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初入华美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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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一种凄凄惶惶的无奈中，人们迎来了1890年的春天。这一年可谓又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年。西方各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正欲谋掀起新的瓜分中国的浪潮。而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眼看着给外患内忧搞得焦头烂额，以致广大的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竟日忧心忡仲。

国家民族的空前危机和灾难，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到山西、波及到太谷，因而也在太谷孔家--这个中国最古老的家族中，引起巨大的不安和恐慌。尤其是对孔繁慈父子俩来说，国家时局的日趋恶化，实在令他们深深地为之担忧。尤其是对孔祥熙这样一个刚刚接触了洋人并因此肯于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少年来说，其心灵的震憾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摆在面前的诸如强大与软弱、新思想与旧观念、科学与愚昧等种种矛盾冲突，如一股强大的潜流，时刻拍击着孔祥熙的心灵。使他深深地感到，中国之外还应该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渐渐地孔祥熙对自己苦心学习的中国传统文化感到悲观失望，他在脑海中萌生了弃旧而求新的念头。他要了解外面美好的世界，也要去享受外面这个美好的世界。而孔祥熙希望得到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父亲孔繁慈和家族中任何人都无法满足的。惟一的也是可行的办法，就是去洋人办的教会学校去读书学习。

这一年的春天，刚刚10岁的孔祥熙听说基督教会在当地所办的华美公学即将招收新生的消息，就郑重其事地向父亲孔繁慈提出，他想到华美公学去读书。

华美公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一所西式学校，学制为5年，在这所学校里，不仅有美国传教士讲授数学、自然、地理等课程，还有中国国学基础较好的老师讲授四书五经。

“知子莫如父”。听到儿子的要求，看到儿子一脸的认真和庄重，孔繁慈深深地知道自己肚子里的那点东西已不够孔祥熙用了，因为他懂得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所打下的基础对其一生前途的至关重要。况且父子俩一直相依为命，儿子的志向、秉性、以及所要追求的美好理想，孔繁慈比谁心里都清楚，清楚的就像自己手掌上的条条纹路。当即父亲微笑着点头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孔祥熙一蹦老高，转身就去报名并认真准备着录考和开学。

曾在父亲所办的私塾里苦读4年的孔祥熙，有着比同龄孩子更深厚的国学基础，接受能力也很强Z孔祥熙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够学好新的知识。教会学校对孔祥熙来说，一切都是新奇和神圣的，而＿个十来岁的孩子对神圣新奇的东西的追求是强烈的，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当然教会学校对孔祥熙还有一个很大的诱惑：不收学费。孔祥熙上了华美公学，不仅可以学到知识，还可以帮助父亲减少家用开支，这样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岂料此事刚一传开，立刻又在孔氏家族内部掀起轩然大波。程家庄井儿院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与融洽。

当时孔氏家族中的所有人都认为，孔圣人的后代进洋人办的学校学习，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简直败坏门风。如此不成体统的先河一开，将来不可收拾。

于是族中的一位长者，自恃年高望众，劈头发问孔繁慈：

“你们是不是孔家的后代？”

“是”。孔繁慈答道。

“是就好，你说说是外国人的洋玩意儿好，”老者说着翻了孔繁慈一眼，“还是咱们老祖宗的东西好？”

“这--这--”孔繁慈语塞了。

看到孔繁慈答不上来。那老者进一步教训孔繁慈道：“以玄圣的后裔，竟然降格以求，信奉洋教，这不仅是孔门的耻辱，而且更有失神明华胄的体面。小孩子不明事理，你怎么可以答应他呢？”

对于族中长者的发难，孔繁慈无可奈何，知道一时也解释不清。他只好硬着头皮陪笑应道：“您老人家有所不知，进洋人的学校，不一定就非信洋教不可”。

“那也不能进洋学校。和洋人发生关系就不行，会有生命危险。”那老者怒视着孔繁慈，气得胡子一抖一抖的。

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

孔繁慈是个知书达理之人，思想较为开化，对世界潮流的发展大趋势，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站在儿子一边，对孔祥熙上“华美公学”读书坚决表示支持。

不过，孔繁慈也深知眼下中国民众痛恨洋人，其反侵略、反洋教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当时，在全国各地杀洋人、毁教堂的事时有发生。比如前些年在孔祥熙还没有出生时，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对于这一切，孔繁慈认为那都是因为个别的洋人造成的，准确地说是由于个别洋人一些过激的作法造成的。在太谷，孔繁慈亲身经历了儿子有病进教会医院治疗这件事，他接触到的洋人都是和蔼可亲且对他们父子都是倍加关怀和照顾。事实最具说服力。孔繁慈相信太谷的洋人干不出什么“坏事”，既然不干“坏事”，也就发生不了杀洋人，毁教堂这类的事，他们父子的生命也更谈不上有什么危险。

当然，在这里孔繁慈的看法和推理是不够全面的，带有严重的感情色彩。应该说，当年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掀起的那种群众自发的反侵略、反洋教运动，是由于洋人普遍的不法行为造成的。绝不是“个别”，而是大多数。或者说在中国，洋人传教和群众反教这对矛盾中，传教士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当年有一个西方传教士曾直言不讳地说：基督教传人中国，就是要“统治中国，使中国基督教化”。他们要使中国人“爱其教主，乃过于爱其朝廷”。

清朝末年，大批的传教士，在中国宣传基督教，招人“信教”，以张扬外国势力；引人“投教”并出钱收买贫苦的人“吃教”，他们恶意挑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关系，愚弄和控制教徒的思想，甚至明目张胆地勾引中国人背叛祖国。他们办赈灾，办医院，办育婴堂，乃是传教士“用极小的资本，获得最大的结果”的一种传教手段；他们办报刊，办学校，输送留学生是为了培养服从基督教会的各种“人才”，也是“控制中国发展”的“最圆满和最美妙的方式”。传教士以教会、教堂、学校、报馆、医院和育婴堂等为据点，在中国撒开了一张大而密的文化侵略网。可以说，当年的基督教教会，就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侵略政策的大本营。

也正是因为当年那些外国传教士在华罄竹难书的罪恶行为，在神州大地广泛流传并传至山西太谷之后，才在太谷孔氏家族中引起强烈的抵触和巨大的恐慌的。所以说那位族中长者及其所代表的一部分孔门族人，才出面强烈反对孔祥熙到教会开办的学校去读书，尤其反对孔繁慈父子去信什么洋教。在这些因循守旧、顽固不化的人眼里，孔家父子的行为简直就是背叛，一种对祖宗的叛逆行径。所以他们要出面制止，要替天行道。甚至这些人还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对孔繁慈父子的一种爱护或说一种拯救。倘若没有他们的这么一种爱心，孔家父子俩指不定要堕落到什么地方去呢。

在当年的中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抱着这样愚顽不灵的心理。他们不肯睁开眼睛看世界，只一味地知白守黑，指鹿为马，蒙自己也蒙别人。本来，刚刚发生不久的孔祥熙洋人医院治病的事，已经证实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包括医学方面）的确比我们先进了许多。我们中国人自己不行的，就首先应该承认，应该虚心学习，然后迎头赶上就是了；而绝对不该为没脏水连同盆里的孩子也一齐倒掉。

写到这里，我们才由衷地感受到，鲁迅先生当年为什么要提出并那般地强调“拿来主义”。

不过在当时，也有一些思想较开明的人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科学。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中国的闭关自守。中国要想变得和西方国家一样强大，就必须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并且，当时也确乎存在一些有识之士，决定用自己从西方洋人手里学来的先进科学知识，来拯救自己的国家，拯救自己的民族。

孔繁慈正是抱定了这种思想，才坚持让孔祥熙上教会学校学习的。

双方在僵持中，眼看着华美公学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族中的长者和一些“守旧派”人士，看到孔繁慈父子全然不为所动，深恐到时候一开学孔祥熙真的来一个不管不顾，背起书包上学校，那就在族人面前丢尽脸面丧尽长者之风了。没办法，他们只好请出“说和人”出面讲行折衷调解。

“说和人”提出的条件是，让孔祥熙在众人面前答应“只在教会学校读书，不许信奉洋教”。

谁知，孔祥熙也是个难以驯服的孩子。他连这一点要求，也不肯点头答应。在众目睽睽之下，孔祥熙咬紧嘴唇不肯开口，还高昂着脑袋，眼睛向上，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一时间事情差点又成了僵局。

还是那位“说和人”，毕竟有本事。他一副自嘲的样子，息事宁人地对族中长者说：“孩子既没申辩，也没摇头。没摇头就算表示同意了。”

那位族中长者明知再僵下去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只得顺水推舟做个好人，以家长的口吻训导了孔祥熙几句，然后长叹一声拂袖而去。

孔祥熙父子胜利了！我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孔祥熙高兴地用小手抱着父亲，摇了又摇。

开学的那一天终于盼来了。孔祥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在父亲的陪伴下，高高兴兴地到华美公学报到。一路上，孔繁慈想到自己一生没有多大作为，想到儿子治病已和洋人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又想到儿子的将来……不免感慨万千。他一再叮嘱孔祥熙要用心读书，将来一定要为孔家争光。孔祥熙默默听着父亲的话，不住地点着头。他心里在想，今天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是通过“斗争”换来的。自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读书，绝不辜负父亲的殷殷期望。

华美公学当年就设在太谷县城。其教学宗旨是培养亦中亦西而且对教会有用的人才。当时学校任职的教员中，除了一位教授四书五经的刘凤池先生是中国人外，其余的教师都由美国传教士担任。而且讲授四书五经，只不过是装装门面，表明基督教会也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学校最初的课程安排，完全仿照美国的教育方式，计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圣经》摘要等等；后来又增设了哲学课。学校还要求学生要德智体三方面发展，开设的体育活动有打球、赛跑、跳高、翻杠等。因为这些课程和玩差不多，与中国传统的私塾相比，学生们自然感到新颖别致，都喜欢参加，孔祥熙也不例外。

孔祥熙因为有国学的基础，人又聪明，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很强，学习成绩很快就在班上拔了“尖”。老师们都喜欢这个有着一双大眼睛和一个圆圆的大脑袋的中国男孩。同学们也都把孔祥熙当成学习的榜样，愿意接近他，和他一起玩。

学校要求学生每天早晨做一次礼拜，每周三有一次祈祷讲经会。这每周一次的讲经会，是孔祥熙最感兴趣的一门课，也是孔祥熙最引以为自豪的一门课。中国传统的授课方式是只许老师讲，不许学生说的“一言堂”，而担任讲经会这门课的美国传教士却教学方法灵话，每节课老师都要留下少许时间，引导学生发言。辩论，学生们可以自由地不受限制地谈自己的看法。

对孔祥熙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学生自由发言和辩论，因为他比别的孩子都聪明且反应又快，所以说是学生自由发言，实际上大多数时间是其他学生听孔祥熙的发言。

孔祥熙的儒学基础扎实，又是师从家门，对人世间的一些事情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和基本立场。他理解基督教义，不是盲从地接受老师的观点，而是拿西方的基督教与中国的传统儒学进行比较和分析，然后向老师提出自己的疑问。孔祥熙提出来的疑问往往是惊人之语，老师如果反应慢一点，还真被他给难住过。

有一次，主讲老师讲述完上帝创造万物、而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操诸上帝之手的教理后，宣布同学们如有问题可以提问和发言。孔祥熙第一个举手。老师允许后，他从自己的位子上站了起来，从从容容地向老师问道：

“老师，传授科学浅说的老师讲一切风云雷雨，都是自然现象，这话对吗？”

讲经的老师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是对的。”

“那么”，孔祥熙接着再问：“既然风云雷雨都是自然现象，那么您为什么又说，世间一切事物都操诸上帝之手呢？”孔祥熙在提问之前，显然是经过了逻辑推理。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满腹经论的讲经老师想不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竟提出这样的问题，支吾半天也难以自圆其说。

尽管孔祥熙在校期间，不能算一个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但中外老师对他一直都很钟爱。传教士们认为，孔祥熙对基督教义好提问题，正说明基督教会施教的一大成功。

学校里有位年轻貌美的女教师，名叫贝如意。她多才多艺，生性活泼，对孔祥熙格外喜爱并另眼相看。贝如意有时看到孔祥熙做了她认为不对的事，就把孔祥熙叫到自己的房间，先是批评几句然后安慰几句，以示关怀。没事的时候，她就教孔祥熙唱歌，给他讲故事。到了星期日，贝如意便带上孔祥熙和其他几个孩子外出游玩。太谷是座古城，建县早而古迹多。贝如意拉着孔祥熙的小手，带他逐一参观，真使孔祥熙心里感到了几分温暖。孔祥熙从小就失去了母爱，使他的童年生活乏味了许多。现在有了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对他关心，给他照顾，也算孔祥熙人生不幸中的大幸了。贝如意始终坚定地认为，孔祥熙是个智力超群的孩子，如果好好培养，日后定会前途无量。果然，孔祥熙日后的发迹，恰恰证明了贝如意当年预言的先见之明。

在华美还有一位卫禄义牧师，对孔祥熙也倾注了很多心血。井且，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孔祥熙的一生，是孔祥熙没齿难忘的恩师和义父。可惜，庚子年间卫禄义遇难，孔祥熙后来常将此事引为终生憾事。为了报达恩师，孔祥熙发迹后每次赴美都要去探望卫夫人。1934年，孔祥熙还把卫夫人从美国接到太谷住了整整一年。

终于，那美好的让人不胜留恋的5年学习生活，就要过去了。在即将毕业之际，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对孔祥熙触动极大，以至终生难忘。

1894年7月，孔祥熙即将从华美公学毕业。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双方激战朝鲜牙山一带。清廷对日宣战后，急调各省军队出关增援，四川、陕西的军队日夜兼程出关参战（当时战火已到我国东北），恰巧山西省的太谷、榆次是清廷援兵必经之地。

一个星期天学校放假。当时正是隆冬腊月，孔祥熙出城办事，途中看到几十个身着单衣、脚穿草鞋的士兵的路边围了一堆篝火取暖。虽是烤火取暖，可士兵们还是混身打颤，冻得鼻红脸青。街口是一家山西刀削面馆，店里贴着纸条写着价钱，一碗面12文钱。可当士兵进店买面充饥时，店老板却声称少于15文钱不卖。士兵们是冷饿交加，没办法只得照价付钱，吃完面还要强作笑脸向店老板讨碗面汤。

看到这一切，孔祥熙顿生恻隐之心，走上前和士兵们攀谈了起来：“你们开到哪里去？”

“远哩，到关外去跟日本人开仗。”

关外？那里滴水成冰，比山西要冷得多，孔祥熙吃了一惊并脱口而出：“你们就穿单衣、草鞋去关外吗？”

“那有什么办法，只有这些。”

“你们从哪里来呀？”

“四川。”回话人长叹一声：“别说跟日本人打仗，到不了山海关只怕我们早冻死喽。”

这只言片语的简短对话，像一磅重锤，重重地击在孔祥熙的心上。他站在路旁，一言不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视死如归的士兵，在军官的驱赶下又踏上了吉凶未卜的征途。

由于激动，孔祥熙白胖的脸上涌现出一抹红晕，一脸悲愤的表情。他握紧拳头，暗自发誓一定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以不辱自己的一生。

“路边取暖”这一幕深深印人了孔祥熙的脑海，返回学校后，孔祥熙慷慨陈词，发表了平生第一次反清言论：

“国家发生外战，檄调大军，保卫国疆，最低限度要使将士们吃得饱，穿得暖。如今皇室驱使这种饥寒交惫之师，万里赴援，效死沟渠。这么样的荒谬愚昧，惨若昏愦，岂不是在拿国民性命作儿戏吗？”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于1894年7月，结束于1895年3月，历时8个月。因这一年是甲午年故史称“中日甲午战争”。

这场战争在日本方面是蓄谋已久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后开始走上资本本主义道路，却又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它从一开始就强烈地要求对外侵略扩张。1874年日本曾武力侵犯中国的台湾。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国。与此同时，日本还积极向朝鲜扩张其侵略势力，并且企图对中国实行侵略战争。1885年起，日本开始进行10年扩军计划。这个计划提前两年于1892年完成。1893年日本成立战时大本营，作好了武力吞并朝鲜并进而同中国作战的准备。

当时朝鲜处在腐朽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倾轧也很厉害。日本侵略势力乘机在政治和经济上渗透朝鲜内部。1885年，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立一个有关朝鲜的条约，规定以后遇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需要派兵朝鲜时须互相通知。日本后来就是利用这个条约出兵朝鲜，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1894年春天，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机。它先诱使清朝政府出兵朝鲜，表示“贵政府何不代韩勘乱？……我政府必无他意”。清朝政府得到日本的这种“保征”，又应朝鲜的请求，于五月初一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进驻朝鲜京城汉城以南的牙山。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日本随即也派兵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大举人侵朝鲜。五月初七（6月10日），日军占领了朝鲜京城汉城。在战争形势逼在眼前的时候，清朝政府却先后央求俄国和英国进行“调停”。当时英国政府公然站在支持日本北进的立场上，因而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调停。至于沙皇俄国，虽然对日本军国势力的向北扩张持一种警惕的态度，但它又居心叵测地希望中日之间进行一场战争，以便坐收渔人之利。这样一来，沙俄帝国甚至巴不得希望日本早点发动对中国的进攻呢。于是就在满清朝廷磕头作揖地乞求国际调停的时候，日本军阀竟杀气腾腾地动起手来。

1895年春天，在日本下关一个阴沉的日子里，中国清政府的全权代表李鸿章与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署了完全依照日方条件而订立的屈辱的《马关条约》。届此历时一年有余的“甲午中日战争”，最后以中方的惨败而告彻底结束。

大约就当此际，孔祥熙以优异的成绩自华美公学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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