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完成“法币改革”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失去东北的财源后，在华北各地的税收也遭到严重损失。大批白银从华北被偷运出境，上海银根日益紧缩。孔祥熙为支持蒋介石“剿共”提出了大量本该投入市场的资金，加之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货币制度的矛盾，使南京政府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在各种形势下，国民党内的亲英美势力便希望通过借助英美的力量来遏制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同时希望英美支持货币改革，以解决当前面临的经济危机。

长期以来，上海一直通用银两、银元并用的双重币制。在国际贸易中，支出收人都用银两结算，而实际支付多用银元；零售商在贩卖时收取银元，进货时却用银两。这种币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进货要进行两、元换算，极不方便，而且两者的比价还经常随时国际市场的变动而变化，使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人随时冒着亏损的危险，故极大影响了进出口生意。还有，企业平时要准备两种支付手段，缺一个就可能引起资金周转不灵，造成经济动荡。

孔祥熙、宋子文对这种币制的问题早有认识。早在1932年7月，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提出币制改革的设想。宋子文想废两改元，统一币制，然后实行纸币的政策。次年初，宋子文通过南京政府正式宣布废两改元，并规定今后国内外大宗贸易一律使用银元。废两改元是我国货币制度上的一大进步。但宋子文的改革刚刚开始，就因和蒋介石在“剿共”问题上的分歧被免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但他的这项改革为推行纸币制度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白银价格上涨，中国国民的大量白银外流。孔祥熙虽然采取了征收白银出口税等政策，但仍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白银从公开买卖转人到地下交易，走私风大盛。再则南京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亏空，也需出口一部分白银。

此时，已在政治上站稳了脚根、在金融上扫清了“政敌”的孔祥熙明白，仅靠积极支持“剿共”、讨蒋介石欢心不是长久之计。作为南京政府在财经方面的最高长官，第一把手，他必须要做出实质业绩，才能真正树立威信并慑服众人。而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来说，要想解决和摆脱当前在经济上的困境，首先就要实行币制改革。

人们常说，宋蔼龄是孔祥熙的内当家，这话不假。孔祥熙不论有什么大事，都要先找宋蔼龄商量，这次也不例外。

宋蔼龄听完孔祥熙的想法后立刻说：“好，你早该这样。不能什么事都跟着老蒋走。想想看，你当总裁、部长，如果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你跟老蒋跟得再紧，他早晚也得把你撤下来。”

孔祥熙想，搞币制改革毕竟是宋子文先开的头。如果这时主动找他商量，不仅可以从他那里找到现成的思路，还会落个宽容大度的美名，何乐而不为。

于是，宋蔼龄主动提出去当说客，先探听一下弟弟的口气，然后再次定下一步的行动。

宋蔼龄找到宋子文肥孔祥熙的想法一说，宋子文便立即答应协助孔把币制改革搞下去。当然宋子文当政时就有这个计划，无奈蒋介石不懂经济，不但不支持他反而怨他不支持“剿共”。宋子文虽留学西洋，毕竟还有些民族荣誉感，不甘心中国经济如此衰落。这次听到姐姐一说，如同遇到知音，心情顿时也好了许多。

于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又成了密友。二人商讨后，觉得要想使这次币制改革成功，首先得争取英美的支持。于是，他们动用了所有的关系，一方面向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人士吹风动员，一方面到英美使馆宣传解释。1935年9月，英国政府派高级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访问，孔祥熙立即接见、宴请、送礼、戴高帽，并亲自陪他游览了西湖、太湖、庐山和黄山。李了解了中国币制改革的思路后，觉得符合英国的利益，回国汇报后不久，英国国王伊丽沙白便发布命令，要求在中国的全体英国侨民接受新的法币，并将银元换成法币。

英国带头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纷纷效法，到1935年底，除日本之外所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承认了中国新发行的货币--法币。

1935年11月3日，法币改革正式出台。当天，孔祥熙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向全国发表了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当时孔祥熙在宣言中说：

“自各主要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制以及世界银价暴涨以来，我国货币之价值，经其过度抬高，国内通货紧缩之现象，至为显著。而失业者增加，破产迭生，资金外流，国库收入短少，国际收支不利，种种状况，纷然并起。自去岁7月起，仅3月有半之期间，国内现银流出在2万两以上。葡政府当时不迅采有效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底，必有外流之虞，此为国内所昭见者。幸政府于同岁10月15日下令，征收银出口税及平衡税，借以制止对外汇率之上腾，及银货之公开流出，而紧急危机得以幸免。顾此种举措，其效只限于一时。苟货币价值始终昂贵，则通货紧缩将继续存在，且日益加厉。苟币值下跌，使世界银价与我国外汇价格之差额，继长增高，一如事实所表现，则现银大举私运出境，为必然之结果。政府为保存全国准备金，并为巩固币制与改善金融起见，特参照近年来各国之先例，颁布紧急法令，自本月4日起有效。”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还发布了《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布告对币制改革阐述了6条具体规定：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1936年2月，中国兆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亦视同法币）。所有定量、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M月3日止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确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即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委员会保管。其核收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栈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类者，应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之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为了防止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麻烦，孔祥熙成立了一个“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由财政部及中央、中国、交通三个银行派出的代表组成。孔祥熙还把他在生意场上的老搭档、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也拉进了这个委员会。英国的高级顾问李兹罗斯认为杜月笙名声太坏，向孔祥熙提出质疑，孔祥熙则以杜虽声誉不佳但却是青帮首领，上海有成千上万的人听他指挥为由，硬把杜月笙拉了进去，成为法币改革中一个丑闻。

实事求是的讲，孔祥熙所搞的法币改革对缓解通货紧缩、恢复经济发展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法币在全国流通后，物价开始回升，黄金白银投机行为明显减少，对外贸易呈活跃和上升的势头，对外汇价也趋于稳定。此外，老天爷也帮了孔祥熙一把，1936年基本上属于风调雨顺的年景，全国农业丰收，农副产品也较为丰富，市场一度出现了繁荣景象。于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显露出复苏的迹象，有些行业和企业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孔祥熙曾不无得意地对他的同僚说：“使用银元是多少年留下来的传统，可在我手里改变了，而且获得了成功。这是天助、也是人为。幸也，幸也！……”

的确，法币改革在我国货币改革史中是值得一提的一笔。它统一了全国的货币，避免了一场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金融财政危机。对稳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后的八年抗战在财政上打下了基础。

但是，孔祥熙等人决不是那种爱国忧民的君子，即使他顺应历史潮流时做了一些适应经济发展的决策，也绝没有忘记对他人进行盘剥，并怀着阴暗的心态为自己敛财。

孔祥熙为了取得在金融界的霸主地位，在吞并了中国、交通。农民三大银行之后，通过法币改革又开始扫荡一些中小银行。在币制改革前，市场上还流通着十二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法币改革后，使得货币的发行权完全集中在孔祥熙之手，其他银行的发行权被无条件取消。所有银行储蓄的白银一律要移交到有关银行。这样一来，一般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的中心银行。于是，孔祥熙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可以利用法币来直接间接地控制一般的商业银行。所以法币的实行不仅确立了国民党政府对金融业的最终控制权，还为孔祥熙等人盘剥中小银行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实在法币改革的同时，孔祥熙就已经向人民下手了。比如法币发行时，孔祥熙规定所有民间白银必须向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集中，并规定各地银行、商店、公共国库及个人，凡持有银币、生银、银锭或银块，都必须在三个月内到兑换部门换成法币。由于在商品交换中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将手中的白银换成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只能换到1元法币，而法币在1936年及1937年两年内就贬值了三分之一。农民兑换到的法币等于随即开始贬值，即损失三分之一。1937年9月前，孔祥熙所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共收到白银3亿元。孔祥熙由此暴发，而人民则在不知不觉中便被剥了一层皮。

不过，在国际上，法币改革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但因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未受威胁，因此改革得到英美的大力支持。在法币与英磅的外汇比价上，英国政府率先做出姿态，支持由中英双方确立的比价，美国紧随其后。英美之所以这样，也是为了操纵中国的货币，加强对中国金融和货币的影响和控制，从而有利于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在孔祥熙大力推行法币改革时，英美和孔祥熙做了一大笔白银生意。他们大量收购中国的白银，孔祥熙从中大发横财，英美也获其利，并通过此举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

孔祥熙是个惯于操纵投机市场的老手；在币制改革中，大发横财，剥削面之广，受损人之多，他获财之巨均实属罕见。然而，他也遇到过麻烦，比如后来和杜月笙的矛盾，就是一例。

本来，他为了更好地控制上海的金融界，硬着头皮把杜月笙拉进了“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但看到杜月笙春风得意，对他表面恭敬背后讥嘲的样子，他又恨恨不平。这种情绪在公开场合当然不宜外露，回到家中就难免不对宋蔼龄说出。

宋蔼龄见丈夫有了委屈，自然要进行安慰。而且，她早就对杜月笙之流没什么好感，认为他们不过是穿上西装体面一些的高级流氓。于是，宋蔼龄便心生一计。

法币改革后，法币和英镑等西方主要货币的汇价是金融家们最关心的问题，杜月笙也不例外，曾几次打电话找孔祥熙、宋蔼龄探听。有一次宴会后宋蔼龄“无意”中透露，说是孔本来没告诉她，是孔和英国代表李兹罗斯密谈时她偷偷听到的，法币和英镑的比价又要变动，让杜月笙赶快去投机。

杜月笙信以为真，立刻行动，将手中的现金全部抛出。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但一分钱没赚着，还赔了整整5万英镑。

当杜月笙发现受骗后，立即打电话找孔祥熙和宋蔼龄。宋蔼龄狡辩说当时她说得没错，是杜月笙喝得醉醉的把话听错了。杜月笙哪里会吃这一套，就说不管是怎么错了，这5万镑你要给赚回来。

孔祥熙一听也不高兴了，说你做生意赔了钱，我凭什么给你赚回来。

当时两个人闹得很僵。

那是一天中午，孔祥熙回绝了杜月笙的要求小憩了一会儿，下午去参加一个会，天黑了才回来。不料车开到自家住宅的大门前，发现一个黑乎乎的长方形木箱摆在那里。下车一看，才看清是一口大棺材，棺材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杜字。

孔祥熙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什么都明白了。杜月笙这个流氓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当晚他没把棺材的事对宋蔼龄讲，但第二天就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银行董事会的特别会议。会议前，他和几个心腹打了招呼，所以会议开得很顺利，一致同意把银行要建的一幢大楼的工程让杜月笙下属的一个公司承包。孔祥熙心里早盘算好了，这个工程下来，杜月笙赚的钱足以抵销那5万英镑。

事后，孔祥熙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在电话里闭口不谈棺材的事，只是一个劲地表示感谢，好像以前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当年的孔祥熙和杜月笙，就是这样一对又勾结又争斗的朋友和对头。在后来，他们多次联手或权钱交易、或共同合作、或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坑国害民的勾当。

随着孔祥熙对全国金融界的控制、垄断和法币改革的成功，孔祥熙在国民党及南京政府中的地位迅速上升。1935年11月，孔祥熙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加上已担任的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使孔祥熙迈进了南京政府的最高层，成为在蒋介石身边的核心层少数几个决策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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