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终于做了财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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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春寒料峭，宋蔼龄在客厅内焦急地来回踱步。今天早上六点半，孔祥熙被蒋介石的电话叫醒，早饭也没来得及吃就匆匆离去，到现在还没回来。

这是他们夫妇二人出访欧洲回国的第三天，宋蔼龄心里直打鼓，是不是哪个爱进谗言的小人又在打小报告，指责他们在欧洲的所作所为？在官场上混了多年宋蔼龄深知这其中的奥妙，自蒋宋结亲之后，孔家的势力急剧膨胀，自然就有人犯红眼病……

宋蔼龄正在胡思乱想，孔祥熙回来了。当满面春风的孔祥熙见宋蔼龄的眉头皱成了八字，就打趣地说：“夫人，什么事愁成这样？”

宋蔼龄娇嗔地拧了他一把：“这么晚才回家，把人都急死了。告诉我，老蒋找你干什么？”

“咱们的鸿运来了。”孔祥熙一字一句地说。

“鸿运？”什么鸿运？！”

“老蒋要我出任中央银行总裁。”

“什么！”宋蔼龄吃了一惊，“那……那大弟往哪儿放？”

“老蒋没说，估计另有重用。”

不知为什么，宋蔼龄听到这个消息后竟喜忧参半。喜的是丈夫又得高升，而高升的不仅是官职，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忧的是宋子文的被贬黜，给宋家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其实，蒋介石和宋子文的矛盾由来已久。只是由于蒋介石娶了宋美龄，一是碍于情面，二是利用宋家在上海及江浙一带的财力，才没有公开化。

1926年广州革命政府派宋庆龄、宋子文、孔祥熙和鲍罗廷等前往武汉，考察迁都问题。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革命政府的首都由广州迁往武汉。1927年2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宣布，国民政府驻武昌，中央党部驻汉口。

蒋介石为此开始发难。在1926年11月开会时，他原本同意迁都武汉，而时隔两个月蒋介石却突然在南昌组织召开了一个残缺不全的“中央政治会议”，并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不迁往武汉而暂迁到南昌，迁都问题留在3月的中央全会讨论。原来，蒋介石为了达到排挤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独掌国民党大权，篡夺北伐革命成果的目的，正在筹备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右翼反共政府。蒋介石推迟定都决定，是因为他准备作为反共政府统治的中心的上海和南京还未到手。1927年3月，蒋介石指挥白崇禧等部相继开人上海和南京，紧接着就在上海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月18日，蒋介石独自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央政府。旋即汪精卫在武汉也宣布成立中央政府。从此蒋、汪开始了长达几个月的讨价还价的争斗。

宋子文因受宋庆龄的影响，原是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劣根性的分析也曾对宋子文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广州国民革命政府迁都武汉一事，宋子文是积极参与的，对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临时的中央政府亦是不满的。

1927年初，宋子文离开武汉到上海，从事他的金融生意，但蒋介石却怀疑宋子文受宋庆龄的影响，所以对宋子文在上海的生意不积极配合。作为回答，宋子文也拒绝一家银行向蒋贷款。蒋怀恨在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蒋介石便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宋子文为此也气得要命，但又奈何不得蒋介石这个政治无赖。

当时，蒋介石对宋子文是打一打又揉一揉，封闭了他的办事处后，又诱惑未参加南京的中央政府。这时两边都来做工作争取宋子文。宋庆龄动员他参加武汉汪精卫的中央政府，宋蔼龄动员他参加蒋介石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宋子文权衡再三，最后终于倒向了蒋介石。

但好景不长。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开始武装吞并东北。1932年日军又蓄意挑起“-·二八”事变，开始向中国内地渗透。于是和宋子文联系密切的金融家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而蒋介石当时却明确表示不抵抗政策。如此一来，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矛盾再次引发。

据说，宋子文曾几次找宋美龄，希望妹妹能说服蒋介石，对日采取强硬政策，哪知宋美龄一张口蒋介石就变了脸色。

当时，蒋介石不但不积极抗日，反而动用国库储备，耗费巨资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在讨论“围剿”经费时，蒋与宋之间再次发生冲突。宋子文不满蒋介石一贯独裁的霸道作风，并且力陈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的道理及国家平衡财政预算的重要，当场弄得蒋介石下不了台。

1932年5月，上海、浙江及江苏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学者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作“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内战。当时同盟会成员做出决定，所有成员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的公债和借债。

宋子文虽然没直接参加“同盟会”，但“同盟会”成员中有许多是宋子文的同窗好友和生意场上的伙伴。更主要的是，内战会影响国家金融及商业发展，使原来发展的经济倒退，且宋子文原本就是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决心“剿共”，这就引起了“同盟会”成员的反对。第三次反“围剿”开始后，宋子文见上谏无效，便以“把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调走了的作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理由，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将介石虽然对宋子文的书生气和抗日情绪很反感，但这时孔祥熙出访欧美未归，蒋介石又觉得宋子文在上海金融界有较高威望，便再三挽留。结果，在来美龄的斡旋下，他们相互做了妥协。宋子文同意继续担任财政部长为蒋效力，蒋则许诺将来提宋为行政院长，封官许愿。将还同意来用贩卖鸦片的不义之财，来秘密填补因“围剿”工农红军造成的财政赤字。

时过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又被蒋介石耍了。他为了支持抗日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阻挠，对热河省的国民党军队原准备抵抗日军进攻，也被蒋一个命令撤了回来。不久汪精卫从海外回国，蒋介石为了拉拢汪，遂让他登上了行政院长的宝座。

宦海沉浮，蒋介石心狠手辣，使宋子文心灰意懒。他决心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借参加世界经济会议的理由，到美国散散心。这正中蒋介石下怀，他当然不会阻拦，反而劝来去美国安心开会，南京的事不用操心。

于是，孔祥熙的主要竞争对手就这样轻易地被蒋介石缴了械。所以，当孔祥熙得知宋子文要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之后，宋蔼龄说：“这下你可如愿了。”

的确，孔祥熙和宋子文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留洋受过美国教育，都是基督教徒，都和孙中山、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通过家族关系在政界发迹，在商界也都是出了名的大亨。自蒋宋联姻之后，就有人说如今的中国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但是，他们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如孔祥熙虽受的是西方教育，但却热衷于儒学，崇尚中庸，为人随和，被认为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对蒋介石从来是唯命是从。而宋子文虽有学子风度，注重礼仪但却为人耿直，在官场不善于见风使舵，说话态度也直来直去，因此为政期间在南京树敌较多。在一段时间内，他甚至对蒋介石都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认为蒋介石出身卑微，不过是一个政治投机家、一个在乱世中靠手腕混迹于政坛的暴发户。他曾私下对好友说：“给蒋介石当财政部长，就跟当他一条狗差不多。”

正是在这种时候，蒋介石召见孔祥熙，向他透露了准备接班中央银行总裁的信息，孔祥熙怎能不感恩涕零呢。

宋子文走后不久，孔祥熙便走马上任。为报知遇之恩，孔祥熙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筹措经费。

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加上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又发动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内战，使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滞缓，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增长，到1933年孔祥熙上任时，每月的赤字就达1200万元。

为筹齐对工农红军“围剿”反需经费，孔祥照专程赶到江西，同正在那里坐镇指挥的蒋介石进行了讨论。最后两人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向国内外发行1亿元新公债。不过，发行的名义是支援国家建设。

孔祥熙从江西再到上海后，立即紧锣密鼓地进行发行公债的准备。没过几天，上海的各大报纸上都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发行新公债的消息，还把这次购买公债说成是国民爱国的具体表现。

善良的人民当然不知道这是蒋介石和孔祥熙玩的把戏，于是1亿元公债很快销完。孔祥熙为此十分得意。只是1亿元公债一分一毫也未用于改善国计民生，而是全部被用于蒋介石购买军火，进而去攻打江西的中国工农红军去了。

第一、二、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恼羞成怒，又紧接着组织了第四次“围剿”。当时他动用了四十万军队，下决心要把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为配合蒋介石，孔祥熙又发行了第二期“关税库券”，并通过越来越多的银行借款透支来支持这些军费开支。

孔祥熙的“锦囊妙计”，实际上是高利率夺走了本来应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农村经济萧条，民族工业也因资金紧缺困难重重，银根奇紧。在各行各业急需资金振兴的时候，孔祥熙却把资金都用来给蒋介石购买军火以支持内战，这对国计民生无疑是杀鸡取卵。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萧条之风愈刮愈烈，日益影响到中国大陆。1933年美国为了缓和经济危机对本国生产和金融业造成的打击，决定放弃金本位，开始储备白银做为财政准备，并宣布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金融家极具吸引力。他们觉得，把白银运到美国而不是去买孔祥熙发的债券，就能大赚一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白银大量流人国外，债券销售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于是银行和贷款利率急剧上升，南京政府的财政面临破产的境地。

孔祥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为了防止白银外流，他开始对白银出口征收10％的关税。同时他又采取高压手段，颁布了《储蓄银行法》，迫使私人银行家必须购买国家公债，并强行规定每家银行都必须以四分之一的资金购买国家公债或证券，将此做为中央银行的总储备金。

在这一系列高压政策下，原来许多不准备购买公债的企业家银行家们不得不参与购买公债，但他们对孔祥熙的这种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四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出访归来。本来，他这次出去就是公费旅游，参加一些不痛不痒听起来口号大得吓人、做起来却无实质性意义的会议，然后北上加拿大观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南到巴西漫步在布满珍禽异兽的热带雨林，晚上要么会友闲谈要么舞厅酒吧，真真悠哉悠哉！不料回国后，看他的生意场上的朋友一个个怨声载道，多年呕心沥血积累起来的家当被蒋介石、孔祥熙一纸文件就剥夺了四分之一。宋子文又得知自己做中央银行总裁时为蒋家政权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几十亿元的积累，也被挥霍一空，就越发对孔祥熙恼怒，对蒋介石不满。于是这种不满的日积月累，终于酿成了后来路人皆知的“耳光风波”。而这场风波的最大受益者，仍旧还是孔祥熙。可以说，尽管孔祥熙和宋子文是朋友又是亲戚，但孔祥熙是踩着宋子文的肩膀一步一步爬上去的，最终成为国民党财经领域的“皇帝”。当然，宋子文也非等闲之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抗战后，宋子文又复掌大权，并对孔祥熙狠狠地报了当初那一箭之仇。当然这是后话了。

此次宋子文回国又和蒋介石发生公开争执，是因为实行并坚持年终预算审计制引发的。

“预算审计制”，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在制定规划、投拨经费时都必须遵守的制度，也是国际惯例。但在中国却不那么吃香。几千年来的皇族统治，对当权者影响极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一言九鼎，需要用什么就要满足什么，想要什么就必须拿来什么。到了蒋介石这辈上，就叫经济必须服从政治，必须为满足他的欲望、巩固他的统治服务，怎么能让一个“预算审计制”捆住手脚呢。预算是给老百姓看的，谁还当他真的要实行？！

宋子文留学西洋，对中国封建主义这套东西当然反对，他认为，建国的根本在于法，经济的根本在于制度。作为财政部长，他为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财务制度，国家收支都要有计划，花销需有预算，预算要经过审计部门审核，不允许随意突破。这在宋子文看来无疑是天经地义的。

哪知蒋介石也和封建皇帝及当年的北洋军阀不无两样。对国民预算之类的东西毫不关心，“围剿”屡屡受挫使他心烦意乱。他不相信堂堂几十万国军且装备精良，给养充分，竟会屡次败在一直在山沟里土生土长的红军。因此他正在和将军们筹划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准备动员百万大军参加，这样一来必然耗费无度。于是蒋、宋矛盾由此引发了。

本来，国民政府并无专门的预算机构，是宋子文再三进谏蒋才勉强同意的。这次宋子文把1934年的年度预算反复核实，精心修改，怕蒋介石通不过，还故意为军费多增加了几个百分点。谁知送到蒋那里，被蒋划改得乱七八糟。最主要的是，蒋修改过的预算根本文理不通，牛头不对马嘴，因此也根本无法实行。因为蒋对这个预算的要求只有一条，必须保证第五次“围剿”。

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简直幼稚可笑。国民党当前最大的敌人是谁，主要的威胁在哪儿？是共产党，是工农红军。不消灭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再严密科学的预算也没用。

而宋子文对蒋的反感此时也达到极点。他认为。连年的军阀混战，百姓民不聊生，急需发展生产，使人民休养生息。资金本来就不足，应用在最需扶持的项目和国家急需的交通、能源建设上。“国家经济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强，谁还会拥护共产党？！”

蒋介石和宋子文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预算，因制订的不同出发点，引发了他们的公开对抗。

宋子文主持制定的预算因久通不过，心中着急，就打电话向蒋介石询问，蒋便要宋到他的住处来。

宋子文到了蒋的住处，在客厅刚坐下，蒋介石便从书房走了出来。

蒋介石说：“子文，今天叫你来，是和你商量一下预算的事。”

宋子文见蒋介石态度诚恳，就开城布公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特别提出要减少军费、平衡预算、停止内战和积极抗日的问题。

哪知蒋介石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火了，指着宋子文大声吵道：“停战停战停止内战，你就知道停战。共产党要推翻我们，我们却要停战！”

“可现在国库空虚，我虽然是财政部长也没办法。”瞧蒋氏那副没教养的样子，宋子文只好无奈的说。

“没办法要你这个财政部长干什么？”

“干什么？我要对全国的财政预算负责。”宋子文忍不住顶了蒋介石一句。

“你负什么责，南京政府谁说了算，中央谁当家？你应该向我负责！”

“我是向你负责，更要对党国负责！”

“就是你们这些人不积极剿共，后方补给不足，才造成剿共的失利！”

“岂有此理！仗没打胜，你这个总司令没责任，倒怪起我们来了？！”

宋子文的这句话一下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蒋介石满脸通红，“啪”地一声手掌拍到桌子上。

“娘希皮，你不想剿共，给我滚出去……”

“你骂人，你敢骂人广宋子文火气也被逼了上来，用手指着蒋介石的脸质问到。

“骂你，老子还要打人呢！”蒋介石怒不可遏，上前就是一巴掌，打在了宋子文的左脸上。

宋子文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当他反应过来正想发作时，侍从们已从两侧跑了进来。

当时蒋介石额头的青筋突突直跳。

宋子文坐在沙发上，用手捂着脸气喘嘘嘘，半晌说不出话来。

据说宋子文挨打之后，宋美龄对蒋介石不依不饶，非要蒋对宋子文认错。其实，蒋介石也明白，他和宋子文已是一根绳上拴的两只蚂炸，谁也离不开谁。也正因为如此，他更不能容忍宋子文公开对他的权威挑战。所以，蒋介石虽然把宋子文赶出了财政部，却并不想和他摊牌。在不久的一次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虽然接受了宋子文的辞呈，但蒋却当着众人的面一再为宋子文评功摆好，说他为了国家作出了如何的贡献，并让他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等职。

在宋正式提出辞呈之前，蒋介石曾约孔祥熙密谈，实际上是对孔交底。当时蒋介石对孔祥熙说：“财政部长没有别的人选，非你莫属。你也不要推辞，早点进入情况作点准备，早点就职，以稳定大局。”

当下孔祥熙自然表面上谦虚一番，说自己“才疏学浅，怕不能胜任”之类的套话，心里却乐此不疲，恨不能马上就走马上任。

于是1933年11月，孔祥熙正式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开始走向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这一年，他刚好53岁。

不过另据资料透露，宋子文因“耳光风波”辞去财政部长后，南京政府内部立刻有人活动，想得到这个肥缺。宋蔼龄得知后，当即赶赴南京找蒋介石。由于当年的特殊沿革及其姻亲关系，宋蔼龄见蒋是不用客气的。她只一个“介兄”，便开门见山步人正题。当时，蒋介石尚火气未消，当着宋蔼龄仍指斥宋子文，甚至讲子文有私下搞武力欲谋不轨之举。当下宋蔼龄听了，不禁淡淡一笑说：“子文究竟是自己人，我想事情实在不实在，要留一着，人家离间计要留神。我看叫子文下来也很好，换哪一个要慎重一点。万一不听你的话，军费发生问题，后悔也来不及了。”

蒋介石闻听宋蔼龄如此一说，当时气也消了大半，并且也明白了宋蔼龄此来的意图，便问“庸之为什么没来？”

宋蔼龄忙答说：“明天来。”

蒋介石说：“庸之来了，请他谈谈。”

就这样，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的幕后交易达成了。由此可以说，这是夫人宋蔼龄设计老公仕途的又一精彩之笔。

孔祥熙上台时，全国的经济形势是极为严峻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强占了我国东北，东北四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与此同时，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掠夺。1929年至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他们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输出资本，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和工业交通，使中国的殖民化经济更加深了。

当时，中国的农业情况也不容乐观。蒋介石上台后，维护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占不到10％人口的地主富农拥有了70％到80％的土地。他们垄断了土地，采取分散出租给农民的办法，以榨取高额地租。贫农和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不但要对地主交纳高额地租，还要承担沉重的苛捐杂税，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据当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省14个地区1934－1935年的调查，当时农村自耕农、半伯农和佃农负债的百分率高达71％，佃农高达78％，其中安徽平均高达80％。广东等地农民的借贷率增长了9％。

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举步维艰。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官僚买办的从中盘剥，民族工业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濒临破产半破产的边缘。如在工业和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传统手工业，在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进一步衰落了。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对进口商品设置关税壁垒，使中国向外国出口的手工业品销量锐减；他们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使洋货充斥中国市场；加上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商品市场缩小，以及官僚垄断资本的盘剥，这就无可避免地造成了手工业的衰败。如我国著名土布产地河北高阳，1929年有平面织布机2．5万架开工，提花机4300架开工；而到1932年，平面机减少到2万架，提花机减少到l100多架；到1933年平面机开工的只有700多架，提花机只剩下200多架，土布产量更急剧下跌。传统手工业走向破产，使我国手工业产品出口量锐减，产值比重在国民经济占比重逐年下降。1926年手工业产品出口值为银27911万两，到1934年则仅有11298万两。

殖民化经济的加深，农民的贫困化和传统手工业逐步走向破产半破产，使原本就不稳定的经济生活更加动荡和恶化，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朝不保夕，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进行一次调查，被调查的1001县中，农民逃荒在外的达2000万人。1934年，四川省合川县60余万人口中，生活无着者达40余万。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军事摇役和对农民的压榨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仅为内战修公路一项，蒋介石就下令征集湖北、浙江、江西三省民1550万人。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不得不承认农民的惨状，该报在一篇报道安徽农民的惨状的文章中说：“逃生无路，水藻捞尽，草根掘尽……阖户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四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仍下决心打内战并发动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1933年11月，孔祥熙上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伊始，蒋介石就宣布了对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动员令。

为了吸取宋子文的教训，孔祥熙在蒋介石发布的命令的第二天，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说，公开宣布支持“剿共”是他施政的第一方针。当时他煞有介事地表白：“保证最大努力筹集所需经费；平衡预算固然重要，但‘剿共’作战的胜利比保持平衡预算更重要。”说这话，正讨蒋介石的喜欢。”其后蒋介石不无得意地对宋美龄说，孔祥熙就是孔祥熙呀！

其实，孔祥熙也并没什么灵丹妙药。前面讲过，他在宋子文出访美国时，就用滥发公债，用高利率夺走生产用资金的办法为蒋介石的“剿共”筹款，其后果只能是加速国民经济的退化和使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

除滥发公债外，他还利用中央银行的垄断地位对他人进行盘剥。他把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为此，他让中央银行享有许多特权，如控制垄断政府收支，有权发放金融债券并可做为兑付关税之用。实际上使银行成为国库的代现机构。1934年10月，孔祥熙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他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要别的银行出口白银上税，而他自己所主管的中央银行却趁机大做白银出口生意，当然是不上税的。仅这一项，就赚了几千万。正由于有这样的特权，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迅速发展，成为最能获利的机构。后来有人统计，1934年它的资产只占中国银行界的N％，但它的利润却占中国银行界的37．4％。

熟悉孔祥熙的人都知道，表面上孔祥熙为人谦和，态度温顺，提倡中庸。但在商战中，他绝对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豺狼；他对财富的追逐如同政客对权力的追逐一样，表现一种永无止境的贪婪。

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取得了中国银行界的统治地位之后，又把攫取的下一个目标盯在了当时颇具影响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上。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上海两家老牌银行，美英法等国在这两家银行中都有大宗存款。这两家银行占有的资金约占当时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三分之一。因此，这两家银行当时也成了孔祥熙的眼中钉、肉中刺。

孔祥熙为了筹集内战经费大发公债时，中国银行就进行过抵制。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嘉敖说，共产党就那么一点点人，怎么会对党国构成威胁？日本才是真正的敌人。军队不去打日本人，却在“剿共”作战中用去那么多钱。当时他叫部属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南京债券，还暗自联络交通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拒绝为孔祥熙和中央银行提供资金。

孔祥熙不止一次在宋蔼龄面前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要让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敖滚蛋！”

孔祥熙虽然早有此心，但在具体行动时却十分慎重。他知道，对手也非等闲之辈，更主要的是一旦矛盾公开，弄不好会影响全国的金融形势甚至会危害自身。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个阴险又重要的目的呢？

他不得不请教求助于他的主子、在玩弄阴谋和手腕上比他更高一筹的蒋介石。

1935年2月28日，孔祥熙邀蒋介石、宋子文（蒋介石此时又需要宋子文并许愿以高官；宋为了宋家的利益也希望和蒋、孔联手，于是他们又走到一起来了）来到汉口英租界的一栋别墅秘密会谈。在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采取行动上达成了共识，并研究了如何迫使两家银行就范的具体步骤和策略。当时，蒋介石引用一句成语把这个策略称为“欲擒故纵。”

孔祥熙回到上海后对宋蔼龄感慨万千地说，以前只知道委员长精于计算，今天才算口服心服了。

宋蔼龄听后亦半是讥讽半是认真地说，那你就好好拜老蒋为师吧。

待孔祥熙把他们在汉口的计划告诉了宋蔼龄后，宋蔼龄也禁不住连声说：“妙，真是一盘好棋，一出好戏，一个连环套。”

当时受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的经济也不景气，资本短缺，银根奇紧，大量现金都被用于发动内战，工商界人士怨声载道。孔祥熙立即召开了一个工商界座谈会，题为如何振兴民族工业。在会上，他含沙射影地说，“据我所知困扰各位的问题都是银行家们造成的。为什么工商业资本家和手工业主得不到贷款？银根为什么这么紧？利率为什么这么高？根子在银行，左右是银行家们在底下捣鬼……”

宋蔼龄则和他一唱一合，晚间在高级宾馆大摆酒宴招待他们，使这些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受庞若惊。

宋蔼龄对他们说：“祥熙很想帮助你们，可你们都知道中央银行是空架子。真正的财神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你们应该向他们要……”

为了搞垮中国、交通这两大银行，孔祥熙还找到了青帮头子杜月笙。孔祥熙和杜月笙早有交往。孔担任财政部长时，杜月笙送了一份礼表示祝贺。当时，杜看中了孔掌的权，孔则看中了杜的钱和他在上海的影响。

杜月笙答应了为孔祥熙帮忙，孔祥熙则答应在搞垮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后分一杯羹给社，二人开始沆瀣一气。

于是杜月笙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工商界会议，请孔祥熙做报告。孔讲：“如果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能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状况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就能使我们的民族经济来一次振兴。”

当时，孔祥熙、宋蔼龄的这一系列阴谋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并渐渐取得了效果。工商实业界的资本家对这个外表忠厚谦和的财政部长颇有好感，对他讲的话虽不是言听计从也几乎是句句当真。如果他们那时就知道德国有个戈培尔，知道戈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的话，他们还会对孔如此相信吗？渐渐地，这些工商界的实业家们在孔祥熙的煽动下行动起来了。首先，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的组织，并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向中央、中国和交通三大银行提出申请，要求增加500万元的紧急贷款，无担保地贷给面临破产的企业，以振兴经济、繁荣市场。他们还要求南京政府发起一个以他们的资产或商品作担保的大规模发展实业的借款计划，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复。

鱼儿上钩了，工商企业家的这些要求马上被孔祥熙利用起来做为向银行界施加压力的工具。那些日子，孔祥熙频繁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脚步匆匆，面容严肃，俨然一场大战将临，而他就是这场大战的总司令一样。

在上海，他召开了一系列由大小银行家组成的会议，专门“商讨、研究”如何筹措资金向工商实业界贷款问题，理由都是冠冕堂皇的。什么为了国计民生呀，什么为了抵御外海呀，什么银行界必须精诚团结为民谋利呀等等。

下有工商实业界的呼吁，上有孔祥熙的呐喊，当时以中国、交通银行为代表的银行界不得不认真考虑了。虽然他们此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蒋介石、孔祥熙的真正目的，但贷款一事确实形成了气候，如不放点血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他们开始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发放了一些贷款，并在贷款中增加了一些条件，以求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么小规模的贷款当然不能满足实业界的需要，于是更大的不满如潮水般涌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对他们说应该找孔祥熙控制的中央、农民银行要贷款，而中央、农民银行称是中国和交通银行操纵着金融界，使其无款可贷。孔祥熙还利用上海的新闻媒体大造这种舆论，把实业界的怨恨都引向中国和交通银行，他则坐山观虎斗。

豺狼的本质终于暴露了，孔祥熙觉得时机成熟了，在请示蒋介石获得赞许之后，他终于对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下手了。

1935年3月28日，在事前不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孔祥照以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名义突然宣布：现有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必须由中央政府接管，两行都须增资而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的股份。

当即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职员们一下都懵了。这对他们如同晴天霹雳，好生生的私人银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政府的呢？这和大街上强盗公开抢劫有何不同？无非大街上抢劫的都是小流氓，抢劫的也不过数十数百元的小钱，而这次抢劫的主角是政府，抢劫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财富。中国、交通银行的总裁们这才明白了几个月因贷款风波引发的一切，但为时晚矣。

更加阴损的是，孔祥熙规定的政府必须控制两行的半数以上的股份全是空头支票。

由孔祥熙签署的政府财政部给中国银行的命令写道：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率失衡，宜及时充实资本，查原有资本2500万元，内官股500万元，应再增官股2500万元。随文发给24年金融公债500万元预约券5张，仰即填具2500万元官股股金收据送部备查，并将中国银行条例修正。”

孔祥熙给交通银行签发的命令也大同小异。也就是说，孔祥熙是用他发行的2500万元的债券，做为这两家银行50％的官股（而且是强行人股）。这样，他凭借手中职权，不费一分一毫就控制并掌握了他原来的宿敌：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

紧接着，孔祥熙自恃有蒋介石撑腰，又宣布了中国银行的人事变动：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傲、董事长李铭双双被免职，由宋子文接替这两个职务；为了给公众一个大度团结的印象，他还任命了张嘉傲为中央银行的“第二副总裁”。当时中央银行的总裁是孔祥熙，第一副总裁是陈行。那么，这个第二副总裁还能管多少事呢？纯粹形同虚设。

张嘉敖此时已认清了孔祥熙的嘴脸，便以“身体不佳恐怕难以胜任”为理由，要求不担任此职。孔祥熙正好顺水推舟，张嘉敖从此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匿生活，从上海金融界消失了。

挤掉了张嘉敖，孔祥熙面前的大路就是一马平川。他亲自为中国、交通银行的股东们重新办理了手续，并选出了新的理事会。原来和这两大银行一点不沾边、甚至为这两大银行竞争对手的宋子文、宋子良还有杜月笙等人都堂而皇之地成了理事会的成员。当然，孔祥熙也没忘记安插了自己不少的亲信和死党。

在夺取了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之后，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三家重要银行，即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发起进攻。

1935年6月，上海的这三家银行突然发现他们的“信誉”垮了。他们莫名其妙地发现面对无数前来要求提款的人，而他们却无法兑现他们发行的现钞。

这又是孔祥熙在背后耍的手腕。不过和整治中国、交通银行略有不同，整治中国、交通银行靠的是强权，而对这三家银行，如果故伎重演，会被舆论所指。于是，工于心计的孔祥熙开始在几个月前通过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大量囤积这三家商业银行的钞票。到了一定时间便突然要求全部兑现。这三家银行当然不可能马上兑现。孔祥熙借机说这些银行管理混乱，信誉丧失，以政府的名义向这三家银行施加压力，最后迫使这三家银行经理辞职。

三家银行经理辞职后，孔祥熙乘机在其中安插亲信，培植自己的势力，并最终控制了三家银行的董事会。随后，他又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为由，向这三家银行以“政府紧急增资”为由各拨款500万元，从而亦最后完成了对这三家银行的吞并。

当年，孔祥熙在上海银行界的所作所为，彻底摧毁了上海原民族资本银行的地位，并逐步形成了全国的金融垄断，表现出他贪婪狡诈的本性。同时，他也为四大家族在金融界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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