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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8/21 阅读次数：9 字体大小: 【小】【中】【大】

03_1 中山陵受命

1931 年冬，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利用黄埔学生集资创办的拔提书店发行了一本名叫《墨索里尼传记》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夹在该书店同时发行的《剿匪手册》、《剿匪主要文件》、《领袖言行》等一起，照例先送给蒋介石审阅。

当时的形势，对于蒋介石来说正处于东征北伐以来最困难的境地。这一年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因反对蒋介石当总统，被蒋扣押在南京汤山俱乐部。

宁粤分裂以后，粤方以汪精卫为首，借助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武力，聚集反蒋派在广州开府，与南京分庭抗礼；同时，蒋介石对苏区红军进行的第三次围剿，以及九一八沈阳事变的发生，激怒了全国人民，各界先后掀起了汹涌澎湃的爱国救亡运动，矛头直指蒋介石。特别是历来被蒋视为依托的黄埔系，此时内部争权夺利，贪污腐化，使蒋的命令不能贯彻始终。在内忧外困、四面楚歌的压力下，蒋深感必须有一种形式能唤起新生，特别是要能够彻底搞垮政敌，维护和巩固他的绝对领袖地位。正在蒋一筹莫展的时候，《墨索里尼传记》给了他很大启发。墨索里尼原是一个新闻记者、社会党党员，他依靠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和一部分军人为骨干，成立法西斯组织黑衫党，于1922年发动“进军罗马”的政变，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于是，蒋当即把《墨索里尼传记》批给黄埔学生的骨干分子贺衷寒、邓文仪、康泽、郑介民、戴笠、桂永清等人去看。并指令邓文仪将这本小册子扩大发行，广泛传播。

1931 年11 月初，蒋介石在中央军校官邸召集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等黄埔学生中的领袖人物开会，密商对付时局的办法。戴笠作为唯一的黄埔六期后进，亦被蒋指定参加会议。经过几次开会研究，贺衷寒、康泽等人领会小册子的主旨，建议以黄埔学生为主体，成立一个类似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或希特勒的褐衫党一样的法西斯组织，名之为复兴社，来保卫蒋的领袖地位，贯彻蒋的命令等。此议窥破了蒋的初衷，因而得到首肯，蒋并叫大家继续深入研究，提出具体办法。

当时，黄埔学生们领会小册子的精神仅到此为止，唯有戴笠经反复阅读揣摩，进一步提出建立黑衫党或褐衫党一类的复兴社组织必须强化特工力量，用非常手段打击反对领袖的异己力量，保卫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为此，戴笠写了一份建议书，单独袖呈给蒋介石。蒋看了后，感到很满意，并考虑要在未来的复兴社组织之下成立一个独立的特工系统，同时萌生了要戴笠去主持这个特工组织的念头。1931 年12 月15 日，蒋介石抵挡不住胡汉民、汪精卫的联合进攻，通电下野，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进行幕后策划。此次下野不同于第一次，蒋在此之前已在军事上、财政上、组织人事上各方面进行了重新部署，作好了第三次上台的准备。为了随时掌握胡、汪各派在南京的活动情况，戴笠奉命召集一批黄埔学生，计有唐纵、周伟龙、郑锡麟、梁干乔、黄雍、徐亮、张炎元、胡天秋、马策等，加上戴笠共10 人，组成联络组，每日活动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密切注视国民党各派的动向，随时密报于蒋。这就是后来在军统中广为传闻的“十人团”。

戴笠把联络组的总部设在南京鸡鹅巷53 号。这处地方原是国民党第一军第一师驻南京办事处，时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率部驻防安庆，与中国工农红军徐向前部作战。胡宗南深知戴笠在南京接触面广，活动能力很强，加之与戴笠关系很深，就邀请戴笠兼任第一师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戴笠征得胡宗南的同意，把鸡鹅巷53 号作为最初搞特务活动的地址。

1932 年1 月22 日，蒋介石复出，立即着手筹备成立复兴社组织。先由筹备人员推荐复兴社书记、中央干事、中央监察以及各处处长人选，最后由社长蒋介石指定。在整个复兴社组织机构的安排中，蒋介石最重视的是特务处长，它实际上是复兴社的核心。但在特务处处长的人事安排上，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各方面的关系一共向蒋保举了6 个人，其中有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人。戴笠虽名列其中，却因资历较浅，多数人都持不赞成态度。

邓文仪出任蒋的侍从秘书后，因拥蒋和反共几到发狂的地步，而倍受蒋的信任。为了着重研究和筹备成立反共间谍组织，邓曾积极向蒋献策于“南昌行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保安行营”分别设立调查科等谍报机构，在各“剿共”部队及湘、鄂、赣、豫、皖等“剿共”省份的保安处，都分别派驻间谍股，以南昌行营的调查科为总机关，进行反共军事谍报和间谍活动，同时对“剿共”部队的各级部队长进行侦察监视。邓以侍从秘书职兼南昌行营调查科长，此科是比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更早的又一特务机构。这样看来，由邓文仪出任特务处长似乎最为有利。

康泽是四川安岳人，黄埔三期毕业。1925 年10 月与蒋经国等人一起被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康虽远在俄乡，仍及时向国内的蒋介石密报同学中的反蒋言论与共产党员的活动，显示了康泽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特工特性。1927 年夏，康回国便进入蒋的亲信幕僚行列，充任人事参谋。同时利用主办《中国日报》，负责文化宣传的机会，广泛搜集各方面情报，提供给蒋决策，很受蒋的信任，是特务处长的较佳人选。

桂永清是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毕业，先后任教导团连党代表、连长等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组建时，任特务营长。北伐战争中，参加松江、龙潭等战役，因功升任团长、旅长。桂永清头脑简单，只知绝对服从，是一个指东打东、指西打西的打手。对于干特务工作来说，有一定长处。

郑介民于1929 年策反瓦解桂系十分成功，显示了他的特工才能。1929年夏，郑介民又奉蒋命去广西任省府委员及叛桂投蒋的十五师、五十七师政治部主任，暗中负责监视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桂系部队，并伺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这一年的秋冬，俞作柏响应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等酝酿的反蒋活动，在广西发难，郑介民因胆怯不敢在南宁立足，连夜化装从广西只身逃往广州。俞作柏虽很快失败，但郑介民因没有负起“倒俞拥蒋”的责任，而引起蒋的不满。但郑的特工潜质给蒋印象根深，亦是干特务工作的优秀人才。

蒋介石经过对各方面推荐保举的人选反复比较平衡，毅然决定选择戴笠任特务处长。这在许多黄埔学生看来，确是出乎意料之外。但在蒋来说：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蒋是久历宦海风波之人，无数次成功或失败的过程使他总结出一条经验：在中国要坐稳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必须紧紧抓住军队、政党、财政、特务这4 根支柱，这4 个方面必须依靠最亲信和忠实的人替他把守。军队方面，有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将领掌握着嫡系黄埔力量；政党方面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把守中央组织部和各省市党部；财政方面有宋子文、孔祥熙掌握财政部和金融系统；特务方面已有徐恩曾、毛庆祥占据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和侍从室机要室。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

可见，蒋用人有个大原则：亲信、故旧、学生皆可重用，但极要害的部门，必须要由亲信、故旧、学生中的浙江人去占据，交给其他地域出生的人，是不可以的。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虽然都是他的亲信学生，并且是黄埔学生中的老大哥，黄埔系的佼佼者，但邓文仪是湖南人，康泽是四川人，桂永清是江西人，郑介民是海南人，非浙江籍使他们被排除在蒋的极亲信的小圈子之外，失去了与戴笠竞争的主要条件。

再一方面，蒋认定戴笠在黄埔系中资历浅，在政治上难以形成一股新的势力，构不成威胁，除了效忠蒋外，几乎别无出路。蒋同时认为，对于特务的权力，可以让他们很大，但其地位不能太高，这样才可以随时给予抑制，防止反客为主。这个人，在当时只能是戴笠。

特务工作在本质上是一个恶性的工作，担任这项工作的人不但要极为忠诚、驯服、易于驾驭，而且要具备残忍、卑劣、冷酷、冒险、欺诈、下流等各种品质和手段，对特工活动要具有非凡的理解和悟性，对领袖人物的心理要善于领会和体念，执行特工任务还要具有主动性和攻击性等等，这些方面，蒋认为也只有戴笠体现最为明显。

1932 年1 月23 日，戴笠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立即赶回南京。1 月26 日晚上8 点钟，蒋介石在中山陵官邸召见戴笠，指令由他主持成立复兴社特务处。蒋告诉戴笠，虽然各方面关系一共保举了6 个人，但他认为只有戴笠比较合适，能够做好这个工作，要戴负起这个责任。

戴笠听到蒋的这个决定，心中异常兴奋。但他又是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黄埔系中有不少人反对他当特务处长，今天蒋下命令，难保明天不会收回。

古人说：欲擒之必先纵之，欲取之必先与之。于是，他断然回答：“报告校长，我不能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蒋愕然地问。

戴回答：“团体中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大哥，并且这种事情本身就不容易做好。我想由我做这件工作，必定会有不少人反对。”

蒋说：“这不要紧，一切有我，你不必顾虑，现在就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只要有决心，事情就一定可以做好。”

戴笠见蒋果然中计，自己的目的已达到，于是抖擞精神说：“报告校长；就黄埔的关系讲，你是校长，我是你的学生。就革命的关系讲，你是领袖，我是你的部下。既然如此，我当然只有绝对服从命令，尽我的能力了。”

蒋听到这里，转身走进隔壁的私人办公室。几分钟后，蒋重新走进会客室，将一份手令交给戴笠，上面写着：“着戴笠主持成立复兴社特务处。中正。”

戴笠上前数步，双手接过手令，当即表示：“从今天接受命令之日起，我的这个头就拿下了。这就叫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着头颅。”

“此话怎讲？”蒋张大眼睛问。

戴一挺胸脯，义无反顾地说：“这是我的决心，我这个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一定给敌人杀掉，若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再者，积劳成疾，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岂不外只有这三种情形？”

蒋介石双目莫测高深地注视着戴笠，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叫戴笠找帮手。戴找了一个郑锡麟，一个唐纵，两个人都是黄埔学生，联络组成员，蒋当即表示同意。

第二天上午，黄埔学生中有人知道由戴笠主持成立特务处，立即表示反对，更有人提出要打倒戴笠。戴笠为此向蒋介石报告，要求辞职。蒋不予批准。戴笠测知蒋的决心已定，也就放心大胆地干下去。

次日，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蒋介石原本在设防备战方面无所措置，情报工作也差。为应急需，指令戴笠迅速组织一批黄埔学生，到上海前线搜集和分析军事情报，供蒋决策。戴笠临危受命，立即召集原联络组的黄埔学生，组成临时性质的军事情报组，奔赴沪战前线，了解战场情况，“十人团”

由此扬名。

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戴笠为了能及时掌握十九路军及上海各界人民抗战和战场每日的进展情况，工作十分勤奋。有时能连续3 天3 夜工作，饿了就啃烧饼油条，渴了就喝白开水，每天只吃两顿，保证了上海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情况能源源不断地送到蒋介石的手里。在这段时间里，能够始终陪着戴笠熬夜而不发牢骚的，“十人团”中只有唐纵一人，戴笠对唐纵的倚重也就自此而始。“十人团”中另有一些人，如黄雍等，因吃不消戴笠连日连夜的工作方法，离开“十人团”后，再也不肯回到特务处中，也就缘于此。

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蒋再次大弹“先安内后攘外”的老调，戴笠揣摩蒋的心理，结合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教训，再次给蒋上书，陈述为了防范国民党军队中的抗日分子，必须经常进行监视侦查活动；日本人和日本在中国的代理人太多，也要加强调查掌握，所以必须加强特工力量和活动。此建议受到蒋的重视，认为戴很有政治头脑，具有一个高级情报人员必须具备的敏锐和素质，这也进一步加强了让戴出任复兴社特务处长的决心。

1923 年3 月初的一天，第一批被蒋批准参加复兴社组织的黄埔学生贺衷寒、邓文仪、醴悌、桂永清、滕杰、周复、甘国勋、赵范生、杜心如、彭孟缉、娄绍恺、骆德荣、张元良、任觉五、叶维、邱开基、梁干乔、郑介民、侯志明、戴笠等40 余人集中在南京励志社会堂开复兴社（全称为中华民族复兴社）成立大会。复兴社筹备时的另一骨干分子康泽因率领首都记者考察团到淞沪视察，没有参加。胡宗南则因带兵在外而缺席。

会议由蒋亲自主持并讲话，然后进行选举，大会选举了中央干事9 人，候补干事3 人；中央监察3 人，候补监察1 人。戴笠在这次会上被选为3 名候补中央干事之一。当晚，蒋介石批准大会选举结果，并指定贺衷寒、醴悌、滕杰为常务干事，以滕杰为书记；指定田载龙为常务监察；指定周复为组织处长，康泽为宣传处长，桂永清为训练处长。耐人寻味的是蒋这次并没有明确戴是特务处长。3 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蒋在中山陵官邸召集贺衷寒、康泽、邓文仪、滕杰、醴悌、桂永清、萧赞育、周复、郑介民、邱开基、戴笠等10多人开会。会前，蒋叫人把康泽、桂永清叫到里面房间去。蒋对康泽说：“特务处的职务很重要，现在还没有适当的人。他们对我说，你很相宜，你担任这个职务怎么样？”

蒋早已内定特务处长是戴笠，康泽原是知道的。现在却说还没有适当的人，康泽明知蒋征求他的意见只是幌子，是为了应付一下反对派的情绪。于是，很有自知之明地回答说：“不相宜，性情不相宜。”

蒋似乎已达到目的，没有再说什么，亦没有再征求桂永清的意见，就让康、桂出去了。蒋跟着出来开会宣布：“特务处处长就是戴笠好了，郑介民去做副处长，大家的意见怎么样？”蒋介石的话谁敢不同意？于是个个都忍耐着说：“同意”。其实，大家都不满意这个没有毕业的黄埔六期生，只是靠一些鸡鸣狗盗之术一下子爬到许多黄埔老大哥的头上。尤其郑介民是黄埔二期生，却屈居戴这个六期生之下，这在当时对黄埔生使用的惯例上，是绝无仅有的。

3 月31 日，戴笠和郑介民在南京大宴宾客，庆祝特务处于4 月1 日正式成立。戴笠兴高采烈，在宾客中穿梭往来，郑介民则很勉强。以后，郑曾两次请留苏同学康泽向蒋保荐他离开特务处，蒋不但没有同意，还告诉康，说此人办事无魄力，以后不要再保荐他。蒋为此专门找郑谈话，要他安心工作，帮助戴笠搞好特务处，郑别无指望，也只好安下心来。

1932 年4 月1 日，戴笠正式受命在南京徐府巷成立特务处本部（简称乙处）。另在联络组原址南京鸡鹅巷53 号设立戴笠私人办公室，处理机要（简称甲室）。并相继建立内外勤组织，建立了军统特务组织早期的雏形。

03_2 草创特务处

戴笠本是一个极聪明又极有抱负的无赖之徒，10 年流浪，又使他锻炼了投机钻营，冒险进取，察言观色，揣摩迎上，忍辱负重，含辛茹苦的本领，从而在特工活动中，一展所长，成为出人头地的佼佼者。正如蒋介石身边的另一特工头目邓文仪亦曾心悦诚服地对人说：“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才够格，我只有甘拜下风。”

戴笠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展组织。原先，戴笠的活动经费主要是由蒋介石从特别费用中支付，因为数额大，蒋介石怕遭物议，毕竟有所顾忌，不能满足戴的需求。戴的许多设想和抱负亦因囿于经费而不能实现。复兴社成立后，蒋介石把拨给特务处的经费记在复兴社的帐下。而复兴社却不能过问数额多少，只是由戴笠自行造具预算，直接报蒋核拨。特务处所有下属组织的经费统由戴笠拨发，其经费总额每月约20 万元，据说较之复兴社总会的全部经费，至少约在10 倍以上。从此，蒋对内对外都有了一个交代。戴笠有了固定的特工经费，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不足部分，还可以向蒋临时支取。1932 年冬，鉴于四次对红军的军事“围剿”，尤其是前三次“围剿”的失败，蒋深切地感到必须加强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建设。蒋介石听从德、意军事顾问和复兴社高干、法西斯头目刘健群的建议，认为要强化军队，首先要加强军队特工力量，使“纳粹”具体化。于是，属于黄埔系统的复兴社特务处比属于中央组织部系统的调查科受到更大的重视，蒋下令将戴笠系统的特务经费从每月20 万元一下子提高到80 万元，而中央调查科仅加10 万元，每月30 万元。戴笠在顷刻之间得到如此巨额经费，惊喜不能自持，多年来想大干一场的愿望终于实现。

有了巨额经费，戴笠开始招兵买马，建立自己的特务系统。蒋介石虽然在特务处成立之初明确规定，特务处的人事调配由他本人直接掌握，但是蒋自始至终只派了两个半人，一个是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一个是特务处主管会计工作的徐人骥，另有半个人是唐纵。唐本是戴笠拉进特务处的，因此只能算半个人。其他人都授权戴笠自己去找。戴笠心里很清楚，这两个半人表面上是由蒋派来协助他工作的，实际上是蒋安插在他身边的“监军”，戴对他们不敢怠慢。

在研究发展特务处的人事时，戴笠碍于情面，亦曾请郑介民介绍些亲友故旧参加，岂知郑介民这时正闹情绪，不想在戴手下做事，意在另谋出路，也就不想再轧上一脚，推说没有相宜的。直到几年后见摆脱特务处无望，才逐步推荐了邢森洲、王昌裕、郑公弼等海南文昌县的小同乡和侄子到特务处工作，但这时特务处早已成了戴笠的一统天下了。

戴笠是相当有远见的。蒋和郑一放手，正中他的下怀。首先，他把蒋二次下野和淞沪战争期间组织起来的“十人团”拉过来作特务处的基本干部。

当时，“十人团”中，黄雍去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任副科长（原黄埔同学会），梁干乔调复兴社训练处抓训练工作，其余的7 人唐纵、张炎元、周伟龙、郑锡麟、徐亮、马策、胡天秋都被戴笠安插在特务处的重要岗位上。

在内部机构设置和建设方面，戴笠主要仿效苏联政治保卫局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办法，强调“以组织对组织”。当时，国民党各级机关主持内部工作的一般是秘书长或主任秘书，而戴笠则在特务处内设书记，主持内部工作。

特务处的第一任书记是“十人团”成员唐纵。唐是湖南酃县人，黄埔六期毕业生，办事老成持重，干练谨慎，颇得戴笠赞赏。

在内部机构方面，初期只设有情报股和总务股，后来又增加了个行动股，但也还以情报工作为主。

戴笠成立的第一个外勤组织是特务处上海特区。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戴笠为了加强上海的特工活动，就派遣黄埔三期学生翁光辉、陈志强、王昌裕等人在上海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淞沪抗战结束后，翁光辉等人继续留在上海活动。上海当时是国共两党斗争和国民党内各派别活动的中心，因此戴笠对这个地区的特务工作极为重视。特务处成立之后，他立即决定在上海设立特区，以翁光辉为第一任区长，区部设书记、司书、事务、交通各1 人，下设3 个情报组。这也是特务处设立的第一个外勤区一级的组织。以后，特务处外勤组织的建制大致如此。

戴笠设立的另一个较早的外勤组织是特务处天津站。因天津地区当时是东北军的势力范围，日本间谍活动很猖獗。为了监视和调查东北军的活动，掌握日军对华北的意图，戴笠根据蒋的意图，把平津地区的特工活动作为特务处初期的工作重点之一。并请结拜兄弟吴泰勋介绍了一批人加入特务处，留在华北地区开展特务活动。天津站第一任站长叫王天木。王系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初在黑龙江督办吴俊升部任职，经吴俊升之子吴泰勋介绍于1931年底认识戴笠，转投戴笠麾下，成为特务处早期的骨干分子，天津站的奠基人，华北地区特工活动的开拓者。

天津站下设情报组和行动组，是特务处外勤组织中最早设立行动组的一级机构，同时配备的1 部秘密电台也是特务处外勤机构中最早的，陈恭澍和丁湘娥分别任组长和台长。

这年6 月，戴笠从复兴社举办的军校“特别研究班”毕业的学生中挑选了30 名学生举办特务警察训练班。本来戴笠想请康泽任班主任，因康泽不想管特务处的事，拒绝了戴的要求。于是，戴笠自兼主任，由郑介民兼教务主任。蒋介石另派曾到日本学过警政教育的浙江宁海人、黄埔二期毕业生李士珍为该班政治指导员。这是戴笠举办的第一个特工训练班。由于准备工作仓促，人力、财力、物力都受到限制，经验不足等等，训练班的内容也就很简单。除了进行精神灌输外，主要是了解一般的特工常识、纪律，学习一些情报的搜集、整理、分析、反馈等工作。该班学生在训练期间，由戴笠一个一个地亲自进行个别谈话，考核思想。毕业后，集体办理了加入特务处的手续，成为职业特务。其中如何龙庆、陈恭澍、陈善周、廖宗泽、田功云、徐远举等人，后来均成为军统著名的将级大特务。这一期训练班因戴笠未找到地方，就借南京三道高井军校毕业生调查处为班址。

三道高井特训班，重要的不在于它的质量，而在于它的意义。它使戴笠开辟了一条通过举办特工训练班来培养扩大自己特工队伍的道路。戴笠在其一生中，举办特训班成百上千，培训的各类特工人员有数万之多，其溯源都出于南京三道高井训练班。戴笠另外吸收特务人员的渠道主要是由特务之间相互介绍亲友、同乡、学生、熟人参加。戴笠心里很明白，作为一个特务组织，清一色的黄埔学生，有如作茧自缚，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的手法是将黄埔学生摆在内勤机关和外勤大单位做骨架，摆给校长看，然后从社会上广泛搜集各种人材参加。有许多人虽然在社会上劣迹昭彰，但只要政治上可靠，又有一技之长，戴笠总是毫不犹豫地吸收进来。

参加特务处的手续开始比较简单，只要填一份履历单，由介绍人签署意见，报上级批准后，就可以办理手续了。但后来逐渐严格起来，必须先写1 份详细的自传，然后再填写1 份名目繁多的履历表，内容多到需要填报祖宗三代和三姑六姨的详细情况等等。申请人被批准吸收后还要组织宣誓，内勤人员大多集中举行，外勤人员囿于工作环境则个别秘密举行。宣誓人面对蒋介石的一幅肖像，桌上放1 本《三民主义》、1 枝手枪，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

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宣誓后，宣誓人、监誓人均须签名盖章等等，誓词归档保存。这时，主持宣誓的大特务会同介绍人一起向新成员握手致贺，并从此之后称为“同志”。

参加特务处后，戴笠规定不得发给任何证明和文件，只是在人事部门和工作单位具名而已，并且从此不得再脱离特务处，也不得请长假或辞职休息，戴笠把这称为生的进来，死的出去。

戴笠历来对特务处内部控制极严。1932 年夏发生的翁光辉事件，更使他加强了这方面的警惕。这年夏天，翁光辉搞到一份有关中共的重要情报，企图不经过戴笠的手，直接呈交蒋介石。因翁曾任海军舰长，就搭乘海军的军舰从上海去九江，准备上庐山面见蒋。戴笠得知此消息后，立即从南京坐飞机先期赶到九江，拦在港口把翁光辉扣押起来，搜去情报，撤去翁的区长职务，改由南京特训班的教官余乐醒担任。翁本人也险遭戴的毒手。从此，戴十分注意加强对内部的控制，并设立了督察制度，挑选政治可靠的特务秘密担任，对单位领导或同事进行秘密监视工作，随时将监视结果以绝密件直送督察室或戴笠。督察室每周编成1 份督察周报，送到戴笠手上。戴笠据此在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上评论各单位工作优缺点。遇到看不顺眼的则借机发挥，大骂一通。由此，特务们对秘密督察既恨又怕，称之为“特务中的特务”，但由于搞不清谁是秘密督察，往往互相提防戒备，搞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秘密督察由于能拿到戴笠发给的额外津贴，工作起来又格外卖劲，有的甚至是捕风捉影、挟嫌报复。

戴笠对外勤特务的控制主要是连环控制法，即由书记或文书监视区长、站长等大特务，由译电员监视书记或文书，再由报务员监视译电员，报务员则用“台密”（电台专用密码本）向特务处总台报告监视结果。这样一环连一环，步步设防，效果很好。

特别厉害的是戴笠有时竟利用夫妻关系相互监视。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情报员周迅予，原是四川军阀派驻上海的联络人，后被上海区吸收为特务，主要利用他与四川各方面的关系，搜集川军的情报。戴笠怀疑他脚踏两只船，又发展他的老婆罗华入特务处，专作监视周迅予的工作，果见周的情报有许多欺诈之处。于是，戴笠下令将周扣押送入特务处南京北门桥监狱。自此，特务处在戴笠的控制之下，特务们无不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没人敢与戴笠为敌。

1932 年，戴笠的特务处已发展到100 多人，各方面开始初具规模。1933年以后，特务处逐步设立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大区以及各省站。内勤机构方面，股升格为科，先后设立了书记室、情报科、司法行动科、总务科、电讯科、交通科等机构，科内设股，仅情报科内就设有华东股、华中股、华北股、西北股、华南股、国际股、统计股等，并逐步向日本、朝鲜、美国、德国、意大利、越南等国家派出情报人员。特务处已开始得到长足发展，逐渐显示出它的力量。

03_3 控制浙警校

特务处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从戴笠取得浙江警官学校的实际控制权开始的。

1932 年10 月，戴笠衔蒋介石之命，兼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浙警校是当时全国培训警官的两所专业学校之一，以培养中下级警官人才为主。

当时，浙警校的主要经费来源是浙江省政府，受CC 派大头目朱家骅控制，其目的主要是为CC 系培养警界学生，逐步把CC 势力带入警界。这当然是CC 系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如意算盘。然而，蒋控制手下的一个办法，就是历来不让底下的任何一个派系过分膨胀，以至失控。他给CC 系圈定的势力范围是主党政，给孔祥熙、宋子文圈定的地盘是主财政，给黄埔系划定的领域是主军宪。三派力量大体均衡，相互制时，而大权则集于蒋一人之手。警察系统归于哪一派，虽没有明确划分，然而历来军警宪一体，似乎由黄埔系控制更为合适。因此，蒋任命戴笠为浙警校政治特派员，其意在CC 派的地盘内安插1 个钉子，对CC 系在警界的活动进行监视，然后徐图对策。

对戴笠来说，当时发展组织扩大实力以形成自己的“黄埔军校”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教育训练机构，用来培训大批专业特工人才。现在得到浙警校政治特派员这个意外的任命，不啻是天赐良机。于是，他耍起了常人不及的本领——借题发挥，巧取豪夺，仗着“钦命”浙警校政治特派员这个金字招牌，做起了文章。第一步，对浙警校各方面的工作施加影响。本来，特派员仅是个兼职，但戴笠完全不当兼职干，而是分出相当一部分主要精力去抓。

他每年都要腾出一段较长的时间到浙警校办公，并在校内设立政治特派员办公室，配备一套人员。他还抽调特务处的得力干将王孔安为办公室书记长，主持其事，插手校内各项事务。戴笠不在警校时，王孔安行使戴的职权，对警校工作指手划脚，事事强要过问，并把情况随时向戴笠密报。警校不知戴笠奉蒋命而来的意图，凡事又不知哪些是蒋的旨意，哪些又是戴的主张，真假不分，只得一切都照蒋命来执行，对“太上皇”的弄权作势无可奈何。

第二步，筹划夺取浙警校的高级人事权。戴笠以加强警校领导力量为由，首先保荐自己的亲信赵龙文出任警校校长兼杭州警察局长。赵龙文是浙江义乌人。又曾任胡宗南第一师的秘书，是胡宗南的亲信。有这些优势，戴笠一保就准。紧接着，戴又先后保荐酆裕坤为教务主任，史铭、柯建安为训练处主任。这些人大都出自黄埔军校，自然又是一保就准。这样，戴笠已经取得了警校高层人事的实际控制权。

第三步，对警校中下层干部进行大换血。戴笠将该校各队队长、政治指导员等等，全部换成黄埔军校的学生兼有复兴社、特务处组织身份的成员，极个别不具备以上身份的人，也经戴笠收买拉拢，逐渐进入组织。这样，经过三拳两脚，CC 系势力已完全不能立足，不是向戴笠投靠，就是被赶出校园。

第四步，运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对警校第一期、第二期毕业的学生进行笼络、收买，一律视为嫡系加以培植。让他们作带头羊，影响后面的学生。

如该校毛森、杨超群、萧勃、阮清源、邓墨村、夏松、萧绍文等人，都是一、二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先后被戴笠拉入特务处，成为戴笠的亲信特务。

该校三、四两期的正科生则成为戴的嫡系，其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如刘人爵、刘钦礼、黄佑、周昌嗣等，则成为戴的心腹，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军统的高级特务。

戴笠完全控制浙警校后，就开始把警校办成特务处特工训练的基地。他首先对警校的正科生进行严格的甄别和考核，将认为够得上做特务工作条件的先保送一部分特别优秀的出国留学，其余的都分别编入甲、乙、丙3 个特警训练班进一步加以训练。甲班设在杭州市雄镇楼。该班的培训目标是培养特务处的高级特工人员，选材十分严格，每个学生均须经戴笠亲自考核、圈定。第一期43 人，均从警校二期正科生中选拔，其中有毛森、阮清源、石仁宠、姜毅英、章微寒、叶霞翟、王清、丁继曾等佼佼者，以后均成为特务处及军统时期的顶尖人材。乙班设在校本部内。该班的培训目标是为特务处培养行动特务，培训内容偏重于摔跤、擒拿、格斗、射击、拳击、驾驶、骑马、举重等。该班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为特务处各级组织中的心狠手辣的杀手。

丙班专以培训女特工人材为目标，用以担任特殊任务。该班只收十五六岁的少女，且须长相端正，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训练内容除一般特工常识外，还要学习武术散打之类的格斗术，以作防身和反击之用。另外还要精干烧饭、做菜、缝纫、洗涤、理发、绣花之类的活汁。学生毕业后，部分被派出做外勤特务，部分奉命打入一些民主人士、反蒋集团的重要人物、或政府军政要员家中，以佣仆的身份作掩护，做内线工作。

除此之外，戴在浙警校内还办有1 个电训班，这是戴笠办得较早的1 个电训班。该班专门为特务处培训无线电工程和收发报的专门人材，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为特务处时期各级组织中的电讯工作骨干分子。

戴笠对浙警校特训班的训练极为重视，经常抽出时间到校对学生进行精神讲话，向学生灌输服从领袖、为革命牺牲的思想。戴笠曾有亲笔题词：“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则他日社会之改良，民族之复兴，我同学乃有绝大之贡献，方不负领袖之期望，而无愧本身之职责也。”每期特训班毕业，戴笠必亲自到班进行个别谈话，考核选拔，主持分配工作。做到量才而用，各得其所。

戴笠通过移花接木之法，巧取豪夺浙警校，利用现成的机构和设施及批准有案的巨额经费来培训了大批特工人材。而且还借机培养了亲信打入警界，扩大了实力，使特务处内部逐渐形成一个举足轻重的“浙警系”派别。

当时，特务处的成员就其出身来说，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黄埔学生，这部分人始终在特务处内占据高位，起关键作用；第二类是以浙警系毕业生为主体的特训班毕业生，这部分人数量不少，大都是特务处中下层骨干分子，活动力强，能量大：第三类是留俄学生，这部分人数量不多极有政治头脑和才干，但这部分人中有不少是中共叛徒，戴笠对他们颇存戒心，戴使用的方针是“用其才，戒其德”，“可以给以高官，不可?愿枰啊保坏谒睦嗍墙饺耍獠糠秩宋嗖簧伲际谴黧掖蛹蚁缯欣吹模蠖及才旁谔匚翊Φ牡缪恫棵殴ぷ鳎黧叶运鞘歉砸埃床桓愿吖伲盟嵌蕴匚翊Φ母骷短匚窠屑嗍印４送猓褂幸恍┐由缁嵘现苯诱薪娜叹帕魅宋铮萜渥ǔし旁谔囟ǖ母谖簧鲜褂茫跋觳淮蟆Ｒ蚨谔匚翊Τ跗冢诓空ǘ崂闹饕腔破蚁岛驼憔盗脚闪α浚孀攀奔涞耐埔疲饬脚闪α拷デ鹘咏鲂矶嗍欠恰６杂诖黧依此担惺痹蚬室夥抛菟钦罚员愦又屑菰Α?

03_4 “以组织对组织”

戴笠一生中并没有进过任何特工学校。他早期所有的特工理论和经验，主要来自于他的实践以及留俄学生翻译出版的苏联“格伯乌”、“契卡”组织的几本小书。他积多年亲身搞特工的经验，认为唯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最为严密，也最有力量。因此，在早期创建特务处的过程中，他反复强调要“以组织对组织”，仿效苏联政治保卫局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套办法建立特工体制，与中共进行斗争，打击反蒋势力等等。

据此，戴笠从一开始就严格规定特务处的一切活动均处于地下状态。特务处的对外联络站设在南京鸡鹅巷53 号，这里既不挂任何牌子，也不设任何岗哨。行人亦可以从门前经过，所不同的是门内有带枪的便衣人员把守，进出都要严格检查证件。特务处本部原设在徐府巷，后搬到洪公祠1 号。但特务处外勤人员非有特殊情况不能去洪公祠1 号，而只能到鸡鹅巷53 号接洽，再打电话到洪公祠1 号报告，由那边派人来谈。外边的信件包裹，也都要先寄到鸡鹅巷53 号，再由内部交通转洪公祠。因此，洪公祠1 号不但局外人不得而知，就是特务处的大多数外勤特务也只知有53 号，不知有1 号。

进入鸡鹅巷53 号和洪公祠1 号都必须有特别出入证，但这种出入证照例只有内勤人员才发。出入证每年更换一次，封面只有“出入证”3 个字和1 行号码数字，打开来里面有照片、姓名、工作科室、职级等，却没有工作机关名称。特务们出门时须交登记室，回来时再取回，不准作其它用途。有时，特务们出去后因故不能返回，又无任何证件，连住宿都成问题。一些特务常常私下自嘲：“我们都是一些榜上无名的黑货”，戴笠听到后，却鼓励大家说，这就是“无名英雄”。

戴笠给每个特务严格规定：不准在洪公祠1号或鸡鹅巷53号私自会客，不准泄露办公地址，通信要用鸡鹅巷53号或程阁老巷33号的地址，然后转交。电话也要保密，家属偷向洪公祠1号打电话，有受严厉警告的危险，严重者则受“团体”纪律的严厉制裁。南京的总处机关如此，外勤各级特务组织也都是隐蔽地下活动。

特务处及各级特务组织和重要特务头目，都一律使用化名。戴笠仿照共产党组织活动的特点，规定特务处所属的各级组织之间，只准有纵的关系，不准有横的关系。特务之间一律职务服从，不讲年资功绩。特务刺探、搜集情报的重要手法就是伪装不满现状和“反蒋”的进步姿态，以引起同情者的注意，然后打入反蒋派或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活动。又由于各组特务常常在一个地方活动，彼此又没有联系，因此一个特务伪装进步，另一个特务则接近上去，自己人做自己人的情报，双方又都是使用的化名、假名，报到上级也不容易发觉，结果花了不少人力、财力、物力，等到双方都表演得差不多，准备逮捕对方时，经核对照片，才知道原来都是自己人。有时，这种假戏演得过分真切，居然惊动戴笠向蒋汇报，等到逮捕后才知道是自己人扮的假货，戴笠一时不好向蒋交代，也只好假亦真时真亦假，以错将错了。不过，戴笠运用这种方法建立特务处的内部体制确使特工活动常常处于主动位置，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这也是戴笠的军统组织比蒋的其它特务组织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能更好地仿效苏联“格伯乌”和“契卡”以及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方法训练特务，戴笠曾征得中统头目徐恩曾同意，并报请蒋批准，借调原中共中央保卫局负责人、中共叛徒、中统特工训练行家顾顺章担任特务处南京特训班的顾问和教官。戴发现顾顺章训练特务的方法中溶入了中共地下斗争的经验，确有一套，大为赞赏。就用种种方法企图拉拢顾加入特务处，顾也有背徐投戴之心。此事被徐恩曾察觉，就借故把顾顺章除掉，以绝后患。

随着特务处的创建和发展，戴笠逐渐感到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特务组织的一套办法更适应他的需要。于是，他又把眼光转向德、意特务组织的经验和办法。1933年下半年，戴笠一次因事去河南活动，特务处书记唐纵主持工作期间，批准赵世瑞秘密逮捕了汪精卫的改组派分子。事后，汪精卫得知是特务处所为，大怒之下，向蒋要人。蒋为了敷衍汪精卫，不得不下令将唐、赵扣押。戴得悉后，匆匆赶回南京，向蒋力陈保释，并善言抚慰唐、赵二人。

适时，复兴社高干酆悌奉派驻德大使馆武官。经戴向蒋建议，唐纵被派任驻德大使馆副武官。行前，蒋、戴分别交代唐去德国的目的，是要他学习德国法西斯特工组织的经验。唐果然不负戴望，在德期间专心调查掌握德国特工活动的办法，定期有详细报告给戴，介绍德国特工各方面的情况，特别建议戴笠要掌握警察、交通、检查、邮电等公开部门，并渗入工厂、机关、军队、团体、监测无线电台和收音机以及干扰广播，以便配合特工活动。唐纵还建议要多派特务到德、意学习，开阔眼界，吸取经验，培养人材，引进先进设备等等。戴对唐的这些意见极为重视，多次向蒋报告，并提出改进特工建设的意见和措施，供蒋决策。蒋采纳戴的建议，不久便加派郑介民随复兴社的一批高干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7 人，以军事考察团的名义前往欧洲考察，主要是考察德、意两国的法西斯组织和特工活动。戴笠同时也选派从浙警校正科生中毕业的冯文尧、王渭周、蒋镇南、范学文等几十个特务赴德、意学习受训。对照唐纵、郑介民等人学习考察成果，根据蒋的指令，戴笠对特务处的活动作了不少改进调整。

戴笠对特务处最重大的改进调整就是在“公开掩护秘密、秘密领导公开”

的方针下，大量控制掌握公开机关，为蒋建立严密的特务统治体系。在早期，最先落入戴笠之手的公开机关是首都警察厅的调查课。由戴笠推荐特务处特务、黄埔四期毕业生、浙江诸暨人赵世瑞任职。接着掌握了杭州市警察局和浙江警官学校；不久，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也落入戴手，由戴推荐翁光辉任股长。

京沪杭甬铁路警察总署是戴笠掌握的第一个交通警察机构。经戴推荐特务处上海区长、老资格的黄埔一期生、广东琼山人吴乃宪出任总署长。从此，特务处掌握了这两铁路的控制权，不但南京总处交通科的特务交通员每人都领到了京沪杭甬铁路局二等车的长期免费票，就是总处机关和上海区的许多内勤特务来往于京沪杭之间，也能得到免费优待。从杭州、上海等地解送人犯去南京，也得到路警的全力协助。驻苏州警务段长韩尚英，还被吴乃宪专门指定担任协助上海区解送人犯的工作。

戴笠在上海掌握的公开机关有上海市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和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对特务处上海区帮助极大。许多案件上海区不便出面，借助这两个机构便可以放手进行活动，大大提高了特务处的工作效率。另外，特务处还掌握了私立上海肇和中学、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上海警士教练所、上海招商局警卫组等公开单位。

国民党的邮电检查开始于1931 年，但最初由CC 系统的中统特务组织把持。戴笠的特务处由于插手较晚，缺乏优势，因而与中统的争夺十分激烈，有时一些地方的邮电所长甚至被双方的特务暗杀。直到抗战初期，戴笠才把这个机构彻底从中统手中夺过来。

戴笠把军队特工系统的控制权从邓文仪手中夺来完全得益于南昌机场大火案。1934 年夏，正当蒋介石集中全力在江西围剿苏区红军的时候，南昌飞机场不明不白地一把大火，把飞机和油库等付之一炬。此事立即震动了京市朝野。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下令邓文仪一周内破案。邓文仪深入一查，初步确认是放火而不是失火。放火的目的是要消灭一件购买飞机贪污的证据，而此案又与宋美龄有些关系，故邓文仪不便于报放火，亦不便报失火，只得这样一周两周、一月两月的拖延，久不断案。结果，由于各界的穷追不舍，蒋被惹得火冒三丈，一怒之下，当即下手令撤销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长等14 个兼职。凡邓手下的1722 名特务，全部移交并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系统，并由戴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长。

戴笠的喜悦真是难以表达，难以形容。但是，他也不便于得罪复兴社的一批大头目们，于是小心翼翼地避开飞机案。而且，他不亲自出马，另派特务处特务、黄埔三期毕业的老大哥柯建安作代表去接收。当邓文仪系统的大特务张严佛率南昌行营调查科机关的100 多名特务到南京特务处机关报到的那天，戴笠组织全处机关的特务们列队欢迎，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为了安抚邓系人心，收买邓系的特务为己所用，他声言今后一视同仁，和衷共济。

并慷慨任命张严佛为特务处的书记。

从此，戴笠不但实力大增，而且控制了整个军队的谍参和特工系统。这批人中，戴笠尤为得意的是接收了设计委员会一批曾留学过德、日、俄等国的所谓学有专长的学者，其中有出卖陈独秀的中共叛徒谢力公，有著书立说的程一鸣等等，还有日本通顾子载等。另有一些知名人士被陈诚挖走，戴笠无奈，只好在背后诟骂，以发泄不满。

以往，特务处没有定制，经费开销，捉襟见肘，不能满足特工队伍迅速发展的需要。现在接过邓文仪的摊子，不但原来的经费照领，而且利用调查科的定制，大胆造具预算请领经费，经费大大增加，更有利于特工活动的开展。

戴笠在回忆早期特务处的发展时，经常夸耀说：掌握浙警校是他走的第一个红运，接收南昌行营调查科是他走的第二个红运，有了这两个红运，才能有早期特务处的迅速发展壮大。这话确是不错的。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军事谍报工作的控制，戴笠先后在南京洪公祠和慧圆街举办“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所调训人员皆为现役谍报参谋人员。调训完毕仍回原部队服务，该班主任由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四处处长职务的郑介民担任，特务处中校特务文强任政治指导员。该班先后举办了3 期，每期6 个月，为军队训练了大批军事特工人员。

这时，戴笠掌握公开机关的又一个成就是推荐周伟龙出任国民政府禁烟密查组组长，开始把特务势力打入禁烟机构。蒋介石的禁烟活动始于大革命以后。当时各省军阀割据的地区烟馆林立，烟毒泛滥。四川刘湘、杨森，贵州尤国材、王家烈，湖南鲁涤平、何键，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既是军阀头子，又是贩毒头子。一船烟土出江顺流东下，一船枪械入江逆流西上；一批烟土东运，一批金银西运；安徽、河南等地的军阀眼红，也强迫老百姓栽种罂粟，大做贩毒生意。这时，蒋介石的军队只能控制长江宜昌以下至江浙一线，权力亦只能及此，汉口虽设有特税局，负责征收烟税，但又被湖北省主席、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等地方实力派人物把持，形同虚设。特税成为地方实力派中饱私囊的财源，蒋介石不得不另谋良策对付这种局面。于是，蒋的亲信谋臣策士陈布雷、杨永泰、陈芒汀等替蒋出谋划策，提出取消特税局，设立督察处，实行统收统运的建议。这样既不受各省市、各部院管辖，也不受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法令的限制，而是直接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命令行事。这个建议很合蒋的心理和口味，很快提出“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口号。表面上似乎大张旗鼓地推行禁烟，实际上是为了“剿匪”这个中心问题。蒋在江西“剿匪”，调动了数十万大军，军费开支十分巨大，财政部支应不足，所以蒋通过特税另辟财源。1933 年，蒋把每年两三千万元的禁烟所得划归行营直接管辖，一切收入支出，财政部不能过问，全部交由蒋一人随时支用。蒋为此专设中国农民银行，实际上是蒋的私人银行。同时，蒋还通过“禁烟”这块招牌，对各地阳奉阴违的地方大员和军阀，随便安上一个违反禁烟禁毒法令的罪名，给以惩处打击，达到排除异己、消除政敌的目的。

戴笠也看中了禁烟督察处，千方百计地加以钻营。其目的一是可以借禁烟缉私进行特工活动，掌握各地反蒋势力的情报，打击或利用反蒋力量；二是可以掌握控制缉私团为特务武装，扩充特务处的实力；三是可以从中截留经费，弥补特工经费的不足；四是可以加强特务处在蒋心目中的地位和份量。

蒋也知道离开特务搞禁烟督察是不行的，于是在改组两湖特税局为禁烟督察处时，戴笠就安插了不少特务进去，监察主任办公室、监运所、缉私主任办公室等这些重要的机构大都被戴笠的特务控制。各省的禁烟督察处禁烟特派员公署一旦成立，戴笠总要千方百计保荐特务去当秘书或缉私团的团长、营长等。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李崇诗就曾被派到广东禁烟特派员公署任秘书，以便监视牵制禁烟特派员萧觉天。

早期，在禁烟督察方面，戴笠最大的劲敌是邱开基。邱是云南景东人，黄埔三期毕业，复兴社高干，南昌行营调查科邓文仪特务系统的第二把手。

邓文仪被赶出特务系统后，邱仍见重于蒋介石，被任命为10 省禁烟督察处缉私处处长，拥有几个团的缉私部队，当然不把戴笠放在眼里。当时，邱开基的势力发展在先，戴笠的势力发展在后，这也是由于禁烟机构本是从南昌行营发展到豫、鄂、皖三省再逐步推进到全国的缘故。但戴笠的势力发展很快，最终形成两人力量不相上下，暗斗颇烈的状况。双方都拥有相当兵力和特工人员，又都是蒋的亲信心腹，一时谁也吃不了谁，只好达成君子协定：“划江而治”。邱开基的工作范围是：从重庆、宜昌沿长江到汉口，又从洛阳、襄阳沿襄河到汉口，这两条支线合为一线，再从汉口沿江而下，经九江、安庆、芜湖、南京直到上海。戴笠的工作范围是：由重庆出乌江到贵阳，经桂林、柳州到梧州，出西江到广州、福建，沿海岸线直到上海。这是当时全国两条最重要的运土贩毒路线。

戴笠与邱开基表面上达成默契，一时相安无事。但戴笠做人的信念就是平生不与对手作任何妥协。他表面上把长江一线让给邱开基去搞，暗中却指使特务处湖北站站长周伟龙从各方面收集邱开基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材料，不断通过第三者的渠道向蒋密报，而自己则装得很超然的样子隔岸观火。

果然，蒋对邱起了厌恶之心，下手令委派周伟龙为禁烟密查组组长，调查邱开基违法乱纪的黑幕。不久，蒋根据戴笠呈报的大量揭发材料，一怒之下，把邱送进监狱。关了一段时间后，贬谪云南任省警保处长，彻底赶出缉私系统。邱在长江沿线的势力也全部被戴接管。

戴笠为了提高特务处的工作效率，十分重视对无线电通讯系统的建设。

1933 年11 月，特务处就建立了电讯系统，设总台于南京，由当时号称全国两个半电讯人员之一的魏大铭主持其事。不但各个省站配有无线电台，而且许多重要地区的情报组都配备有无线电台。主要情报，各情报组可以不经省站直报“总处”。1933 年12 月，戴笠为了加强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斗争，特别聘请清华大学教授温毓庆博士从事密码破译活动。这项工作的研究成果，在几年后的抗日战争中，对破译日军密码起了重要作用，对军统的发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为了加强电讯人员的培训，戴笠除了在浙警校举办电讯班以外，还在上海办了一所三极无线电所，专门培训特务处电讯方面的发报、译电和破译人员，大大提高了特务处特工活动的工作效率。为此，戴曾多次受到蒋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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