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争取美援--财政部长的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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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18日。

一艘豪华型的“杰克逊总统号”客轮，缓缓驶离蒙蒙细雨的上海港。客轮发出深沉的笛声，旋即披波斩浪向大海深处驶去。

宋子文一行立在船头，迎着海风和细雨，频频向岸边送行的朋友和家人挥手告别。此时，岸边站满了打着伞具的黑压压的人群。

他们是：江海关盐督唐海安、法驻沪总领事梅礼蔼、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凯尔高、交通部长朱家骅夫妇、外交部次长刘崇杰、财政部次长邹琳、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南京政府顾问何东爵士、银行界代表李馥苏、商界代表闻兰亭。商界要人杜月笙和虞洽卿、宋子文夫人张乐。冶，及弟宋子良。宋子安等。当时前往送行的不下三四百人，光是各界赠送花篮就达100多个。这些花篮，此刻均放在他们身后的船舱里。

尤其是那欢送人群上空悬挂的大幅标语更引人注目，上书“欢送宋部长出席华府经济会议”字样，并随着欢送人群的口号和锣鼓声在长风中猎猎抖动……那场面、那声势，令宋子文一行激动。一时，宋子文禁不住地默吟起李白的诗句来：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渐渐地客轮也加快了速度。宋子文停止挥手，收起方才在码头上发表的书面讲稿，并向码头上的欢送人员行注目礼。

此刻站在宋子文身边与他一起前往美国的有：中国银行行长贝淞苏、财政部顾问杨格、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秦汾、前驻美使馆秘书魏文彬、秘书黄纯道等人，此外还有财政部驻沪办事处科员蔡寿生随同赴美并担任宋的译员。

海涛涌起山一般的巨浪扑向客轮，客轮迎风斗浪般地艰难前进。

宋子文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迄今共有7个年头了。这7年间，那政治风浪并不亚于眼前这大海的自然风浪，此际联想起来，不免令人感慨万端。

宋子文坐在头等舱口凝望着咆哮的大海。远方的海是深深的，并看不出是蓝色，而近处的海水太浅淡，又成了无色。巨浪则像一匹精力充沛的野马，无休无止地追随着“总统号”巨轮。“总统号”每前进一步，仿佛都要付出全部艰辛似的。

一时宋子文陷入了沉思之中。

出访欧美，在普通人的眼里无疑是一趟异国观光的美差，机不可失。可是在宋子文眼里，因肩负着重任，与其说是美差倒不如说是一副沉重的担子。说实在的，最初宋子文并没想争取这趟所谓的美差。

1933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英、法、德、意、日、中、墨等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磋商复兴世界经济计划。美国政府先通知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再由施肇基将美国政府的邀请转致南京政府外交部。当时施电云：“美国政府邀请各国代表到美之意系：一、观察各国对经济会议所讨论各事项之态度；二、交换对世界经济复兴问题之意见，以示美国政府打开不景气局面之决心。至美政府与各国代表间交换意见，系个别举行，并无会议形式。”

当时赴美代表要求规格颇高，原则上是各国内阁总理一级以上。而当时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是汪精卫，故汪应是赴美的最佳人选。但因汪精卫自知不懂经济，且也一向跟英美疏远，所以此次会议他开始便推辞不去。

于是，尚有自知之明的汪精卫便竭力推荐宋子文。而当汪找到宋子文商量时，宋一口咬定：“我不够规格，你们的会我无权代授。这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可没有这个野心啊！”

汪精卫则问道：“那你说除我之外，谁合适？”

“立法院长孙科。”宋子文顺水推舟。

“究竟咱们三人谁去，请蒋先生拍板定音吧。不过你也要有思想准备。万一呢？我说的是万一。”

为此事，汪精卫又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当时想了想说：“你不去的这两条原因，都是实情。你说吧，谁懂经济，谁是美英势力代表？”

“除子文莫属。”

“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规格也不低。就这样定了！”蒋介石果然一锤定音。

于是汪精卫又东下上海，请宋子文出山。当日谈话至深夜2点，二人莫不推心置腹。汪精卫道：“此次来沪，完全是为敦促宋部长代表中国出席华盛顿谈话会。因此次会晤关系极大，世界各国莫不派遣第一流人物参加，如英国为首相麦克唐纳，法国为前总理赫礼欧。故我国人选，自应特别慎重。中央本预定你和孙科中择一人出席，但孙氏近期工作特忙。立法院近期要完成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法、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及宪法草案等，均要于7月1日前完成，故不能脱身。中央决定由你前往，主要是你熟悉世界经济形势，出席更有针对性。”

“既然你们已经确定了，我就去吧。”原来宋子文推荐孙科，也并非是出于内心，经汪精卫这么一说，他便应允下来。

当时，宋子文是位办事认真的政府要员，他的这种作风，包括政府其他要员和他的部属当时都有口皆碑。赴美一事既然应允下来，就要开始工作，工作就要有工作的样子。于是宋子文开始了出发前的一系列紧张准备工作。

据史料记载：

4月15日，上午和下午，宋子文在上海先后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讨论赴美出席会议的主要事宜。当时出席座谈会的有在上海的要员如立法院长孙科、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副院长杨杏佛、上海市长吴铁城等人，井由秘书形成了书面材料。

4月16日，宋子文前往蒲石路汪精卫住处，与汪商讨其赴美后财政部的日常工作安排，及出席华盛顿谈话会的总体意见。当时二人达成以下共识：

在宋子文出国期间，部务由次长李调生、邹琳负责，张寿氛孔样熙从中协助；最重要事务，则随时用无线电向宋请示；华盛顿谈话会因无预定议程，一时难以确定具体意见。当时汪、宋认为，此会大致将讨论关税银价问题、中国战债问题及远东问题等等。

4月16日晚，当时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代表官方，在上海私邸为宋子文出国举办饯行晚宴。当时出席晚宴的有：上海市长吴铁城、市商会会长王晓籁、银行界领袖史量才等。当晚王晓籁在欢送词中首先对宋子文进行了一番吹捧：

宋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于时局紧急声中，奉政府之命，离国赴美，参与华盛顿召开之经济会议，至关重要。以宋部长之地位及宋部长于各友邦之信誉，自然应该宋部长亲去。希望宋部长此去能带回新鲜空气，解决国内的沉闷，并希望能达到经济制裁日本之目的……宋子文致的答谢词则犹如一篇优美的散文。他说：

兄弟蒙各位欢送，非常感激。惟当美国柬邀中国时，余国鉴于内忧外患之日亟，本不预备前去出席，嗣经各方之催促，及详加考虑后，觉此世界经济会议，虽非直接与远东问题有关，然因相互的关系，及有关世界整个经济问题之故，当即决定参加。并为迅速赴美起见，即决定于近日启程。以中国现在之经济而言，农村破产，商业凋敝，通货咸流入都市；尤其是上海，生产力日益衰弱。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则为长江水灾、‘共匪’为患，及日本经济侵略我市场、武力强占我东三省。凡兹三点，皆中国因是而发生之特殊困难情形。然经济不景气，为全世界普遍现象，不仅中国如是，即以号称富有之美国，亦难免于此。故欲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决非各国力量所能办到。中央此次派兄弟前往出席，亦即欲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必须与全世界共同解决之意。但此去决不是去求于人，因为中国有广大之土地，有四万万人口，为世界最广大市场，于挽救解决经济危机，将有极大之贡献于世界。故可与各国开诚相见，互相交换意见，讨论解决办法。

4月17日上午，宋子文又往蒲石路与汪精卫再度洽商。最后向汪辞行时，汪精卫对宋子文说：“我建议你最好走前，到江西与蒋先生一谈，听听他的意见。”

宋子文说：“只是明天的船票怕来不及了。不行的话，我就电告一下吧。具体事情，回头请你代转吧。”

汪精卫当即点头同意了。

“总统”号客轮经过半个月的日夜航行，于1933年5月4日抵达美国西部城市西雅图。宋子文一行稍作休息，然后从西雅图转乘火车去了华盛顿。

在华盛顿作为异国宾客的宋子文，受到了美国政府方面热情的接待和欢迎。

当时在车站，宋子文发表了简短而精彩的讲话，表明参加此次会议的诚心与态度。面对着前来欢迎的美国公众，他说：

华盛顿是美利坚共和国的首都，也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城市，我预祝各国首脑会晤在这里成功。中国朋友怀着真诚而来，将就最大之可能范围从事合作，借此增进世界和平，从而谋世界之福利。为了世界也为了中国……

宋子文一行到达华盛顿的当日中午，十分好客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在白宫为宋子文一行举行了接风宴会，并且气氛祥和友好。

席间罗斯福总统说：“宋院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同是哈佛大学的校友，同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

“没错，不过我学的是经济管理学，比阁下低两届。在校时，我还对总统阁下有印象呢！比如阁下的口才真是令人叫绝。有一次演讲会，阁下一口气讲了2个小时，十分精彩。”

“真想不到，您还对母校的印象居然还是这样深啊。”

翌日，罗斯福总统代表美方与宋子文的中方代表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首先罗斯福总统说道：“中国的安全是远东经济恢复的前提，美国愿意对中国提供援助，并想以提高银价为前提条件，本着双方互利互惠的原则，推进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进口。”

宋子文说：“中国也处在特殊的困难时期，中国要发展，也必须实行门户开放。平等互利应是我们双方的原则。”

当时经过两次会谈，确定了美国对中国经济援助的具体项目与措施。

会谈期间，宋子文心血来潮，自作主张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5000万美金的棉麦借款合同。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美国财政善后公司，借给南京政府5000万美金，合中国当时流通货币2亿元；不支付现金，而是用此款购买美棉与美麦。其中五分之四用于购美棉，五分之一购美麦。合同指定由中国的卷烟、麦粉、棉纱、火柴等5项统税收人作为担保。从协定达成之日起，中国政府即可按商定的使用办法支用此项借款，但只能转帐订购美国棉、麦；而自货物启运时起，即从借款内偿付货物的10％，以后于90天内再支付15％，余额在3年内分期偿还，给息5厘。

这就是当年人们所说的宋子文“棉麦大借款”。

白宫会谈后也发表了新闻公告称：罗斯福总统与中国财政部宋子文部长以积极及圆满之态度讨论了若干重要经济问题，并在合作方面取得了成功。

然而随着电波，此一消息在中国国内引起大哗。一时间，反对的有之，赞成的亦有之。众说纷坛，沸沸扬扬。

由于宋子文在南京主政7年，树敌不少。因此当时有人攻击说，政府并没有授予他此项使命啊！名日借款，实为借粮。借粮还要付利息，况且那粮是美国的过剩产品呀。还有人说，这不是美援，而是援美，宋子文是上当受骗！也有人说，应该立即停止这种损国损民的作法。没有立法院认可，一切协议都是无效的等等。

当时胡汉民则致电孙科，反对此项借款，谓“此事关系党国前途极大，不能不为兄等言之：一、凡一国国债关系人民负担，未有不经立法机关通过而成立……二、政府成立22年，从无预算案。今既云收支适合，则何需秘密借款至2万万之巨？三、谷贱伤农，今此巨量棉麦输入，究将何用？弟以党员立场，不能不严重反对”。

于是赞成者在这种强大的反对声势中，一时显得十分被动。南京政府实业部工业司长刘荫弗，首先大加赞扬。实业部准备召集各纱厂商来南京开会，讨论分配办法。赞成者有赞成者的说法，他们认为，美棉麦借款可以补救我们农业的原料不足局面，有了实物也就等于有了钱。中国应该开放，借开放来发展自己。宋子文眼光高，没有错。不过，在当时全国一片的反对声中，赞成者的这种说法显得无力也显得苍白。

而蒋介石在当时舆论面前，当然是支持妻兄宋子文了。于是为了平息种种舆论并安定人心，南京政府采取了3项措施。南京政府当时认为，借款既然已成事实，当慎重使用，且只能用以振兴实业，复兴农村，不能用于其它等等。

当时南京政府公布的3项措施是：

一、由政府有关人士对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解释此项借款并非临时举动。后来由孙科出面说明，“此项动机，完全根据党的主张方针，即总理所主张之利用外资以发展国内实业之政策”“罗斯福总统要求中国派代表出席华盛顿世界经济谈话会议，因时间紧迫，宋财长子文先生在出国前确无此项安排，事后中央执监联席会议曾进行讨论，给宋财长提出一些与罗斯福会谈的方针。而此次借款，就是根据这些方针决定的”。

二、紧急补行法律手续。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追认此项借款并提交立法院审议。当年6月14日立法院讨论，交财政、经济两委员会审查。15日，两委员会组成9人小组，审理完竣。16日立法院召开第22次大会讨论通过，于是借款案合法化。

三、南京政府许诺，此项借款只用于建设，决不挪作他用。

就这样，宋子文的美国棉麦大借款，经过国民党政府煞费苦心的一番安排，便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

1933年5月19日，宋子文在白宫与罗斯福总统发表《共同宣言》，这是宋子文此次访问的最后成果。《宣言》中称：“双方之间对于解决世界当今大问题所必采之一切方案，具有同意”；双方认为“非有政治之安宁，不能达到经济之安定”；双方“完全赞同目下国际贸易上不合理之障碍必须去除、财政与金融之混乱必须加以整理”；双方还认为，“东方贸易巨大媒介物之白银，应当提高而稳定其价格”；关于远东问题双方认为，“过去两年中扰乱了世界和平，使两大国军队从事破坏性质之敌对行动”……“此种敌对行动，当立即停止，目下各国重建政治经济和平之努力，得底子成。”

1933年6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取消金本位并采银本位。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声明放弃中立主义，亦即中日纠纷中倾向中国，不再持中间立场。这样一来，宋子文此次访美，便把南京政府与美国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1933年4月，美国罗斯福总统邀请当时各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恳谈，以磋商复兴世界经济计划。实际上此亦是为旋后于同年6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作准备。

宋子文出国时，南京政府已拟由宋参加华盛顿谈话会后，继续去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但尚未最后确定。同年5月13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临时会议，决定派宋子文。郭泰棋为正式代表，出席伦敦经济会议。于是当年5月27日，宋子文一行自美国纽约启程赴伦敦。

当时世界经济会议的发起，出于1932年洛桑战绩会议的决议。关于会务进行，是交由国际联合会负责办理的。国联自接受此项任务后，即着手准备，并确定会议主要纲领为：

1．安定物价问题；

2．关税体战问题；

3．安定币制问题；

4．国际贸易问题；

5．疏通汇兑问题；

6．改善生产问题。

谋求解决这6项问题，就是此次世界经济会议的主要目的。

1933年6月12日，世界经济会议在大不列颠帝国首都伦敦的地质博物院举行。当时与会者有66国代表，正式代表168人，加上列席代表及新闻记者等不下500人。其代表席次名义上是根据代表人数多少排定的，英、法代表超过8人，排在最前列；美、德、意、日亦各有代表8人，排列其次；中国代表3人，与其他弱小国家一起排列其后。从当时代表席次上，即可显示各国间地位的不平等。

大会由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主持，英皇首先致祝辞说：“在此经济痛苦遍及世界之时，我以深切责任之情感，欢迎各位代表前来伦敦参加经济会议；并深信经过此次共同努力，可产生有益的结果。”英皇演说时，全体起立，约有七八分钟。而后由译员将其演说译成各国语言，翻译既毕，英皇即退离会场。

接着是麦克唐纳首相致开会辞。他说，“近来各国遭受一次通病，失业人数日增，物价远跌至生产成本以下，且又涨落不定；以致破坏一切经济活动所系之正常关系，再加以贸易之受限制，益增普遍之危机。关税比额及汇兑管理等案，使国际贸易在一、二年间减少一半；金本位放弃者之众，更为自成立国际贸易媒介以来，在承平之时所未见。”

从以上英皇和英首相麦克唐纳的演讲中，足可窥见当时世界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6月15日，中国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世界经济会议第3次大会上发言。他首先表示了对会议的诚意和信心：“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觅解决世界经济危局之方法，故志愿前来参加此会。当前问题诚属困难，但若以正直之精神与必要之决心，则此难题并非为人类所不能解决者。”宋子文认为：“大会失败，不独将处长期憔悴景象，且将使现有管理之责者，丧失信用；而大会成功，则将导成更大更稳定之繁荣时代。”

当时宋子文在谈到中国地位时说：“他国生产过剩，而中国则生产不给，发展不足，及购买力薄弱。试以中国之发展与美国比较，中国仅有铁路7000（英）里，而美国则有300万（英）里；其他工商发达之形式，亦复彼此悬殊。中国对外贸易固已增多，但以其人口计之，仍属甚微，查在1932年仅达国币40万元。参加此会之国家，有对外贸易每户计约及黄金150磅者，而中国则每户仅7先令左右。中国天然资源虽未开辟，但甚丰富，而且人民勤劳奋勉，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中国地位如此，今后的作用将是：第一，中国生活程度如果提高，则其购买力不独可以吸收举国自己工业之出产，且可为世界最大之市场，而成繁荣新时代中之极大要素。第二，中国有最大可能的机会，供中外资本生利之运用，相信世界政治家定能觅一方式与方法，而符合孙中山总理一面巩固中国政治与经济独立，一面供给西方资本与工商业以有利的发展范围之主张。”

当时宋子文在谈到白银问题时又说：“西方现在感受货币价值逐日波动，致碍及对外贸易之困难，而思在大会中有以解除之。中国亦有此同样困难。中国货币虽属金类物，然银价在其对金币与非金币的关系中有剧烈的波动。银价现甚低落，渠个人希望在他种物品以金相较价值涨起时，银价亦将涨起。渠以为银价之稳定的价值，较请银价之涨高更为重要。故渠希望在谋取金币之稳定时，亦当为银价谋取稳定。”

在这次会议上，宋子文还阐述了中国对外愿行合作的方针。他说：“中国和亚洲各国有些人，咸信亚洲无须效法他人，而西方亦无足畏，并认为西方技术与东方生活低程度之合作，是夺取世界市场；且借‘亚洲人之亚洲’及所谓‘亚洲门罗主义’之名义，而摒绝西方之合作。实则此种主义与吾华人国际往来之观念相反，吾人不欲采取此种主义。”“中国欲设世界为一个经济单位，庶各国可依最适合其人民本能及其能力性质之边线而谋发达，中国不欲采经济自给之空谈。”他还指出：“中国从不高筑关税壁垒，以利各国输人商品，也不实行外汇限制。”在会上宋子文向西方各国保证：“吾人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故财政政策，未以排斥外贸为目的。”

宋子文当时在世界经济会议上的发言，对西方各国有很大的吸引力。当时，美国工商金融界因棉麦借款成功而兴高采烈，但中国的大市场被美国抢走，其他国家亦不甘心。于是国联又把搁置了将近3年的中国向国联提出的技术合作请求捡了起来。7月3日，国联专门机构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研究中国的请求。于是德国委员凯勃建议，成立二个“技术合作委员会”，以德、西、英、法、意、捷、美及中国代表组成。7月18日，国联在巴黎开会，通过决议，推波兰人拉西曼任联络员，规定其职责有4项：一、以国联各种技术机关的运用，以及如何能援助中国、从事建设之消息报告中国。二、凡中国政府请求技术上援助时，应转达国联秘书长。三、中国政府建设事业需用技术人员之合作时，该联络员应转达联合国提供援助。四、出席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以便就地使国联各技术员之行动得以协调。而技术联络员应将其执行任务情形，随时报告国联有关部门，每3个月至少须呈送详细报告书一次。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规定。这样一来，就等于中国市场向国联各国共同开放了。

国联的行动当即引起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响。日本外务省同年7月24日发表非正式声明，称国联的举动是欧美列强援助中国，使之达到敌对日本的目的。当时，日本政府对此不仅坚决反对，而且将采取适当手段予以阻挡。

宋子文在结束世界经济会议后，于1933年8月9日回到上海，并受到各界的欢迎。不管当时有人肯定也好，否定也好，宋子文此次出访在民国历史上毕竟是有重大影响的。当然，这种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矛盾。后来不久宋子文之所以辞职，应该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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