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子文遇刺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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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无独有隅，亦言祸不单行。

如果说1931年是南京政府“天灾人祸”的一年，那么这一年的7月23日，则是宋子文“祸不单行”的一天了。

这一天，宋母倪大夫人在青岛溢然去世。亦是这一天，宋子文又在上海北站遇刺。所幸的是，此次行刺结果未遂。

这件事情的起因，还需从头说起。

早在1930年下半年，一世枭雄蒋介石逐鹿中原，当时的几个有力的对手接连败北，结果蒋介石大体上实现了中国南北的“统一”。对此，蒋介石暗感“上帝恩赐”，情不自禁竟做起“总统”梦来。当时他也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而上帝在哪里？先前在他向宋美龄求婚时，岳母曾给他讲过《圣经》和基督的故事，并劝他人教；当时，求婚心切的蒋介石也满口答应下来。转瞬几年过去，如今炮火停止，硝烟已散，南北大同，似乎真有一只基督的神手在暗中助他成功似的。如果说当初蒋介石对基督教还半信半疑的话，此时他已彻底由疑转信，并称基督为上帝以为他普降甘露了。所以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便向宋美龄提出人教之事。于是，在宋美龄的安排下，1930年10月23日夫妇二人携手回到上海。然后在宋家老宅，由美籍传教士江长川牧师主持仪式，为蒋介石洗礼人教。

当时蒋介石人教，并不仅仅是信仰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政治问题。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为结好宋家以及欧美各国。因宋家与美国交情甚笃，眼下日本靠不住，靠近美国就必须亲近宋家，这是其一；其二，此前蒋介石与宋子文在抗日问题上已有不同政见，致使二人关系有些紧张，人教也为缓解这种矛盾；其二，宋美龄的大姐宋蔼龄和其姐夫孔祥熙当年是其红娘，人教更能取得他们政治上的信任和支持，以便为蒋荣登“总统”宝座更加奔走卖命。正因有这三条，蒋介石才铁下了皈依之心。

蒋介石入教后，常向下属炫耀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大讲基督的“博爱仁义”以及西方信教的文明史。而实际上是为他这个“上海十里洋行”出身的投机者搽油抹粉，正名镶金，以为来日其荣登“总统”宝座创造条件。

在这个渡人耳目的幌子下，当时蒋介石的权力欲极度膨胀。比如他提出早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这实际就是他想登上所谓“总统”宝座的第一步。因此早在1930年，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蒋氏实欲于国民会议提出总统，然不敢明言……拟收买云贵及长江以南之各省猪仔代表，于开国民会议时临时提出修改约法，加入总统。”

而胡汉民这位在国民党中有资格的要员、当时的立法院院长，也与孙科看法略同。对于蒋介石欲谋总统之企图，当时他亦竭力抵制。同时蒋氏的独裁，更早使胡汉民不满。蒋、胡之争可说由来已久。

一次胡汉民公开发牢骚说：

“有一次，在中央党部会议，议决了什么案。这案议决了，陈立夫说，还得问问介石的意思。这时蒋介石在前方。我听见立夫这么说，先站起身说话……大家也忍不住了，慨然说：‘既然党部的决议还不能作准，又何必提出来？’有一次，我在中央党部告诉陈立夫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的财政恐慌，大概也不无小补！介石是不是什么事都要闻问，我不得而知。但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对任何事件总说：‘介石不知意思如何……’难道在政府党部之外，又有一个太上政府和太上党部，总持一切吗？”

当年胡汉民力主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目的就是要遏制和反对蒋介石权位欲的无限膨胀。

但不久有人就把胡汉民上述的一番话传给了“剿共”前线的蒋介石。据说当时蒋介石雷霆大发：

“娘希匹，你胡汉民不就是立法院长吗？不行我撤了你！”

随即又有人把此话传给胡汉民。胡汉民当即伤心泪下：

“我胡汉民出以公心，以党国利益为重，好像我这个立法院长是哪个封的！独裁！最大的独裁！他不仁我也不义！”

于是待后来蒋介石从江西回到南京后，二人为“约法”之事动了肝火。当时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蒋介石甩掉了帽子，胡汉民拍红了巴掌。后来多亏宋子文等人出面相劝，此事才算不了了之。

可是蒋介石对此却耿耿于怀，记恨心头，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又发生了后来也是人们不愿看到的、极其痛心的事情。

1931年2月28日，夜黑如墨，天狗吞吃了月亮一般。

胡汉民正在家中看报，突然撞进两名膀大腰围的军人，声称蒋总司令邀胡赴宴议事，并呈蒋介石的手书。家人情知凶多吉少，力劝胡汉民不要去。胡正犹豫呢。可那两个军人却连推带拉地把胡汉民带到了门外，塞进一辆早已准备好的吉普车，送到了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的作战室内。

“你们不是说蒋总司令宴请我吗？”胡汉民当即愤怒质问。

“是的，蒋总司令宴请你。这是菜单，你看看吧？”一位军人随即呈上一封指控胡的信件。信上已加了蒋介石的许多红笔批注，并就此构成了胡的所谓罪状。其中包括：

一是勾结汝为（许崇智）；

二是运动军队；

三是包庇陈（群）、温（建刚）；

四是反对约法；

五是破坏行政；

胡汉民一看几乎昏了过去，连声大骂：“这是栽赃，无中生有！”

“什么栽脏？”说话间，蒋介石进了屋。

“姓蒋的，你们……你们这样不择手段地整人，不是栽赃是什么！我胡汉民还能干下去吗？”胡汉民怒火中烧也出言不逊。

蒋介石冷笑一声，顺势说道：

“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外，最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还是要向胡先生请教。今晚胡先生火气太盛，我又不会说话，讲什么事，向来辩不过胡先生。不过，我蒋中正断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冤枉了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

蒋介石一面说着，一面拍着胸脯。

但从此胡汉民这位国民党元老、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主席”，并且是蒋介石“最尊敬”的政治家，便被幽禁于南京汤山，犹如笼中鸟一样失去了行动自由。

胡汉民无故被囚，一时党内要员哗然。但慑于蒋介石的淫威，最后其所谓的“约法”议案无一人反对，竟顺利通过了。

但当时的天下尚不完全以蒋介石的意志为转移，国民党内也并不从此太平无事，党内各派反蒋势力又抬头了。当时胡汉民派和孙科派的中委，先后相率南下；并且新任立法院长林森也弃职离京；原司法院长王宠惠远走国外；桂系、汪派、西山派以及唐生智、李烈钧、唐绍仪和陈友仁等一些受蒋打击或对蒋不满的人，当时都相继起来活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一到广州，因为陈济棠自代李济深主政广东以后，手握重兵，便为他们提供了反蒋的物质基础。

当初，胡汉民被扣押的消息传到胡的家中，真急死了人一般。胡夫人为营救丈夫，当即被头散发地找到了老亲家--林焕庭商量。本来林焕庭对老蒋也早有成见，听到此事更使他怒火满腔，旋即一个不仁的计划就在林焕庭心中孕育。于是林连夜邀请好友李少川并暗中疏通王亚樵。林要借刀除掉蒋独裁，以解救胡汉民。

这时，因“约法”之争，导致国民党内部分裂，孙科等人在广州举旗设营，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分庭抗礼。闻听林焕庭的计划后，孙科暗下极力支持。因为暗杀可使南京失主断梁，变成无首之龙，而“广州政府”便可乘虚而入，并取而代之。

再说王亚樵自从北伐结束后，便与蒋介石闹翻，后来还险遭老蒋的暗算。为报一箭之仇，暗杀蒋介石也是他早有的主意；只是势单力薄，没有实施罢了。眼下闻听林焕庭筹划此事，王亚樵便一口应允下来，并秘密接受了“广州政府”的20万元巨款。于是一手立据一手交钱，这笔“买卖”便成交了。

当时王亚樵手下有两员得力大将，皆是非常能干。一是郑抱真，一是华克之。由他们组成“铁血锄奸团”，王自任总指挥并且总部设在大上海。根据当时蒋介石的行迹和他经常穿梭于南京和庐山两地，王亚樵向南京派去郑抱真，庐山派去华克之；先侦探行踪，以便下手。

说干就干。这天傍晚郑抱真带着他的“铁哥们”乘车去了南京。旋即通过关系探知，蒋介石近日乘军舰沿长江去庐山，下榻太乙峰别墅。这个消息报给工亚樵后，王好生喜欢，他连夜又派华克之去了庐山。

华克之走后，王亚樵生怕枪支子弹不够用。经与助手一番密谋，他派人又买了一只金华火腿并用刀将其挖空，把两支手枪和子弹封装里面；旋即火速派人送上庐山。

这天蒋介石一行正好亦赶到庐山。

夕阳西下，蒋介石吃过晚饭，便到太乙峰前的竹林里散步。

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青翠的竹林，被夕阳的余辉穿透，在庐山的浓雾里发出紫红色的光环，放射出千万道金针银线，一时令蒋介石心恰神往。蒋介石每次到这里时，总免不了兴致盎然地感叹一番。

殊不知今天的竹林已今非昔比，似乎显得格外的沉寂，连鸟的叫声也听不到了。因为那竹林的后面已露出了黑色的枪口，目标正对着吟诗作兴的蒋介石。

“叭--”一声枪响，倏地打破了竹林的沉寂。

“谁？”蒋的侍从官刷地拔出枪来，警惕地巡视着四周。

同时又有侍从扑在蒋介石身上。

这一枪是陈成打的，但慌忙之中，他其后连发两枪均未命中目标。随即陈成被发现了，蒋的侍从立刻扣响了扳击，子弹射中了陈成的头部。结果，陈成倒地身亡，而蒋介石安然无恙。

事情败露后，华克之等急忙撤回上海。

蒋介石虽然大难不死，却着实虚惊一场。而后他便更加强了防备，每到一地警戒森严，前挤后拥。一时使郑、华二人无法下手。

而王亚樵觉得花了人家的钱，事情不成也无法向人交待。经与出资方商量并征得同意后，王亚樵决定改换目标：刺杀宋子文，以期杀鸡吓猴。宋子文当时是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亦是蒋介石的“输血机器”，刺宋成功亦可以断绝蒋介石的财源，逼蒋下台；同时宋的戒备又不如蒋介石，行刺易于得手。

于是王亚樵在上海大华公寓召开骨干会议，针对宋子文经常往来南京、上海一线，决定在上海北站趁旅客上下车混乱时下手，然后施放烟幕弹撤退；并为此制定周密计划，秘密布置。接着郑抱真指挥南京行动组住进仙鹤街余立奎家，上海行动组由王亚樵亲自指挥，租下北站附近天目路一幢三层楼房作为据点。同时他们又对宋子文的行踪再次侦探，得知宋子文家住上海西摩路141号，每逢星期五宋自南京返沪，再于下周一返南京办公。

就这样，又一场密谋中的行刺在悄悄进行之中。

当时上海的八仙桥处有一和平米店，这是王亚樵的另一据点，以专营淮北船帮贩运到上海的大米为掩护，赚了钱作为“铁血锄奸团”的活动经费。米店里郑抱真为老板，郑手下有几名伙计，其中有一绰号为“小泥鳅”的人，极为活跃神通。当时，他已利用各种关系钻进了虹口安清帮中，并与日本浪人有秘密来往。

在这次行动中，郑抱真便派他去秘密购置烟幕弹。

很快，小泥鳅在安清帮首领常玉清徒弟的协助下，用高价从日本浪人手中弄来一枚秘制的烟幕弹。

但在购烟幕弹时，小泥鳅发现库房还有二枚，经他巧妙套话得知，这二枚烟幕弹是日本“魔法军人”田中隆吉雇佣常玉清，亦拟23日那天在上海北站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时用的。小泥鳅听后不禁暗暗吃了一惊。

那么，日本军人为何要谋刺其驻华公使呢？50年后重光葵在他的《外交回忆录》中披露了此一事件，其实，当时这是日本策划侵华战争中的一大阴谋。当时的内幕是，田中隆吉拟在上海暗杀日本公使重光葵，然后栽诬中国，并以此挑起军事冲突。此外，因重光葵执行的是“币原外交”路线，主张以经济渗透方式巩固及扩大在华的权益，并且反对使用武力，所以当时日本军人把他作为暗杀目标。

事情竟是这样巧合，两组暗杀竟掺合在了一起。

再说那郑抱真坐车到了南京。他在南京夫子庙找地方住下来，当晚便与财政部的一名主办会计--亦是朋友接上了头。

朋友相邀无话不谈，再加上郑抱真诱人的大额现金相送，果真是没有不上钩的鱼，很快那会计便实情相告说：

“不瞒小弟说，我虽然官不大，宋部长也得听我的。他每天到哪儿去，都向我招呼一声。而我每天都要向宋部长汇报外汇市场行情。所以他的行动我清楚……”

接着，二人又相约接头地点，事情就这样搞定了。

7月22日下午。宋子文对其属下的那个主办会计说：“顷接青岛电报，知母亲病重，准备今晚回沪打点，不日去青岛。”

很快，郑抱真便得到了报告。他看了看时间不早，便立即密电王亚樵：“康叔准于22日晚乘快车去沪，23日到北站，望迎接勿误。”

那天，郑抱真发完电报，松了口气刚到旅馆躺下，就听“咚咚咚”有人敲门。

“谁呀？”郑抱真以为出了什么事，不免吓得魂不守体。

“是我。大哥。”

“啊，小泥鳅！”

郑抱真上前开了门，急问：“你怎么跑来了？我还以为是谁呢！”

小泥鳅气喘吁吁地说：“大哥，不好啦！”

“怎么不好，坐下来慢慢地说。”

“我在买到烟幕弹后，探知田中已收买常玉清在北站同时刺杀重光葵，然后嫁祸中国人，以便在上海实施战争。”

郑抱真听一惊“他们什么时间动手？”

小泥鳅道：“常玉清也已知道宋子文23日到北站，届时也趁宋子文和重光葵走出贵宾门时行刺。”

这里重光葵为何与宋子文同时到上海呢？原来重光葵的基地也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因每周一他到南京公使馆办公，来往宁沪的时间和宋子文基本一致。虽然重光葵在南京主要与中国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打交道，但和宋子文也常往来，关系甚密，并经常同乘一列尾部的花车回上海。所以日本刺客认为这是行刺重光葵的最有利时机，并拟行刺得手后也施放烟幕弹掩护撤退，同时将写有“斧头党”（铁血锄奸团前身名称）的未响炸弹及武器丢在车站内外，以制造栽赃王亚樵的证据。而这样一来，中国就必须承担责任。”

“你来前，找到王亚樵吗？”郑抱真急问。

“我到处找他不在，所以特赶来向你禀报。”

郑抱真一拍大腿道：“坏事了，时间来不及了，我已向王亚樵发了电报。迫也追不回来了！”

“那可怎么办呢？”小泥鳅也感到问题严重。

“明天王亚樵行刺宋子文，常玉清暗杀重光葵，届时二人必死无疑。但结果，王亚樵正好为常玉清作了掩护，日本军方很容易将一切责任推到铁血锄奸团身上。一旦中日冲突骤起，王亚樵和铁血锄奸团就成了洗刷不清的罪魁祸首，成了民族的罪人。”

说话间华克之赶到，他主张立即发一份加急电报，暗示“情况突变，停止刺宋。”

“好是好，只怕时间已来不及；且电文也难以说清，更要冒泄密的风险。”郑抱真道。

当时3人急得团团转，想不出任何好的办法来。

万般无奈之中，他们毅然决定，3人搭乘当晚宋子文、重光葵的快车去沪，抢在宋子文和重光葵出站之前对空鸣枪警报，以便提醒他们别出车厢，从而破坏常玉清的计划；同时，他们3人估计王亚樵见情况突变，也会停止行动。

且说王亚樵接到郑抱真的密码电报后，便马不停蹄地在上海北站作了周密布置，手下人员分三组以旅客打扮，设成了三道阻击线。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猎物入网。

与此同时，另组杀手--常玉清也亲率门徒来到了北站现场。

双方人马安排就绪后，只等重光葵和宋子文并肩走出车站，然后动手。然而常玉清根本不知道王亚樵的人马也在这里作了布置，更不会知道郑抱真的“紧急措施”。于是，一场密谋策划的“刺杀混战”在不知不觉的错位中等着开场了。

此时，一辆满载旅客的火车正在沪宁线上疾驶。

日本公使重光葵带着两名使馆书记官；宋子文带着6名贴身卫士和机要秘书唐腴，乘坐在最后一节花车上。此时，他们万万没有意识到大祸就要临头，一边交谈一边欣赏着已渐清晰的大上海的万家灯火……

进站时，列车减慢了速度。

列车停稳后，日本公使重光葵和宋子文这边的一行人，下车后方待向车站出口处走去，猛听“叭叭--”两声枪响，旋即车站内外枪声大作，弹如飞蝗。一时间；旅客们争相奔逃。

那边重光葵和宋子文等人，一见情形不好，也慌忙躲避。

原来，前面说到的郑抱真和华克之二人，方才见宋子文和重光葵下车后已经走近出口，眼看就要进入王亚樵和常玉清的伏击圈内了。情急之下，二人不顾一切地紧急对空鸣枪，以示报警。

于是慌乱之中，那边常玉清一干人马不及细辨，只捡一个手持黑色皮包的人当成日本公使重光葵，一阵乱枪射击，那人顿时倒在血泊之中。而这边王亚樵等人，也把宋子文的贴身秘书唐腴错当成了宋子文。当时枪声一响，那位唐秘书方待躲避，不料一下竟数弹中身，脚下一软扑倒地上。当时走在唐腴肿身后的宋子文，一见唐中弹倒地，不免心下慌张也跌倒在地上。后经卫士抢救，旋又躲进站长室，最后宋子文竟一根毫毛未伤。

混战过后，众人方知此次暗杀中，替重光葵和宋子文冤死的，分别是日本公使的贴身保缥和宋子文的秘书唐腴肿。那位唐腴当时年仅32岁，刚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且刚刚新婚不久，不想竟这样没头没脑地替人送了命。

当时《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为《子弹没有击中宋》，其中登载了宋子文本人对这次暗杀未遂事件的叙述：

我正往车站外面走，在我离出站口大约15英尺的时候，有人突然从我的两侧同时开枪。我意识到我是射击的目标，立即把在灰暗的车站里十分显眼的白色硬壳太阳帽甩掉，跑进入群，躲到一根柱子后面。整个车站很快被刺客们的左轮手枪发出的烟雾所笼罩，乱枪从四面八方打过来，我的卫兵们则开枪还击。整整过了5分钟，车站的烟雾才消散。我的卫兵们看见至少有4名刺容在开枪，可刺客的人数也许还要多些。当烟雾消散的时候，我们发现同我并肩走的我的秘书，肚子、臀部和胳膊都中了枪弹。子弹是从两侧打进他的身体的。他的帽子和公文包弹痕累累。我比他高好多，可是我哪儿也没有伤着，简直是个奇迹。

当时究竟是宋子文命大，还是谋划他的人只是想吓吓他，提醒他小心；别跟蒋介石做坏事！这里已无从考证，只能作为悬案了。

不过，从宋子文遇刺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发现，蒋介石政权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动荡不安；甚而没过多久，便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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