠进岛以后，立即派出特工人员暗中把守岛上的重要交通要口，控制人员进出，肃清十九路军派遣在岛上的人员，确保岛上安全。因此，戴笠坐镇鼓浪屿，看起来身处险境，其实却很安全。

戴笠在鼓浪屿展开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梳理接通原先分别打入十九路军内部的各种关系和内线人员。这方面除了特务处人事股和郑介民以个人关系派遣进去的内线人员外，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复兴社系统吸收的下级军官。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复兴社设立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第一期，戴笠推荐桂永清任班主任，并报经蒋同意，通过军委会指令十九路军选派下级军官120名受训，这批人毕业后大都加入了复兴社，相当一部分又被戴笠吸收加入了特务处。1933年夏，复兴社用化名寄给这批人的一笔津贴汇款被查获，经十九路军深挖穷追，遂将受款人黄汉光、周邵等100余人逮捕处决，只有少数人幸免。戴笠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与这些人接上关系，指令他们积极开展活动，提供十九路军的情报，对该军的中下级军官开展策反工作，散布流言，传播蜚语，瓦解该军的斗志，造成混乱。

戴笠展开的第二步工作计划是利用黄埔同学关系和潜伏在十九路军总部内部的特务黎庶望的关系，对总部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范汉杰进行策反。

范汉杰是黄埔一期生，广东大埔人，他是蒋介石最早赏识的门生，1927 年就任职浙江警备师长，是黄埔学生中最早任师长的。黎庶望是黄埔三期生，广东罗定人，戴利用他与蔡廷锴的同乡关系在十九路军调闽时打进该军，当上总部上校参谋，又通过他把总部译电科长李道生拉拢收买过来。结果这3 个人联手，不但把十九路军内部的所有情况向戴笠密报，而且把参谋处和译电科掌握的所有密码本盗出，送交戴笠。弄得十九路军在与中央军作战的关键时刻，总部无法向所属部队下达作战密电。

戴笠展开工作的第三项计划是策反十九路军的中上级军官，对“闽变”

进行釜底抽薪，这是戴笠此行工作的重点。在这之前，戴笠曾运用各方面的关系对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进行拉拢收买。其中，曾通过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利用江西同乡关系收买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并通过军政部长何应钦派云南人赵锦雯为六十一师参谋长，作为毛维寿亲蒋的拉线人；通过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利用广东高州同乡关系收买四十九师师长张炎，杨永泰并企图以长女杨■熙嫁给张炎，以示恩宠。戴笠进驻鼓浪屿后，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活动。

经过梳理后，戴笠发现从郑介民手中交过来的关系中，有一位郑介民的海南文昌县小同乡叫欧剑城，在十九路军四十九师任中校副团长，此人与四十九师师长张炎交谊颇深。于是戴笠派中央军卫立煌所部十四军八十三师当参谋处长的海南文昌小同乡符昭骞秘密潜入泉州，与欧剑城取得联系。然后经欧斡旋，符与张炎直接通上电话，转达了蒋介石、卫立煌和戴笠对张的倚重，以及事成之后升官晋级的许诺，张炎很快表示：“闽变”是上了长衫客（指穿长衫的政客）的当，现颇为懊悔，愿向中央立功赎罪等等。接着，戴笠进一步运用张炎的关系，与毛维寿、沈光汉、区寿年等十九路军的各师长联系，促其叛变，毛维寿率先表示决心向蒋投效。然后，戴笠又通过郑介民派进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五旅工作的另一个文昌县小同乡云大沂，利用他与旅长、后升任七十八师师长兼马尾要塞司令云应霖的亲信关系，亦把云应霖拉拢过来。至此，经过戴笠一番纵横捭阖的活动，十九路军的主要将领均已与戴笠建立了联系，并先后表示效忠中央，脱离蒋光鼐、蔡廷锴的控制。

戴笠展开工作的第四个计划是大肆收买福建的土著杂牌军队和地方民团，以配合中央三路大军对十九路军的“围剿”。当时，福建的形势四分五裂，地方政权土劣横行，由于全省没有蒋的嫡系部队，地方土著和杂牌军队更是雄峙一方，划地为牢，割地称王。其中势力较大的有闽北刘和鼎的五十六师、闽东北陈齐瑄的独立旅、闽西北的周志群的独立旅，闽中地区卢兴邦、卢兴荣兄弟的新编第二师等等，人数约4万多人。“闽变”以前，这些土著和杂牌军队先后受过红军与十九路军的打击，有的甚至被击溃收编。戴笠据此充分利用土著和杂牌军队对红军和十九路军的敌视恐惧心理以及寻找靠山、升官发财的欲望，大肆封官许愿。结果将其一个个收买过来，协助中央军与十九路军作战。这些杂牌军虽成事不足，但扰乱后方，封锁道路，兴风作浪，浑水摸鱼，皆是其所擅长，一时使十九路军穷于应付。“闽变”前，福建省有一类地方武装叫“民团”，他们既不是真正的人民武装，又不是纯粹的土匪，大都是由当地的豪富劣绅牵头组织起来，保护当地治安的武装队伍。戴笠到鼓浪屿后，看到这些“民团”数量众多，分布很广，大可短期利用一下。于是就用事先准备好的大量委任状，填上一些民团头目的姓名，就成了“讨逆军”第几路总指挥，先后委任了数十路此类的总指挥，利用他们对十九路军进行侧击、偷袭、拦截、尾追等活动。

在蒋介石三路大军的围剿和戴笠策反的双重压力下，十九路军独力难支，至1934 年1 月中旬，败势已定。此时，被戴笠收买的黄强、毛维寿、张炎等将领公开宣布听从中央指挥，逼迫负责指挥作战的蔡廷锴出走香港。于是，十九路军留闽的各师师长毛维寿、张炎、沈光汉、区寿年于1934 年1 月19 日上午九时，在福州召开会议，戴笠派代表符昭骞到会，传达蒋介石、戴笠的指示。会议经各师长讨论，一致议决停止抵抗。至此，李、陈、蒋、蔡等人全部出走香港，福建人民政府垮台，“闽变”平息。

“闽变”既平，戴笠喜气洋洋。他站在鼓浪屿日光岩上，对簇拥在身边的大批特工人员说：脱离国民政府，另立中央，就是一种叛逆行为。对这些敢于与委员长作对的人，就得这样毫不留情地弄得他们众叛亲离、亡命海外。

戴笠兴高采烈地回到南京。回想当初对郑介民不肯前往鼓浪屿有些不满，可是现在平息“闽变”，立下“殊功”，不禁又庆幸自己大功独得，反过来又对郑介民表示好感。于是，戴笠回到南京后，当着郑介民等许多欢迎他凯旋的大特务的面，称赞郑介民有“制敌机先”之明。戴笠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鼓浪屿之行，蒋介石一反过去矜持的态度，连连夸奖说：“嗯！嗯！很好！很好！雨农，你不愧是我的好学生。”

04_5 训练杀手

1933 年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使他看到特务工作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这就是由过去的单纯搞情报工作转到情报工作和行动工作并重的方针上来。戴笠多次训示特务：“世界各国的特务工作，归纳起来，大概不外有两种目的：一种是为着要巩固自己的国防，一种是要巩固本身的政权。前者对外，后者对内。中国亦不例外。我们要拿这个工作整顿我们这个破败的国家，跟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者赌输赢。中国的特种工作，就是在这个时代使命任务之下产生的。也可以说是根据领袖‘安内攘外’的政策要求来做的。而攘外尤其要先安内。”

为了加强特务处的行动工作，戴笠注意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首先在特务处总处机关内设立行动股和技术股，具体主持行动工作，在一些外勤区站，增设行动组，不设行动组的区、站也注意配备行动特务。其次，注意加强对行动特务的培养训练；在浙警校特训班、南京洪公祠特训班内都专设行动特务训练班；另外，在招收特务时，也注意吸收一些具有擒拿、格斗、杀人、放火等行动技能方面的人材，尤其注意从各方面网罗心腹人员，以为己用。

也就在这个时期，戴笠为了加强对浙警校特训班的控制，决定调南京洪公祠特训班少尉书记、江山籍特务毛万里到南京鸡鹅巷53 号甲室任秘书，作为戴笠的亲信工作人员。

1934 年的一天，戴笠正在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特务处的力量，培养心腹亲信特务的时候，看见毛万里进来送一份机要文件，突然想起毛万里的哥哥、江山文溪高小的同学毛人凤。他随口问起毛人凤现在在何处工作，毛万里回答：“在崇德县政府当科长。”戴笠想起“革命朝气在黄埔”那一句邂逅赠言，两眼目视着毛万里问：“他对县政府的工作为什么这样有兴趣，他来我这里工作不好吗？”毛万里立即很机警地回答：“如果戴先生要他来，他一定会来的。”于是，毛万里当即发电报把毛人凤召到南京，引见给戴笠。戴笠很亲热地问起与毛人凤在江山悦来客栈一别后的情况，双方感叹不已。戴笠马上下手令派毛人凤到杭州浙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接替徐志澄担任书记，月薪90 元，与崇德县政府科长的月薪相同。毛人凤从此跨进了特务处的圈子，由此而改写了军统组织后期的历史。

戴笠在其一生中，曾用了许多江山人或浙江籍的特务作为心腹，但是，相比较而言，他还是能注意兼收并蓄，以才录用的。就地域上区分，特务处时期势力较大的主要是浙江、湖南、广东三地出生的特务，而浙江籍的特务并不占优势，相反，湖南籍的特务由于人数多、能力强、资历深、职务高，显得略占上风。戴笠对此并不特别压制，照样对他们信任、重用，使之各展所长，适得其所。特务处时期，戴笠引为心腹的“四大杀手”，王天木是东北人，陈恭谢是河北人，沈醉是湖南人，只有赵理君是浙江宁波人。特别是沈醉，戴笠为了把他培养成自己手下的亲信杀手，运用了自己所特有的方法加以训练，可谓用尽了心机。

1934 年初，沈醉随戴笠在厦门鼓浪屿完成任务后，很快回到上海，并按戴笠的教导，对情报组进行整顿。通过抓小辫子、杀一儆百以及金钱名誉引诱拉拢的办法，很快使手下的特务一个个刮目相看，服服帖帖。因而也更受到戴笠的青睐和培养。有一次，沈醉发现自己手下有一个叫胡继业的情报员给日本人提供情报，并悄悄搬到千爱里附近的日本人居住区居住。沈醉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决定到南京直接向戴笠汇报。适其时，戴笠儿子戴藏宜因与沈醉相处很好，一次私下向沈醉借了300 元公款出去胡花，快到发饷时，戴藏宜仍不能归还，沈醉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也就一不做、二不休，跑到南京去向戴笠讨债。戴笠初听沈醉向他要钱，一时不知所以，等到问清缘由，不由得哈哈大笑。本来，戴笠的凶狠冷酷，在特务处是出了名的。一些跟戴笠多年的老特务，在他面前也不得不唯唯诺诺，恭恭敬敬，敬之如鬼神。但奇怪的是，沈醉这个乳臭未干、新来乍到的年轻特务，却能在戴笠面前谈笑自若，爱嗔自然，而戴笠也不怒反喜。他听沈醉说完，连连表扬沈醉做得对，当即给沈醉开了一张300 元的支票让他到会计室支取。

子债父还以后，沈醉接着汇报了胡继业一事，并建议开除胡继业出情报组。谁知，戴笠却要沈醉亲手干掉他。沈醉当时仅20 岁，当听到要他亲手杀人时，极其惶恐地加以拒绝，可是戴笠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说：“不！

我就让你去。”并开导他如何进行心理平衡：“胡继业把情报交给日本人，这种做法就是汉奸行为，把他干掉就是为国除奸，就是为民除害”。接着，戴笠写了一张条子，叫沈醉去找特务处技术股和行动股，让他们教会沈醉杀人的办法。临走时，又给沈醉写了一张发“特别费贰百元”的条子，作为杀人的赏钱。

沈醉离开戴笠，到行动股领到一把削得又薄又尖的有毒的竹刀，又领得200 元特别费，回到上海。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思想斗争，终于在金钱、地位、前程的诱惑、团体纪律的威逼、“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的心理解脱下，利用去看望胡继业的机会，将胡继业刺死。从此以后，沈醉在戴笠的精心培植下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杀手。

1934 年底，戴笠提拔沈醉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长，沈醉从此对戴笠更加忠心不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由此看出沈醉的份量，托人传话给沈醉，要收他为徒，加入他组织的“恒社”。以杜月笙当时在上海滩的名誉地位，此举不啻是项殊荣，但此时的沈醉对此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以杜月笙的阅历和手段，他是不相信会有人在重利之下不上钩的。于是，过了不久，又买了一部豪华轿车送给沈醉。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在杜月笙看来，也是没有人能够对此加以拒绝的。果然，沈醉确很喜欢这辆轿车，但他想起戴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得人钱财，就得与人消灾。”

受了杜的汽车，就得被杜利用，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是戴笠给的，只应效忠戴笠，不应该再去效忠他人。于是断然退回轿车。此举连杜月笙也不得不佩服沈醉的忠心和戴笠的厉害。当时，戴笠的特务处和杜月笙的青帮组织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争夺人材十分激烈，戴笠和杜月笙为了彼此利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加以默许。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黄埔四期生王兆槐就是杜月笙的青帮大弟子，杜月笙手下的弟子陈默也是被戴笠拉进特务处的特务。现在沈醉年纪轻轻，居然能对戴笠矢志不渝，就是杜月笙也深为佩服。戴笠不久从杜月笙口中知道了这件事，内心极其骄傲，对沈醉简直是到了十分宠爱的程度。他特地把沈醉叫到南京，陪他一起吃饭，以示恩宠。然后详细问了杜月笙拉拢沈醉的过程，听完后，戴笠又高兴又得意地拍着沈醉的肩说：“做得对！我的人如果都成了杜先生的学生，那我还依靠谁呢？你要永远保持这样就好！”

04_6 黑色的11月

1934 年6 月8 日，日本驻华公使馆副领事藏本英明赴下关给有吉公使去上海送行后忽告失踪，日方为此向中国政府索人，并威胁要追究南京政府的责任，派遣陆战队以武力进行搜索，并调集海军舰只开赴南京江面，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蒋介石正在对江西苏区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可这时却突然冒出个藏本事件，如果一旦处理不好，中日开战，围歼红军之战岂不前功尽弃。于是，蒋介石下令南京的宪警机关全体出动，全力进行侦查，务必迅速找到藏本。但蒋对宪警机关的工作效率历来是不放心的。又单独召见戴笠，交代他两件事，一是要派出手下的特务，帮助查访藏本的下落，做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二是要迅速弄清日方制造藏本事件的背景，以决定对策。

戴笠回到特务处，立即召集高级特务进行布置，一方面通过卧底在日方的“关系”，侦查藏本事件后日方的动向，一方面派出精干人员，参加对藏本的查访工作。戴笠本人则亲自坐镇特务处，日夜督促，毫不放松。

在日方工作的人员很快把情报反馈回来。原来日方此次行动是由日方特务机关事先策划的阴谋，准备以外交人员失踪为理由，派日本海军陆战队从下关登陆，占领交通部，企图抢走当年满清与帝俄所签订的一份中东路合同，以便日方向苏联交涉强买中东路。戴笠把这个情报向蒋汇报后，蒋看到暂时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松了一口气，就一面指令加强南京的警备，一面饬令积极搜索藏本。到6 月13 日上午，戴笠手下的特工人员在南京紫金山明孝陵附近发现了藏本的踪迹，结果很快于中午寻获，送交日本领事馆，一场危机平息。

藏本事件把蒋介石惊出了一身冷汗，使蒋介石深深感到：在江西红军没有剿除，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消灭之前，决不能在中日之间引起任何纠纷，以便让日方找到借口，制造新的挑衅，影响“攘外必先安内”既定政策的贯彻。这时蒋想起了两个人，一是天津的吉鸿昌，一是上海的史量才。多年来，这两个人一在北搞武装抗日，一在南搞舆论抗日，搞得蒋焦头烂额，使蒋感到必须早下决断。于是，蒋把戴笠找来，询问对吉鸿昌、史量才的工作情况。

戴笠报告说，吉鸿昌自从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失败潜逃后，现在又潜伏在天津，联络一批下野失意军人，在共党的协助下，组织什么“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创办《民族战线》杂志，进行抗日和反对校长的活动。

上海报业巨头史量才，继续利用手中掌握的《申报》、《新闻报》，作为工具，反对校长的“剿匪”政策，鼓吹抗日，最近还居然办什么《自由谈》专栏，由鲁迅、巴金、茅盾等人撰文，煽动对党国不满的舆论，完全是为共党张目。据说，史量才还通过办报赚钱，接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对这份情报的可靠性，我们正在进行核实……听到这里，蒋介石对戴笠摆摆手，一字一句地指示：不要再核实了，你现在就进行布置，对吉鸿昌、史量才予以密裁具报。戴笠受命后，知道此次行动关系重大。吉鸿昌是著名的爱国将领，素有抗日英雄之称；史量才是上海《申报》、《新闻报》老板，拥有数万读者。

两个人在国内外都具有相当影响。一旦行动不慎，不但完不成任务，反而会弄巧成拙，引火烧身，到时候蒋介石为洗脱自己，拿我是问，一颗脑袋岂不难以保全。想到这里，戴笠决定此次行动不定期限，主旨是务必成功。

戴笠从夏间开始，就着手布置对史、吉两案的行动计划。史量才在上海，戴笠决定这一案由自己亲自负责。困难的是吉鸿昌在天津，当时特务处的两名大特务都已分别出国。郑介民随复兴社军事考察团于当年春天赴欧洲考察，唐纵也正赴德国任驻德使馆副武官。特务处派不出另外的高级行动人员，自己又苦无分身之术，不得已而求其次，戴笠决定把“吉案”交给陈恭澍具体负责。这时，陈恭澍已升任特务处北平站站长，杀死张敬尧的枪手白世维任北平站行动组长，北平站人员扩充到20 余人，该站成为特务处华北地区的主要特工力量。为了配合北平站完成“吉案”任务，戴笠命令新上任不久的特务处天津站站长兼行动组长王子襄受陈恭澍节制，协助陈恭澍完成任务。

“史案”则由戴笠亲自到上海布置执行。具体行动人员仍由特务处华东区行动组担任，该组基本上还是1 年前暗杀杨杏佛的人马，由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施芸之、许建业等和司机张秉午等7 人组成。

在整个夏秋间，戴笠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史、吉两案上，但始终没有什么大的进展。首先是陈恭澍执行“吉案”的活动遇到困难。当时，戴笠交给平津两站的任务除“吉案”外，还有制裁汉奸石友三、张壁等任务。陈恭澍根据戴笠的指示，把吉鸿昌列为“密裁”名单的第1 号，加以布置。因吉鸿昌居住在天津法租界内，陈把调查吉鸿昌行踪的任务交给天津站情报组长吕一民负责。要求吕尽快侦获吉鸿昌在天津的住址、行经的路线、外出停留的处所、经常接触的人员等。但是，吉鸿昌知道自己已是蒋介石黑名单上的主要人物，于是利用法租界作掩护，经常变换住址和活动地点、活动方式，加之又有中共地下工作者掩护，使吕一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搞清吉鸿昌的行踪。

戴笠在上海“密裁”史量才的行动也遇到困难。戴笠原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并一度考虑在汉口路山东路口的《申报》馆和史量才住宅附近找一处房子，以便作为就近侦查史量才的行动之用，但迟迟不能找到。加之自从1 年前的“杨案”在租界内发生后，租界巡捕房加强警戒，史量才本人也步步加强戒备，出门不离保险汽车，来去无一定规律，使“史案”行动组始终难以拟订行动计划。经过反复考虑，戴笠吸取1 年前过得诚被逮捕的教训，决定放弃在上海租界内动手的计划，另找地址执行。正在这时，“史案”行动组特务通过上海帮会关系，与史量才的汽车司机黄锦才结识，从黄身上打听到史经常要去杭州的寓所“秋水山庄”度假，于是指示赵理君伺机到杭州动手，并制订在杭州动手的计划。

两案的行动人员一时都没有进展，戴笠焦急不安。于是他分别召见两案的行动人员，进一步周密研究。对“吉案”，戴在分析研究后认为，吉鸿昌的活动范围离不开西北军，吉案行动人员应该顺着这条线摸下去，相信必有所得。陈恭澍等特务听了，觉得很有道理，马上调整侦查方向，从亲朋故旧中寻找与西北军有关系的人物，果然找到两名曾与西北军有关的旧军人郑恩普和傅丹墀。并很快打听到这两个人最近与吉鸿昌都有接触。陈恭澍等人得到这个情报，十分高兴，就利用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方法，拉郑、傅加入特务处，报戴笠批准，在天津站设立军事组，由郑、傅共同负责，专事掌握吉鸿昌的行踪，及时向陈恭澍汇报。于是“吉案”有了转机。

在“吉案”有了转机时，“史案”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原来在这段时间里，赵理君等人调查到一份情报，是说史量才之妻沈秋水原为上海名妓时，结识了一位镇江恩客陶保骏，陶于辛亥革命时挟充任清朝南京军职时贪污的十数万军饷避居沈秋水的妓院。不久沪军都督陈英士探知陶有乘机割据镇江、自任镇江都督的企图，即将陶保骏拿获枪决。沈秋水得此一笔横财，不喜反忧，整日坐卧不安。此事被素与沈秋水要好的史量才知道，遂以“保护”

为名娶沈秋水为妻，陶的一笔巨资也悉数落入史的掌握之中。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此事终为陶的家人知悉。陶有一兄一弟一子。兄为津浦路南段局长，弟为陆军军官，子也长大成人。3 人皆扬言要向史复仇。史知处境险恶，因而雇有保镖，购买防弹保险汽车，并练习拳术、技击等，以防不测。

戴笠得此情报，大喜过望。本来戴笠就忧虑“史案”与“杨案”不同，史量才是上海以至全国著名的报业巨子，手中握有申、新两报，居于舆论中心。加之，史量才几年来思想激进，广泛结交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在各阶层素孚重望，早已为各界瞩目。如果一觉醒来，人们发现史量才因宣传抗日舆论而横死街头，明眼人岂有不知是谁所为？到时必定在新闻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给校长在政治上带来麻烦。现在史量才有此“谋财”的秘史，何不加以利用，一则可以转移国人视线，把史案说成“仇杀”，二则可以通过陶氏族人报仇的谣言，逼史离开上海，到杭州避难，岂不又是引蛇出洞，赶虎下山的妙计。

于是，戴笠指挥赵理君等人，利用社会上的各种关系，在申、新两报馆的职员中散布陶氏族人已经潜至上海，要找史量才报仇的消息，并借陶保骏之子的口气写信给史量才，扬言陶保骏之死是史量才串通陈英士共同谋杀的，意在吞没其父巨资等等；一时把史量才周围的形势搞得十分紧张，不少人也劝史离开上海，到外地暂避风头。

史量才得此“忠告”，于1934 年10 月6 日，带着其妻沈秋水等人坐自备汽车，前往杭州“秋水山庄”度假，对亲朋好友则只说是到杭州调养胃病。

戴笠得知史量才中计，不由得拍案叫好，立即带领史案行动组的全部人马，赶赴杭州布置。到了杭州后，异常细心的戴笠考虑到如果将史量才狙击在杭州市区，事后各方面责难起来，杭州市警察局长赵龙文首先就脱不了干系，到时候麻烦还是找到特务处头上，弄不好还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于是，戴笠三易方案，决定把狙击地点选择在杭州市所属范围以外的地区进行，并派赵理君沿沪杭公路进行勘察，最后选择在沪杭公路所经过的海宁县博爱镇翁家埠附近进行。这里不但脱离了杭州市管辖地界，地旷人稀，便于行动，而且特务处控制的杭州览桥机场就在附近，以利于就近转移接应。11 月10日，赵理君从史的汽车司机黄锦才口中得知史量才将于13 日回沪的消息，于是就向戴笠报告，加紧进行布置。

就在戴笠坐镇杭州指挥史案行动组的人员紧锣密鼓地策划杀史的部署时，天津的吉案行动组已经动了手。

1934 年11 月8 日，陈恭澍从郑恩普口中得知吉鸿昌约郑于11 月9 日下午3 时在天津法租界交通旅馆5 楼437 房间见面。陈恭澍当即召集平津两站的行动、情报特务吕一民、王文、吴萍、杨玉珊、陈国瑞、郑恩普等人进行布置，分头行动，按时到交通旅馆守候狙击。但由于吉鸿昌临时改变计划，将会面地点改在交通旅馆对面的国民饭店，使陈恭澍在交通旅馆扑了个空。

陈恭澍是老于此道的人，他知道一个机会出现时，必须毫不放松地抓住，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当他在11 月9 日下午4 时差5 分时得知吉鸿昌等人肯定还没有离开国民饭店的消息，当即掉头向国民饭店扑去。先由情报特务杨玉珊和陈国瑞带着杨的外甥，装扮成夫妻到国民饭店里探路，侦获吉鸿昌等人在145 房间借打麻将掩护开会，然后指挥行动特务王文随陈国瑞冲进145 房间下手枪杀吉鸿昌。结果吉鸿昌因临时换座而只受轻伤，被随后赶来的巡捕送往法国天主教堂医院。

戴笠得报，当即向蒋报告制裁吉鸿昌经过，并由蒋指令军委会北平军分会、河北省政府用一大笔钱贿通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将吉鸿昌引渡到河北省政府，然后押解北平。

天津的一只猛虎被擒，上海的一条蚊龙也被杀。11 月13 日下午3 时左右，史量才与妻沈秋水、儿子史咏赓、内侄女沈丽娟、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以及司机黄锦才一行6 人，乘自备车从杭州“秋水山庄”出发，沿沪杭公路向上海疾驶。车至海宁县翁家埠附近，赵理君用1 辆别克车横在路中，拦下史量才的汽车。特务们一拥而上，拔枪就射，黄锦才、邓祖询当场殒命，史量才弃车逃命，被赵理君、李阿大各发1 枪，射死在公路旁的水塘里。

11 月24 日，吉鸿昌在北平东直门内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内被蒋介石下令处决。

1934 年11 月，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无疑是个血腥恐怖的岁月。先是海宁道上的一声枪响，打破了一批抗日爱国的热血知识分子企图以新闻舆论唤醒国民的理想，后是北平陆军监狱的另一声枪响，打破了国民党内一批抗日爱国的热血军人企图以武装救国的梦想。这两次枪声，也把30 年代前期戴笠所进行的绑架暗杀活动推向高潮，巩固了他作为蒋介石身边第一杀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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