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章 封建统治者的“办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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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洋务运动的产生

六岁即位的载淳（同治帝），在位十三年，实际上掌权的是他的生母慈禧太后（见八章三节）。他在开始“亲政”的时候，突然死去。这为慈禧太后提供了继续掌权的机会。

载淳没有儿子。慈禧太后排除了皇族中的其他主张，选择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为继位的皇帝，这就是以光绪为年号的皇帝，他这时只有四岁。奕譞是道光帝的第七子，也就是咸丰帝的弟弟，载湉的生母又是慈禧的妹妹。按辈份说，载湉不是同治帝的继承者，而是咸丰帝的继承者。慈禧太后之所以要这样安排，是为了继续保持在同治帝时的东、西两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如果新皇帝是继承同治帝的孩子，她们成了“太皇太后”，那就失去了摄政的权利。到了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太后暴病死去，就更加确立了这个十分擅长在宫庭中行使阴谋诡计的慈禧太后独掌国权的局面。

慈禧太后统治时期共达四十七年，即同治帝的十三年（1862-1874年）和光绪帝的三十四年（1875-1908年），其中包括这里所说的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到中日甲午之战之间的三十年（1864-1894年）。慈禧太后是顽固地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的代表，她尽可能坚决地拒绝任何危害这种统治秩序的新的事物。但她也善于适应日益加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统治的外国帝国主义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某些统治形式和政策。她支持一切出卖中国权利的投降主义的主张和行动，只要有利于镇压反抗封建统治的人民力量。她的统治时期是中国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开始形成大地主阶级、大买办阶级的统治政权的时期。

慈禧太后的统治时期以联合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来镇压造反的农民大众而开始。“办洋务”的热潮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来了。

当时所谓“洋务”指的是牵连到对外关系的一切事情，以至一切与外洋来的事物有关的事情。因此，外事交涉，订条约等固然是办洋务，派遣留学生，学习外洋来的科学，购买洋枪洋炮，使用机器，开矿办厂，雇用外国军官，按照“洋法”操练军队等，也无不属于办洋务的范围。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六十年代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訢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这些人中间，李鸿章经办洋务最多，时间也最长，因此他成为办洋务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些从事洋务活动的封建官僚，可以称为洋务派。

在近代历史上，最早注意洋务的，应该算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林则徐。那时，不叫洋务，叫“夷务”。林则徐主张学洋人制炮造船，就这点说，洋务派是林则徐的继承者。但是洋务派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这是同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林则徐不同的。林则徐的朋友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林则徐的主张。但这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做不到的事，因此林则徐只能受到排斥。洋务派的官僚承认西洋“船坚炮利”，必须向洋人学习，并且认为，为了维护国内的封建统治秩序，只能容忍外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以便依靠洋人的帮助来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虽然在封建官僚集团中也有人怀疑和反对这种主张，但是洋务派的命运同林则徐迥然不同，他们成为当权派中有势力的一个集团。洋务派是在封建地主阶级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一个支柱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在签订了北京条约之后，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的奏文说：“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注：《咸丰夷务》卷七十一，页18。）按他们的看法，同太平天国、捻军相比，外国侵略势力不过是“肘腋之忧”和“肢体之患”。所谓“治俄”、“治英”，是欺人之谈；其实是要联俄、联英。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样的机构，也就是在奕訢等人的这个奏文中提出的。随即成立起来了的这个机构，其地位相当于军机处，成为凌驾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上的专办洋务的内阁。奕訢等的奏文把它说成好像是个临时性的机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注：《咸丰夷务》卷七十一，页19。）其实它并没有“即行裁撤”，而是继续存在了四十年。但是由此可见，总理衙门这个总管洋务的机构开始设立时就是为了“军务”，也就是联合外国力量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起义力量。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通商口岸增加，又设立南洋、北洋通商大臣。营口、天津、烟台三个口岸归北洋大臣管理。山东以南各口岸，包括长江上的几个口岸归南洋大臣管理。南洋、北洋大臣不仅办理通商事务，也要就地办理其他各项对外事务；光绪初年起，还负责督办南洋和北洋海防事宜。南洋大臣一直由两江总督兼任。曾国藩曾任两江总督，他在同治十一年死后，洋务官僚沈葆桢、曾国荃和刘坤一等先后担任两江总督，曾、刘是湘系的重要人物。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上海和天津成为湘系和淮系势力倡办洋务，并同外国侵略者联系的基地。

洋务派官僚，在外交上一贯实行的是迁就、妥协、投降的方针，但同时，他们又打着“自强”的旗号，说他们向外国购买枪、炮、兵船，并且自己设立军火工厂和其他工厂都是为了“自强”。李鸿章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就说：他的主张是“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其具体办法是：“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注：《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五，页34。）总理衙门自成立后，也一直主张聘用外国人教练军队以及“习机器、制轮船”等等。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总署奏文说：自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之役后，“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他们在这时提出了六条“紧急机宜”，认为认真照这六条做去，就能“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注：《同治夷务》卷九十八，页19、20。）这六条紧急机宜的主要内容仍不外是建立海军，设厂造船，购置最新式武器等等。

封建官僚的洋务运动虽然自我标榜为“自强新政”，但始终不能表现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自强的事实。在同治年间，由于内部的人民起义一个个被镇压下去，封建统治者自夸为“同治中兴”。但是即使封建统治者自己也不能不看到，这种“中兴”不过是充满了危机的虚假现象。

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这样描写当时的时局说：“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无事则同居异心，猜嫌既属难免；有警则我虞尔诈，措置更不易周。值此时局，似觉防无可防矣。”又说：“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页10、11。）在这段话里，他把面对着外国侵略势力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地位说得如此地软弱无能，他把外国侵略者的力量吹嘘得如此地不可抵御。他的这种害怕外国侵略者的心理可以代表在慈禧太后统治时期的整个官僚集团中的主导思想。所谓“中兴”，所谓“自强”，都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

关于洋务派的官僚们在外交和政治各方面的活动，将留到以后的几章里去谈，在这一章里我们主要从经济方面来考察一下洋务运动。

（二）官办的军事工业

在办洋务的封建官僚们主持下，中国开始有了一批官办的企业。这些企业因为是使用新式机器，雇佣了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来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所以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中很大部分是军事工业，它们的产品供应给国家和军队，并不作为商品而出售，更不投放到市场上去。这些企业不但为封建官僚所控制，而且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有很大的依赖性。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封建官僚们办的军事工业。早在太平天国战争尚未结束时，同治元年到二年（1862-1863年）间，两江总督曾国藩已在安庆设军械所（制成过一个小轮船），江苏巡抚李鸿章在苏州和上海设洋炮局，但是规模都极小。第一个象样的官办军火工厂是在同治四年（1865年）成立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它是在曾国藩支持下由李鸿章主办的，除了生产枪炮以外，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前还造过军用船只。同治四年，李鸿章又在南京设立金陵制造局。他把他在苏州办的洋炮局搬移过去，以后又有所扩大。在北方，同治六年（1867年）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了天津机器局，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天津机器局也归他主持。它主要是生产火药与子弹以配合江南制造局所造的枪炮。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在福州创办的马尾造船局（又名福州船政局），也是当时规模较大而历时较久的一个工厂，它主要是制造军用船只。正在筹办时，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清朝政府特派船政大臣主持造船局，第一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原任江西巡抚，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全国许多省份，包括陕西、甘肃、广东、福建、山东、湖南、四川、吉林、山西、浙江、台湾、云南、湖北等都以“机器局”“制造局”之类的名义相继设立军火工厂，它们都是由各省督抚动用官资设立的。但一般的规模都很小，有些维持不久就停办了。其中有的如广州机器局（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创设），湖北枪炮厂（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创设）发展到较大的规模。

这里主要用江南制造局和马尾造船局等几个较大的厂的情形为代表来说明这些官办的军事工业的特点。

这种官办军事企业的产品，因为不是商品，所以是不计算成本的。企业不管盈亏，所以没有从利润转化而来的资金积累。它的扩展和停滞取决于负责官方拨款的多少，而不决定于市场的需要，也同企业经营的好坏无关。这些军事企业的开办经费一般是军阀官僚们从他们所掌握的军饷中拨出一部分，或从当地的关税收入、厘金收入中攫取一部分来充当的。李鸿章办江南制造局的有一部分经费的来源尤其特别。他让一个“因案革究”的海关通事唐国华和“同案已革”的两个扦手（即海关上的检查员）拿出四万两银子来“赎罪”，他就用这笔钱买进上海虹口的美国人办的一个小机器厂，作为他的工厂的基础的一部分。（注：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九，页32。）这些官办军事企业为了维持生产，必须每年支出大量经费（由于下述各种情形，这种经费支出是很大的）。在同治六年（1867年）前，各地海关收入中每年要提出二成偿付对外国的赔款，在赔款偿清后，李鸿章就把上海海关收入中的这两成用作江南制造局的经常经费。天津机器局的经常费用是从天津海关收入中提取四成。福州船政局的经费也主要是从福州的海关税收入中取得的。

这种官办军事工业在技术和生产资料方面极大地依赖外国。创办这种军事工业的军阀官僚都靠外国人做他们的顾问，为他们到外国购买机器材料，雇用“洋匠”。李鸿章在苏州、南京开始办军事工厂时所依靠的主要是一个英国人马格里，此人本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军中的一个军医。江南制造局在开办时依靠的是两个美国人，直到它创办三十多年后，仍由两个英国人分别“负责全部工程事务”和“负责制炮装炮。”（注：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页276、282。）崇厚开办天津制造局时交给密妥士全权办理。密妥士是个英国商人，又当过美国和丹麦的领事官。左宗棠开办福州船政局则以他在反太平天国战争中的老朋友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为正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注：《左文襄公文集·奏稿》卷二十，页64。）他们又以高薪雇用不少外国人做技术工人。作为顾问、监督和技术工人的这些外国人，很多其实并不是这方面的内行，也并不真有高明的技术。总理衙门在光绪六年（1880年）批评马尾船政局说：“当初雇募洋人日意格等本非精于造船之人，所募洋匠帮办艺亦平平。所造之船多系旧式”。（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五册，页247。）

这些官办的工厂固然生产出了船只、枪炮、军火等等，然而不但机器全部是买自外国，而且原料、材料，以至产品的许多部件、零件都是从外国买的。这点从江南制造局的各年收支报销中就可看到。试举光绪十年（1884年）的报销为例。这年共支出银七十万两多一点。其中购买“外洋炮位，炮弹等件”，“购买外洋大小机器及一切机器”，为制造枪炮子药，为制造机器，为添建厂房、修理船坞而购买“外洋物料”，以至为行船而购买“外洋煤油”等等，总之，购买一切外国的东西，共达四十五万二千多两，占总支出的近百分之六十五。（注：《洋务运动资料》第四册，页59。）所以李鸿章说：“沪局（指江南制造局——引者）各船虽系自造，而大宗料物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洋匠主持”。（注：《洋务运动资料》第四册，页33。）他又说：福建的厂和上海的厂“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致，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页17。）

福建的马尾船政局在光绪二年（1876年）前，先后造过十九只小型的汽机木船。这些船是日意格买了法国的破旧机器装成的。以后开始造所谓铁胁船，光绪八年（1882年）造出了第一艘二千二百吨、配炮十尊的兵舰。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后又造了几艘。这些兵舰是怎样造出来的？船政大臣裴荫森的报告说得很明白：要“设法购置”“外洋钢铁、楢木各料……及轮船应用之电灯水雷、应用之电缆各件”，要“由英国采购康邦新式机件全副运回工次，镶配合拢”，还需要“外洋定购之船身钢板并轮机水缸、钢料等件”，要“在法国科尔苏制厂定购钢板料件”等等，最后，制成的船还要“烧用上等英煤”。（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五册，页318、320、354、366、369。）这些船上装的也是买来的外国炮。再看一下崇厚开办天津机器局的情形。他说：“顷据密妥士面称：现接英国来信，所有制造火药、铜帽机器均已买妥，共用二万一千余金镑，核银约七万余两。应雇大船三只运送来津，每船需雇价三千余金镑，共需船价约三万两上下”，还同时买了一千几百吨的煤，据说：“英国煤斤用作机器甚为合用，而较中国煤价值又廉”（注：《洋务运动资料》第四册，页237。）云云。

这种情况当然并不奇怪。在采掘工业、金属冶炼工业、钢铁工业、一般机器制造工业毫无基础的情形下，这些军阀官僚想搞出他们所需要的军事工业，当然只能一切都靠向外国买。这样的军事工业当然不能成为独立的民族工业。

这种封建性的、买办性的官办军事工业，经营管理是极其腐败的。无例外地，都是用封建官僚衙门的习气来办企业。管理机构庞大，讲究排场，不顾实效。企业中的官员们坐食高俸，而且还有许多凭一张八行书而挂名支薪的人员。至于采办各种洋货中的虚报贪污，那就更不用说了。光绪初年有人说：“外洋工料尤易浮冒，报价每至四五倍之多。……故人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注：刘锡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289。）

六十年代官办的军火工业之兴起，本来是为了对内镇压人民的需要。这些军阀官僚宣称，有了自造的枪炮轮船，就能够抵御外侮，只是句空话。光绪五年（1879年）一个以办洋务著名的官僚丁日昌承认：“江南制造局之轮船以及福建船政局之轮船，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393。）李鸿章对江南制造局自我吹嘘得很厉害，但其成绩其实是不足道的。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议论江南制造局（已在建厂近四十年后）说：“沪厂枪机不能全备，必须兼以人工剉磨，并非全系机器所成，故费工多而出枪少。近来陆续添机，渐次整顿，每日仍只能出枪七支，一年只能出枪二千余支”。（注：《张文襄公全集》卷六十，页5。）同时又有人这样说：“此次派员将该厂（指江南机器局）所造之械，整件零件逐细考察，疵累甚多。以如此巨厂，岁糜经费一百四十万金，而各械无一完善者，殊为可惜。至于员司之冗滥，工作之宕延，各物购价之浮开，各厂用料之虚耗，种种积弊，又复不一而足”。（注：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洋务运动资料》第四册，页178。）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那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皇帝的上谕根据户部的奏议说：“中国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八九处，历年耗费不赀，一旦用兵，仍须向外洋采购军火”。（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页3637。）六十年代起三十年间的官僚资本的军事工业的结果就是如此。

（三）官督商办的企业

在洋务派官僚们办军事工业遇到一连串的困难的时候，他们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办起军事工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来。他们的意思是，为了求强，先要求富。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这类企业办了二十多个。比较重要的有下列这些：

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李鸿章主管下，开始创办轮船招商局（经营轮船运输，习惯上称为招商局）。它是这类企业中兴办最早，规模较大的一个。

光绪三年（1877年），李鸿章又创办了开平矿务局，这是我国最早用机器开采的一个大型煤矿，它就是现在的开滦煤矿的一部分。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间，在山东峄县、台湾基隆、江苏铜山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官方也曾设局使用机器开采煤矿。八十年代在热河、黑龙江、山东、贵州、云南，官方还设立开采铜、金、铅、铁等金属的企业，有的还附有冶炼的设备。最著名的是九十年代初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主办的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汉阳铁厂在当时是个规模相当大的钢铁冶炼工厂。

在纺织工业方面，陕甘总督左宗棠向德国购买毛织机器运到兰州，光绪六年（1880年）成立了甘肃机器织呢厂，光绪十六年（1890年）李鸿章主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建成投产，光绪十九、二十年（1893、1894年）张之洞在湖北相继办起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个局。

在上述这些企业中，甘肃的织呢厂是官资办的，产品供应军队的需要，并不作为商品销售。因此，这个企业的性质同官办军事企业是相同的。它的产品质量不高，而且厂址在交通极不方便的兰州，如果把它的产品运到沿海地区去销售，加上运费，是无法同外国进口的毛织品竞争的，所以它不可能转化为商品生产。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这个工厂开工两年多后就停产了。

招商局及其他一些企业的性质与官办企业有所不同。招商局是经营民用的航运的，采掘冶炼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产品全部或大部分是作为商品出售的。这一批企业中，少数完全由官方投资，大部分除了官资外，还召募私人资金入股。例如，李鸿章办的招商局、矿务局、织布局都有商人资金参加。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种被称为官督商办的办法很流行。因为生产的是商品，而对于私人投资入股，必须预约给以红利，因而就要计算赢亏，牟取利润。这类企业带有较多的资本主义性质。

所谓“求富”，也就是赚钱，牟取利润，通过利润的积累扩大再生产。既然外国人在中国办轮船航运能够大赚其钱，中国自己办为什么不能同样赚钱呢？土法采矿，已有长久的传统，加上新式机器，看来是能够赚钱的。至于纺织业，中国有原料，有廉价的劳动力，更应该提供较高的利润。由只办那种不计盈亏，很大地依赖于外国，不啻沙上建塔的军事工业，转到这种求富的企业，是一个进步的趋势。

洋务派官僚在办理这种求富的企业时，虽然不敢说就能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但曾自以为能多少起一点这样的作用。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奏报他试办招商局的情节说：“若从此中国轮船畅行闽沪，各厂造成商船亦得随时租领，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页33。）后来招商局还试作远洋航行，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又奏报说：“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微臣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十九，页32。）光绪八年，李鸿章筹办上海织布局的奏摺说：“查进口洋货以洋布为大宗，近年各口销数至二千二三百万余两。……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注：《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三，页43。）上海机器织布局在建成投产后三年遭火灾，全部被焚。由于看到织布厂是可以赚钱的，所以李鸿章又急谋恢复，重新建立了华盛纺织总厂，他奏报说，他的目的是“以土产敌洋货，力保中国商民自有之利权。”（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七，页38。）

在九十年代初以前的二三十年中，帝国主义经济势力虽已深深地侵入中国，但还没有获得在中国自由设立工厂的权利。清朝当局虽然已经财力竭蹶，但还能筹措一些款项来办新式企业。不少下台的官僚、地主、封建商人和买办商人手中拥有相当数量的货币财富；在封建经济趋于破落的情况下，受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并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先例，他们有意于投资新式企业。在中国的外国银行、外国贸易公司、外国轮船公司乘机吸收了一部分中国人的资金。洋务派官僚提出官督商办的主张，企图集合私人资金来创办求富的企业，在开始时是很受到一些为自己手中的货币财富找出路的人士欢迎的。中国自己的技术力量这时固然极为薄弱，但已经有若干懂得些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也已经有少数技术工人。可以说，这时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时机。

但是这时，封建落后势力仍居于统治地位。发展新式企业的领导权落到了洋务派官僚手中。在他们的军事工业中通行的封建官场习气，全部照样地搬到了非军事的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中。这些企业，享有某些特权，例如招商局能够承包漕粮的运输，纺织厂在运销中能够减免内地税和厘金。虽然如此，许多企业还是由于经营不善而亏折倒闭。有些企业虽然赚钱，但也很少把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无论亏本还是赢利，承办的官员们都从中发了大财。

官督商办企业，虽然吸收私人股金，但完全由官方主持，认股的商人对于企业的管理没有任何发言权，一切权力都由官方指派的总办、帮办等人掌握。在企业开办时拨给的官款，是规定要分年收回的。招商局就是这个办法，官方的资金由漕粮的运费分年抵还，“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页33。）赚钱的时候，股东们多少还能得到点年终分红，但这种情形很少。亏折则全部落到股东的身上。因此，官督商办的名声越来越坏。又有改为官商合办的，这就是官商各出股份，共负盈亏，但是实际上，管理权仍然完全属于官方。例如张之洞办的湖北纺纱局，开始由官商各出资三十万两合办，管理人员则全由张之洞委派。这是个赚钱的企业，投资的商人要求参与管理，张之洞强迫商人退股，把这企业收归官办。

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虽然规模还不大，却企图利用官势来造成垄断的局面。最明显的例证是上海织布局。在它筹建时，李鸿章呈请朝廷批准，“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注：《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三，页44。）张之洞在广东想办织布局，就向李鸿章询问说：“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三一，《电牍》十，页16。）李鸿章含糊答复说：“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注：《李文忠公电稿》十，页39。）到了上海的厂子烧掉，李鸿章重建华盛纺织总厂时，他想把当时上海、宁波、镇江等处的已有的官办和民办的纺织厂以至张之洞在湖北设的厂都统一在他这个“总厂”下面，订立了一个“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的计划，并且奏请：“应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案，合中国各口综计，无论官办商办，即以现办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为额，十年之内，不准续添，俾免壅滞。”（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八，页1。）

显然，这种垄断只是针对纯粹私营的企业。封建官僚对外国资本无可奈何，却总是想阻止民族资本的自由发展。清朝曾明令禁止纺织机器进口，也就是只有官方才有权向外国购买纺织机器。纯粹私营的工商业不但逃不了苛重的官税，而且还难免遭到层层官衙的勒索。所以商人办的小规模的机器工业虽已出现，但很难发展起来。

封建官僚们办起了原来封建社会中没有的现代机器工业，这不可能不促进社会经济的变化。他们的原意是想因此而能维持和加强封建主义的统治，不但加强对内的镇压力量，而且对外也不至于只能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步步退让。但是他们所办的企业大多失败了。他们的失败证明，现代的新的生产力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外壳中发展起来的，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洋务派官僚的控制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但是既然引进了现代的机器工业而又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封建主义的旧中国是不可能的。和洋务派官僚的原意相反，他们兴办工业，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不可能不起刺激和推动的作用。

以下，略述几个洋务派官僚办的企业的情形，这虽然还算是办得比较有成效的几个企业，但可以使我们看到，封建官僚的腐朽统治是办不好现代企业的。

一、轮船招商局

招商局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成立后发展得非常艰难，这除了由于英商太古公司、怡和公司的竞争和排挤以外，它本身的腐败性也是重要原因。光绪六年（1880年）有人说：“查该局开办之始，道员朱其昂（此人是李鸿章任用的人——引者）等领官款，集商股，购第一船名伊敦，船大而旧；第二船名福星，舱通而小，均即沉溺。余船合用者少，致连年皆有漂没，而购买价值反较洋行新造之头等好船尤贵。用人之滥，糜费之巨，殊骇听闻。其后亏折殆尽”。（注：《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奏》。《洋务运动资料》第六册，页38。）李鸿章又改派盛宣怀、唐廷枢、徐润等人办招商局。盛是久在李鸿章手下的干员，以后成为晚清著名的买办官僚之一。唐是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徐也是个买办；这二人都捐有道员的官衔，因盛的介绍而为李鸿章所重用。他们续领官款，添招商股，光绪三年（1877年）收买了美国旗昌洋行所有的轮船、码头、栈房。这桩买卖中是有不可告人的黑幕的。旗昌洋行的轮船及其他设备已经陈旧，不足以与英国人的轮船公司竞争，因此决定全部出卖。盛宣怀等人先乘旗昌洋行股票跌价的时候，利用局款为自己买了不少旗昌的股票，然后再经他们的手由招商局高价买下那些美国人的破烂东西，他们还从中取得巨额的佣金。这种黑幕虽经揭发，但在李鸿章的保护伞下（可以想见，李本人也得到了好处），他们的地位毫无动摇。招商局在买了美国人的船后，虽然船只多了，但是经常还是每月亏损五六万元。李鸿章因为人言沸腾，曾不得不派人调查招商局的情形。调查报告中说：“用人之弊，失之太滥。各局船栈，人浮于事，视太、怡行（指英商的太古、怡和）不啻三倍，而得用者无多。甚至首领要缺，委之庖代，……皆不在其事，但挂名分肥而已。”“每年结帐又徒务虚名，纷然划抵，究难取信。患在公私混乱，挪欠自如”等等。（注：马良：《改革招商局建议》。《洋务运动资料》第六册，页125、126。）

英商的怡和、太古二公司在长江航运中用降低货运价格的办法来压迫招商局，使招商局更难维持。至于远洋航运，在光绪六年（1880年）前招商局的轮船曾试航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美国，但是竞争不过外国轮船公司，不能继续下去。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时，盛宣怀竟把招商局全部产业押卖给美国的旗昌洋行，第二年赎回后，又向英国汇丰银行抵借了三十万镑。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战争以至后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时，盛宣怀多次玩弄把招商局向外国公司卖出买进的这种把戏。

二、上海机器织布局

李鸿章在光绪四年（1878年）派人开始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六年的《招商集股章程》中说：“此事由中堂（指李鸿章——引者）委任。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方能持久”。（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七册，页469。）必须做这样的声明，可见得官办的名声很臭。但织布局仍是同招商局一样的官僚机构。虽然收齐了商股，向英国洋行订购了机器，又聘请了美国工程师，还选定了厂址，“但以任事人任意挥霍，局事未成，而用途已至四万余两，且又有买空卖空等弊，以致延搁八年，毫无成就。”（注：徐蔚南：《上海织布局的始末》。载《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7年版，页306。）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另换官员重新开办。已交的商股每一百两只算七十两，要认股的人追加三十两，才给以新股票一百两。光绪十六年工厂建成投产后三年，遭到火灾。盛宣怀这个为李鸿章宠信的人受命结束旧厂，重建新厂。盛宣怀提出的办法是把旧厂剩余的资产分摊给商股，发给新厂股票，其数目只有原股金数的二成。官方对旧厂的投资则由新厂以后“每出纱一包捐银一两，陆续归缴”。这样，官方一点也不吃亏，而认股的商人，“十年以来一无利息”，（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七册，页492。）他们所付出的每一百三十两银子，变成了一纸二十两的股票。

三、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是张之洞办的。张之洞(1837-1909)是同治二年（1863年）的翰林，光绪七年（1881年）任山西巡抚，十年（1884年）调两广总督。他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打算在广东设立炼铁炼钢的工厂，并委托驻英国公使刘瑞芬购办机器设备。由于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这个拟办的工厂也就跟着他到了湖北。光绪十六年四月，他设立铁政局于武昌，并且确定厂址设在汉阳。当年十一月开始建厂，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建成。全厂包括大小十个分厂，有炼铁的高炉两座，炼钢的酸性转炉两座、平炉一座，还有轧制铁轨的设备等等。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高炉开始出铁。据张之洞说，这个厂的生产能力全部发挥出来，每年可出精钢，熟铁三万吨。不过事实上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产量。

张之洞在开始筹办这个厂时说：“华民所需外洋之物必应悉行仿造，虽不尽断来源，亦可渐开风气。洋布、洋米而外，洋铁最为大宗。在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是以虽当竭蹶之时，亦不得不勉力筹办”。（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二十七，页3。）他开始时曾设想，“洋铁针及一切通用钢铁料件，如各种农具、锚、缆、钉、链、铁线、铁管、各种螺丝，用处行销最多，拟兼造”。（注：《张文襄公全集·电牍》卷十一，页18-19。）他还不知道，只有炼铁炼钢设备是不可能造出这一切钢铁器物的。在他移任湖广总督时，清朝当局准备修筑芦汉铁路（芦沟桥到汉口），他办的钢铁厂就以铸造铁轨为主。

在对冶炼工业毫无经验，也缺乏知识的情况下，张之洞办铁厂，不免有不少舛误。他还不知道什么地方有煤矿，什么地方有铁矿，就贸然决定在广东建立钢铁厂。幸而他调任到湖北，厂子设在汉阳，在不远的大冶找到了铁矿，条件比广州好多了。他向英国定购炼钢炉，人家告诉他，要先化验铁砂，才能决定用什么样的炼钢炉，他答复说：“中国之大，何处无煤铁佳矿，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注：转引自吴杰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页375。）结果，买来的三座炼钢炉中的两座酸性转炉，不适合于后来汉阳铁厂所用的含磷较多的大冶铁矿，影响了所产钢轨的质量。汉阳铁厂开工时，铁矿来源虽然有了，炼焦煤却尚无着落，仍在到处寻找。在湖北境内找到了两处可用的煤，但储量很少，又没有机器开采。由于煤供应不上，生产时常陷于停顿，以至只好高价购买北方开平煤矿的煤和外国进口的焦煤。这是汉阳铁工厂失败的一个原因，虽然还不是主要的原因。

应该承认，当时办这样一个厂是很有魄力的壮举。工厂快要建成时，张之洞说：“地球东半面凡属亚洲界内，中国之外，自日本以及南洋各国各岛，暨五印度皆无铁厂。……中国创成此举，便可收回利权。各省局、厂、商民所需，即已甚广”，而且他认为产品还可外销日本，因此，“此后钢铁炼成，不患行销不旺”。（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三十三，页7、8。）事实上，这个工厂确是当时东方的一个最大的钢铁厂。日本八幡制铁所到1901年才开始投产，晚于汉阳铁厂七年。

封建主义的统治使这个壮举迅速遭到失败。张之洞开始时的想法是先用官款把厂子办起来，然后招集商股，归还官本，实行官督商办。但是这时这种办法已经行不通，所以只好继续使用官款。由于张之洞在朝廷中得到了主持海军衙门（这是中法战争后新设立的衙门）的醇亲王奕譞的支持，所以他能得到巨额拨款，一共花了五百六十多万两银子。可是生产和销售的情形远不如张之洞预想的那样美妙。虽然重金聘用了外国技师，但产品质量并不高。由于上述燃料供应困难和其他原因，产量也不如预计那样多。芦汉铁路还没有开工，而且李鸿章表示：“造路专任洋匠，彼以华厂试造，不若洋厂精熟可靠”，所以不能买汉阳出的铁轨。（注：《覆鄂督张香帅》，见《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十四，页24。）由于找不到销路，张之洞甚至把自产的钢铁请上海的洋行试销，当然只能遭到抵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间，上谕责备张之洞说：“铁政局经营数年，未见成效”（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809。）。这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战争的失败似乎更证明这个大钢铁厂只是个赔钱的包袱，毫无用处。

就在光绪二十一年下半年，即在汉阳铁工厂开工后一年，张之洞决定把“铁厂一切经费包与洋人”，他派人多方探询英、德、比各国大工厂，是否愿来“估价”、“包办”。（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818-819。）湖南巡抚陈宝箴为此致电张之洞说，办铁厂本来为了少用外国的钢铁，现在“忽与外人共之”，岂不和本意“大不符合”？（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820。）

由于怕成为在官场中被攻击的口实，张之洞放弃了出售工厂给外国的主意。这时，在洋务运动中神通广大的盛宣怀出场了。此人亦官亦商，同外国商人和上海的买办商人有很多联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之洞把汉阳铁厂连同大冶铁矿交给盛宣怀接办。盛宣怀名义上是招募商股一百万两，实际上是靠挪用招商局、电报局（盛又是这两个局的总办）的款项并向外国银行借款来维持这个企业。从此这个企业差不多成了盛宣怀的私产。（注：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后来又加上江西的萍乡煤矿，合组为汉冶萍公司。萍乡煤矿多年来用民间土法开采，光绪二十四年，盛宣怀占买了这个矿，改用机器开采。）他以官僚制度来办这个企业，其腐败与招商局相同。盛宣怀及其亲属都发了财，而这企业则为日本、德国和比利时等国资本所侵入，成为他们争夺的对象。

（四）后膛枪和铁甲船

在太平天国战争末期，李鸿章已经形成了一套唯武器论。以满洲贵族奕訢、文祥等为首的总理衙门非常赞同这种唯武器论。他们曾把李鸿章的主张归结为这样几句话：“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注：《同治夷务》卷二十五，页1。）。

从六十年代初年起，办洋务的官僚们在“自强”的口号下，买洋枪洋炮，请外国人练兵，提倡办军火工业和与军事工业直接有关的采矿、冶炼工业。他们从事可以赚钱的轮船运输业和轻工业，也还是为了充实军饷，增加搞军事的本钱。就连提倡学外国语文，提倡某些“西学”，派人出洋留学也是围绕着军事的中心。由于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创议，同治十一年（1872年）起派了几批幼童赴美留学，但多数都未学成即撤回。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派了几个武弁到德国学习水陆军械技艺，同年福建船政大臣也开始派学生出洋学习海军和造船。这是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的开端。曾国藩、李鸿章为发起派留学生致总理衙门的信中说：“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注：《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一，页20。）超过这个范围的“西学”是他们所不愿意提倡的。

这些封建官僚认为他们之所以只能向外国侵略者屈服，是因为武器不如对方的原故，而他们之所以能把太平天国及其他人民起义镇压下去，是因为从外国人那里得到洋枪洋炮的原故。因此他们要使洋枪洋炮成为官方垄断的秘密武器。总理衙门说：“此项精秘之器……仍禁民间学习，以免别滋流弊”。又说：“如令洋弁教练，总宜拨给旗兵或绿营正身兵丁，断不可令招募之勇学其兵法，以免后患”，（注：《同治夷务》卷二十五，页3；卷三十，页10。）外国人肯把枪炮卖给中国封建统治者，愿意教会他们使用，甚至传授制造的“秘诀”，这是洋务官僚们认为万幸的事。他们以为学到了这套本事，就至少可以同外国人平起平坐了。

但是事实上，清朝政府不但继续在西方列强的军事讹诈面前屈服，而且还在七十年代初，被东方近邻新出现的一个侵略国家所吓倒。日本在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迅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且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表现了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派兵三千人，在一些美国军官的协助下，突然在台湾南部的琅峤（今恒春半岛）登陆。这一袭击使清朝从中央到沿海各省全都张皇失措，恐慌万状。他们不敢武力抵抗，害怕引起战争，便只能接受英、美、法等国站在袒护日本立场上的“调停”，送给日本五十万两的“赔偿”以换取日本退兵。由于当时日本还被视为一个落后的小国，因此，这一可耻的妥协使清朝统治者也不能不说，喊叫了十年“自强”，其实毫无实效。总理衙门在这一年提出六条“紧急机宜”，以期达到“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示接受这一次为日本侵略行动所吓倒的教训。

这里应该说一下，正是在六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工业的发展，战争的武器有了很大的改进。恩格斯在1860年著的《步枪史》中指出，当时普通使用的虽然是前装枪，但适于战士使用的后装枪，已经出现，恩格斯说：“看来这种枪一定会逐渐代替所有其他类型的枪”。（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十五，页239。）不久后，普鲁士首先用后装线膛枪来装备了全体步兵，而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双方军队使用的都是后装线膛枪。这点恩格斯在1878年著《反杜林论》中曾加以论述。恩格斯在同一书中还说到海上武器的变化，他说：“仅仅在最近二十年中就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更加彻底的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页211-212、206。）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时，军舰还是靠帆力航行而以蒸气机作辅助作用的木质舰船，“到这次战争快结束时，出现了浮动的装甲炮台”。“不久以后，军舰也装上了铁甲”，装甲的厚度从至多四英寸逐步发展到十、十二、十四和二十四英寸厚。“现在的军舰是一种巨大的装甲的螺旋推进式蒸汽舰，有八千到九千吨的排水量，有六千到八千匹马力，有旋转的炮塔，四门以至六门重炮，有装在舰首吃水线以下的突出的冲角来冲撞敌人的舰船。这种军舰是一部庞大的机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页211-212、206。）恩格斯指出，武器的这种变化是和经济发展情况有关的。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页211-212、206。）

中国的一些封建官僚看到了西方的武器的改进，但丝毫也不懂得这种改进与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李鸿章在同治二年（1863年）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注：《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三，页19。）可是现在总算已经有了大炮、轮船，为什么外国人还敢于来欺负，而且竟然挑唆日本这个区区“小国”来挑衅呢？李鸿章作为熟悉洋务情况的唯武器论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还不懂得使用后膛枪（即后装线膛枪），还没有铁甲兵船的原故。光绪九年（1883年）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说：“同治初年我军在苏沪与洋人合力剿贼，其时洋人与我军所用者皆系前门枪炮，尚无后膛名目。……西方军实，日新月异，各国尽改用后膛新式枪炮，操练精熟，中国若为弗知也者，殊可愧叹。”（注：《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十五，页23。）他自夸他的部队是最先购置后膛新式枪炮的。所以他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响应总理衙门的六条“紧急机宜”说：“各省抽练之兵……用洋枪者已少，用后门枪及炸炮者更少。”他认为这样的军队“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侮实未敢信”。所以他主张“现有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沿海防营并换用后门进子枪”。（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页13、14。）淮军系统的湖北提督郭松林在光绪五年（1879年）奏请所有军队“一律改换后门洋枪，用西人之法以练其纪律。……”（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三册，页514。）当时的各地机器局虽然能够造成一些枪，但后膛新式枪却只能向外国买。光绪十三年（1887年）新任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说：“臣查上海、天津、金陵三厂为中国机器局之大观，然皆未铸后膛洋枪，而川省机器局竟公然铸之。臣于去年冬间初到川时，诧为神异，心窃喜之”，但他说：经过实际操习，原来花了很大本钱造出来的这些枪全不合用，“以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因此他决定停办这个机器局，而以省下来的钱向“上海地亚士洋行购定后膛毛瑟枪一千五百杆”以及其他枪支弹药。（注：《洋务运动资料》第四册，页359、360。）虽然清朝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没有财力做到普遍使用后门枪炮，但这种主张显然使上海的洋行和德国的克虏伯、英国的阿姆士特龙等军火工厂做了一笔笔大宗的买卖。

至于装甲的大兵舰，自己更是造不出来，只能花钱去买。当时不少洋务家们认为同治十三年之所以对日本委曲将就，根本原因就在于铁甲船上。文祥说：“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注：《同治夷务》卷九十八，页41。）总理衙门也说：“伏查上年日本兵扰台湾，正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彼时各疆臣防务未集，骤难用兵，均以彼有此船，中国无此船为可虑之尤。”（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337。）属于李鸿章系统的福建巡抚丁日昌更说：“查铁甲船为目前第一破敌利器，泰西各国皆视铁甲船之多寡以为强弱。即如日本蕞尔小国，尚且罄其全力购成铁甲船数号以壮国势。……故大学士文祥亦曾请购办铁甲船以为自强根本，此论均属切中目前事机”。（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369。）他还说“彼族（指西方各国——引者）所恃以纵横海上者，铁甲船、蚊子船及水雷、后门枪炮而已”。（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415。）但是据说“铁甲船每只价银二百余万两及百万以外”。（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337。）所以，总理衙门虽在光绪元年（1875年）已主张先买一两只试用，却在几年内未能做到。

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从光绪元年到六年（1875年到1880年）先后委托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的阿姆士特龙兵工厂买了十艘小型的兵舰，即所谓蚊子船和碰快船，花了近二百万两银子。在他提议下，广东、山东等省也纷纷购置蚊子船。但李鸿章认为这些还是不够的，“欲求自强，仍非破除成见，定购铁甲不可”。（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十五，页28。）这时清朝当局得到消息，说是英国新买下两艘德国制成的“八角台铁甲船”，可以转售，其价“合中国银两核计约二百余万两之谱”。李鸿章认为虽然筹款困难，但是决不可错过这个机会。他说：“若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十六，页4。）

在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买办性的封建官僚们就是用唯武器论和单纯军事观点来空谈“抵御外侮”，并用以掩盖他们的投降主义的。

由于某些原因，从英国转购德国所制的“八角台铁甲船”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在总理衙门的支持下，李鸿章终于经过驻德公使李凤苞向德国的伏尔舰厂订购了两艘较大的有六千匹马力的铁甲船（“定远”“镇远”）和一艘有二千八百匹马力的钢甲船（“济远”）。这三艘军舰造好后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驶抵中国。这三只船和一切所属设备以及送船来华的一应费用，超过四百万两银子。

李鸿章得到这三艘船的时候，已经是在中法战争（光绪十年，1884年）之后。算是接受中法战争的教训，光绪十一年上谕说：“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565。）这时设立了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并且决定首先加强在李鸿章主持下的北洋水师。继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后，李鸿章又先后从德国、英国买进了若干艘船只，并建设了军港、船坞等设备。李鸿章的海军，同他的陆军一样，用了许多外国人。例如在定远、镇远、济远三船上有德国人四十二人。北洋舰队的副统领是英国人琅威理，旅顺、大连和威海卫的军港和炮台也是由外国人，主要是琅威理和德国人汉纳根等人设计和监造的。当时，其他地方的名义上算是防御外国侵略的防务设施也总是靠外国人搞的，例如长江上的吴淞炮台、江阴炮台就是由英国人参加建筑和教习的。

李鸿章在自称他的海军建立成功以后，光绪十七年（1891年），进行第一次大检阅，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进行第二次大检阅（按规定，每三年检阅一次）。他自我吹嘘说：“……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他认为海防已非常巩固，“此后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八，页14、17。）

就在第二次大检阅的这一年七、八月间，中日战争爆发，在战争中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旅顺、大连、威海卫等要塞全部被敌军占领。

清朝政府在海军方面动用了很大数量的经费，这大笔经费成了从皇室到各级有关官员贪污中饱的对象。为慈禧太后的游乐而建筑的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注：《光绪十七年二月总理海军事务奕劻等片》。见《洋务运动资料》第三册，页141。）不过这个数目其实只是海军经费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在李凤苞最初受李鸿章委托购买兵舰时就有人指摘说：李凤苞“浮开价值，尽入私囊，闻其数目足敷十余营一年之饷。”（注：《国子监祭酒盛昱片》。同上书，页12。）这种指摘是可信的，因为“采买西洋军火器械，有浮报价银两三倍者，并有浮报至四五倍者”，（注：刘锡鸿：《筹办海防划一章程十条折片》。见《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485。）这是官僚机构中的通常现象。在已经停止购置新舰时，北洋海防费支出每年仍达一百四五十万两，其中究竟有多少真正用在海防上是很难说的。

贪污不过是封建官僚机构必然具有的腐朽属性之一。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军事力量，正是为了卫护这种封建官僚机构，为了卫护整个封建统治和这种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的。他们希望牢牢地维持原来的社会政治制度而只加上一点从外国买来的新式武器，就能达到他们所谓“自强”的目的，当然只能是个梦想。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在其极盛时期，虽然好象是个很有力量的庞然大物，但这不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极其脆弱的畸形的怪物！

（五）洋务问题上的一种分歧

在洋务派官僚大肆购买洋枪、洋炮、轮船、兵舰，并开办各种工厂的时候，封建官僚内部有一派人提出了反对的主张。由于这派人坚持拒绝任何在封建社会中原来没有的新东西，可以称之为极端守旧派。

同治元年（1862年），总理衙门在北京创设同文馆，招收学生，学习英、法、俄文，所收学生只限于满族青年。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又奏请说：“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所以要在同文馆内另设一馆“延聘西人”教习天文、算学。显然出于害怕洋人的本领传到民间去的用意，规定必须是“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并须“取具同乡京官印结”，才能投考入学。（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22-23。）虽然有这些限制，但这个主张仍然遭到极端守旧派的强烈反对。

首先是监察御史张盛藻表示特别反对“专用正途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术”，他说：“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28-29。）接着，大学士倭仁也再三提出反对意见，他说：“今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恐不为夷人所用者鲜矣。”“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34、38。）倭仁是当时所谓理学的权威，又是大学士的身分，响应他的意见的一时颇不乏人。结果同文馆虽然按照总理衙门的原议办起来了，但是在倭仁等人造成的反对舆论的影响下，投考的人寥寥无几。

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总理衙门提出六条“紧急机宜”，发交各省总督、巡抚筹议以后，由于李鸿章为首的实力派的倡导，办洋务已经成为官场中的时髦风气，许多人把买军火、购机器、办机器局当成升官发财的捷径。但是官僚集团中仍有不少人以极端守旧派的观点发出反对的呼声。

从上述倭仁、张盛藻的议论中，可以看到，极端守旧派是以“孔孟之道”“尧舜之道”来反对洋务的。他们担心“洋学”盛行，封建传统的思想体系将受到冲决，因此而动摇封建政治和封建经济体制。光绪元年（1875年）通政使于凌辰的奏折说：“夫制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21。）其实洋务派和极端守旧派并没有原则上的对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和其他办洋务的官僚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者，他们丝毫无意于学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李鸿章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注：《同治夷务》卷二十五，页9。）一个曾任浙江巡抚的内阁学士梅启照在光绪六年（1880年）说：“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惟武备则极力讲求；武备亦无足取法，唯船坚炮利四字则精益求精”。（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489。）此人是个主张买铁甲船，热中于办洋务的角色。封建官僚中的洋务派和极端守旧派同样都是要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他们的分歧不过在于洋务派认为必须给封建主义的统治机器加上一些洋式的利爪，以挽救它的垂危的命运。洋务派的反动目的固然不能达到，极端守旧派以为拒绝“洋器”和“洋学”就能维持封建主义于不坠，当然也只是反动的空想。

极端守旧派对办洋务的讥讽，有些话是说得很尖锐而符合事实的。例如刘锡鸿于光绪元年（1875年）致书李鸿章，申述洋务派的练兵、理财、造船、制器均无实效，他说：“迩来帑藏竭于上，民财殚于下，惟各省局卡官吏顿成豪富者甚多，则诸所作为无益实用可想。将来恃以御敌，决必大误机宜，尔时图官得官，图利得利者多饱飏去矣。”（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273-274、277。）但他当然不愿意承认，这是腐朽的封建政治下的必然现象。

极端守旧派认为洋务派是“用夷变夏”。他们当中有人骂李鸿章、丁日昌是“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注：《光绪元年通政使于凌辰奏折》。同上书，页121。）又有人指斥李鸿章是“竭中国之国帑、民财而尽输之洋人”。（注：《光绪元年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折》。同上书，页135。）这种攻击，固然为许多顽固地企图一切照旧保持封建秩序的地主官僚赞赏，一切痛恨投降主义的人士听了也感到言之成理。但是投降主义并不是从修铁路、造轮船而来的，而是腐朽的封建主义的派生物。极端守旧派虽然用这点攻击洋务派，其实他们自己也是投降主义者。例如上面提到过的刘锡鸿，在他致李鸿章反对洋务的信中说：“今西夷远隔重洋，势不能跨越数万里并有华夏”，所以他以为“西洋之事当以和为主”，“平日接待洋人亦宜以诚以信，袒怀相示”。（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275-276，288。）这个反对洋枪、洋炮、洋船的人竟不反对用洋税务司，甚至主张“仿税务司而推广之，各省似不妨增设洋务司正副两员，以洋人之有才而能习正音（意谓能说中国话——引者）者充当”。他以为，一切中外交涉，交给这些担任“洋务司”的外国人去处理，这样，“中国贵官”就不必亲自去接待洋人，以至失去体统。（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297-298。）他所要求的只是保留封建主义的“体统”，当然不可能在实质上反对投降主义。

极端守旧派还抓住了洋务派的唯武器论这个弱点，例如刘锡鸿说：“军民之心皆涣，虽有轮船火器，畴则驾而用之？”“士卒同仇，则制梃可挞坚甲利兵；士卒逃散，则干将莫邪亦成废铁，在人不在器也”。（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278、289。）这些话固然好象很有道理，但是他们想用这个道理来证明，中国不应该使用新式枪炮，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应该出现铁路、轮船、机器、电报等新事物，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我们必须检查他们用什么东西来反对洋务派的唯武器论。

通政使于凌辰说：“官畏夷，民不畏夷，夷人敢与官争，不敢与民抗，其畏我人心，更甚于我之畏彼利器”。（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21。）大理寺少卿王家璧说：“敌所畏者中国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34。）他们用“人心”和“民心”同洋务派所推崇的后膛枪和铁甲船对立起来，以为只要牢牢地保持“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就能得“人心”，（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21。）装成好象是由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而得出了重视人民的力量的结论。但是他们从维护反动的封建礼教的立场出发，决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仁义忠信可遍令人习之，机巧军械万不可多令人习之也”。（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290。）他们从反动的立场出发推崇鸦片战争时的三元里的斗争，并赞扬当时的人民群众的反教会斗争。他们想用在萌芽状态中的中国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外国侵略的斗争，来证明封建旧制度、旧思想似乎能够代表和动员人民的力量。官至四川按察使的方濬颐在所著《二知轩文存》（光绪四年刊）中大谈“民为邦本”，并且用“三元里之战”等的经验来证明中国不需要“泰西机器”。他说：“彼之人（指资本主义外国——引者）无礼乐教化，无典章文物，而沾沾焉惟利是视，好勇斗狠，恃其心思技巧，以此为富强之计，而我内地奸民遂与之勾结煽惑，陈书当道，几几乎欲用夷变夏。夫岂知中国三千年以来，帝王代嬗，治乱循环，惟以德服人者始能混一区宇，奠安黎庶。……而所谓天锡勇智，表正万邦者，要不在区区器械机巧之末也。曰有本在。本何在？在民。”（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455。）极端守旧派的这种议论充分表明封建传统思想所说的“民为邦本”一类口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中国封建制度濒于没落，中国社会面临巨大震荡和变化的时候，他们仍想把中国人民束缚在封建传统中，抗拒任何一点新的变化和进步。他们是用比洋务派更加落后的观点来反对洋务派。

（六）洋务问题上的又一种分歧

在洋务问题上还有另一种分歧，这种分歧开始时虽然还没有表现为明显的对立，然而是很值得注意的。

光绪元年（1875年）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说：“窃谓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近天津招商局（指李鸿章主办的轮船招商局——引者）亦略得此意，然其法在招致商人，而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固不如使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又说：“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38、139。）郭嵩焘也是个热心提倡洋务的官僚，在许多问题上同李鸿章是一致的，但他的这一番话却同李鸿章多少有点不同。他不认为“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而以为它们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只是因为现在还不能一下子从根本上学它，所以只好先从造船制器学起。他认为必须象西方那样“通商贾之气”，让商人自由地经营造船、制器等业，而不大赞成官督商办的招商局的那种做法。他还以为“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是谈不到“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的。（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42、143。）

类似的看法还可以举一些例。中过举但没有做官的强汝询针对同治十三年总理衙门所提六条紧急机宜发表的意见中，虽然赞成选用新式武器等，但又认为“西洋之强岂专恃乎器哉？其官民甚和，其心志甚齐，其法制简而肃……”表示了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的羡慕。他认为官办的事业靠不住，“天下唯由官办者最不能久”。（注：《求益斋文存》。《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361、365。）光绪四年（1878年）监察御史李璠主张对付西方经济侵略的办法是“唯有以商敌商，鼓励沿海义民仿照外国凑集公司，前往贸易，收回利权”。他又说：“外国官与商合，商之势大，故日臻富强；中国官与商分，商之势单，故日趋贫弱。”（注：《求益斋文存》。《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66、167。）光绪五年（1879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也认为，“西人之法例有足采者，可参用焉”，他主张鼓励富商投资办各种企业，“中国商民有能备火轮船一只驶于长江大洋，及以五十万金为本资贩丝茶于外洋者，并能于京师及各直省设火轮车及电线者，皆酌赏以官职。”（注：《求益斋文存》。《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78、181。）

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要求发展私人资本，要求（虽然是更加含糊和不明确地要求）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这种主张的出现，是当时除了官僚资本以外，已有一部分地主和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事实的反映。

在中国封建经济内部本来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除了继续受着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外，又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下遭到摧残。原有的工场手工业在艰难条件下挣扎，发展到机器工业的可能是很少的。拥有私人资金可以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只有官僚、地主、商人和买办商人。封建统治者长期间认为机器流传到民间是十分有害的事情，例如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北京附近的通州有个武举人李福明开办了一个每天能磨成细面二百担的机器磨坊，竟被御史参奏，以“私开机器磨坊”的罪名受到惩戒。（注：见《光绪朝东华录》，总页3553。）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实行官督商办，企图在官僚机构的控制下集中私人的资金，实行垄断，其效果如何，前面已经说过了。光绪元年（1875年）有人指出：“自中外通商以来，江、浙、闽、广诸商，亦有置买轮船者，大抵皆附西商之藉，用西国之旗，虽经费甚大，利归西人，而诸商曾不以为悔者，其故何也？盖为华商则报税过关，每虞稽滞，掣肘必多，为洋商则任往各口无所拦阻，获利较易也”。（注：薛福成：《应诏陈言》（这是代山东巡抚丁宝桢起草的）。《庸庵文编》卷一，光绪年间刻本，页23。）事实上，除投靠外国轮船公司外，还有许多官僚、商人、地主的资金存到外国的银行和洋行中。在这种种情形下，直到九十年代初（即中日战争以前），私人资本经营的新式工业是为数很少的。其中多数在上海。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上海的私人资本经营的新式企业（即使用机器的企业），不过是轮船修理、缫丝、轧花、粮食加工（碾米、磨粉）、火柴制造、印刷出版（石印）等行业，企业的总数（包括存在不久就歇业的）大约在五十家左右。有的雇佣工人五六百人，在当时也就算规模不小了。除上海外，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和沿海的福州、汕头、宁波、厦门、台湾等地也有若干这类企业出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有一个广东南海的举人陈启源（他曾到南洋经商）在他的家乡创设机器缫丝厂，以后继续有人仿行，到光绪七年（1881年），在南海、顺德一带有了十一家这样的厂，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发展到五六十家，每家雇佣的工人自数十人、二三百人至七八百人不等。至于全国其他地区，只有重庆、汉口、镇江、杭州、太原存在极少数的这种私营的新式企业。投资设立这些企业的，多半本人就曾是官僚，至少是有功名的地主绅士，因而同当权的官僚有联系；有的本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同外国资本有联系，与洋务派官僚有联系。

上述的郭嵩焘等人虽然提出了与洋务派的主导观点有所不同的主张，但他们不能自觉地同洋务派对立起来，就是因为他们的主张所代表的并不是真正的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这种刚开始企图使自己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官僚。

这样，就在办洋务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两种分歧，也就是洋务派遇到了两种反对者，一种是站在极端守旧的封建主义立场上的反对者，一种可以说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反对者。前一种分歧虽然曾表现为尖锐地互相攻击，但双方在保卫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一根本点上其实是一致的。因此到了下一时期，当面临着是否要在政治经济制度上按资本主义方向实行某种变革的问题的时候，封建官僚中的洋务派和极端守旧派就能够抛开他们之间的分歧而采取共同的行动。后一种分歧虽然开始时是并不明显的，却是带有本质意义的分歧。随着实际社会生活的发展，这一分歧势必要越来越扩大起来。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逐渐出现了一些人，比较明白地以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洋务派，例如光绪十二年（1886年）宋育仁著的《时务论》中说，对于西方国家，“不师其法，惟仿其器，竭天下之心思财力以从事海防洋务，未收富强之效，徒使国兴聚敛，而官私中饱，此不揣本而齐末，故欲益而反损”。另一方面，他又说：“拘于墟者闭明而塞聪，耳食而目论，以为一切宜报罢，不者以为天下殃。问何以策此时，则乌猝嗟诿之于无策。”（注：宋育仁：《时务论》，光绪年间的刻本，页1。）前一段话是反对洋务派的做法，后一段话则是讥讽那种站在封建主义立场否定洋务的人。

提出这种议论的人，有的是地主阶级出身的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经过科举考试，有了功名，做过小官，但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学”的影响，或者还参与过工商业活动；有的是在上海、香港学过外国语，和外国人有较多接触，甚至充当过买办商人，并因此而为洋务派官僚所任用。他们认为，象洋务派那样学习西方是不够的，由封建官僚来办洋务也是不行的。他们开始用“变法”来做自己的旗帜，把自己同洋务派区别开来。他们的主张，最突出的有两点：

第一，他们认为，国家应当容许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郑观应在光绪六年（1880年）出版《易言》一书，主张开矿、办工厂等，但究竟是官办还是民办，还不明确；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又出版了《盛世危言》一书，主张既要讲求武备，对付外国资本主义的“兵战”，更要振兴民族工商业，同外国进行“商战”；他还说：“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令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三，光绪二十一年刊本，页8-9。《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524。）陈虬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所著《经世博议》说：“保险、信局、铁路、矿务、织布等局，官方所未及办者，可准华商包办，许其专利若干年。”（注：陈虬：《经世博议》卷二，光绪十九年瓯雅堂刊本，页12。）他们中有人明确地反对官督商办。汤震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所著《危言》说：“西人言理财，从无以商合官者。今乃混官商而一之。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注：汤震：《危言》卷二，光绪十六年刊本，页16。）

第二，他们主张效法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设立“议会”。他们所设想的“议会”，可以拿光绪十九年（1893年）陈炽所著《庸书》中的说法来代表。他说：“各府州县则仿外洋议院之制，由百姓公举乡官，每乡二人，一正一副，其年必足三十岁，其产必及一千金。……每任二年，期满再举，邑中有大政疑狱则聚众咨之。”（注：陈炽：《庸书》内编卷上，光绪二十三年刊本，页7。）他主张，从地方到中央逐级都实行这种“议院”制度，不必担心这样的制度会有害于“国家”。他说：“今通邑大都，多有绅商董事，有事秉公理处；争讼日稀，惟力薄权轻，无由上达耳。未闻绅董之害政，而疑于议院之抗官乎？”（注：陈炽：《庸书》外编，卷下，页1。）这虽然可以说是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但并不真是要以资产阶级制度来彻底反对封建主义制度，而不过是在原有的封建统治制度下，为“绅商董事”，即企图使自己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官僚，争取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较多的权力。

这种变法主张虽然比较明确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洋务派，但是因为它所反映的是从封建阶级中分化来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所以只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义。到了洋务派因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声名狼藉之后，这种变法的主张日益成为有广泛影响的思潮。

（七）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

毛泽东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1488-1489。）

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八十年代才开始与买办资本、官僚资本逐渐分离而形成。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则在此以前已经诞生了。毛泽东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21。）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已开始有一些穷苦劳动人民成为直接受外国资本奴役的雇佣劳动者，他们是外国轮船上的船员和香港及沿海通商口岸的船坞工人、码头工人以及其他很少数的工厂的工人。到了六十年代后，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渐渐多起来，再加上封建官僚举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初期的民族资本的工业也开始发生，无产阶级的数量随之而逐渐增多起来。在这里所说的三十年的末尾，即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据估计，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总数，已有近十万人。这时，在外国资本直接经营的企业中的工人共约三万四千人，在官办企业中的工人也和这数目差不多（其中，军事工业的工人约一万人，矿山和冶炼工业、纺织工业的工人约二万四千人），在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包括工厂和矿山）中的工人则约二万七千人。这三项合计，共约九万五千人左右。（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有1894年近代工业中雇佣工人人数的估计（见该书页1201）。这里是根据该书提供的材料作了某些调整，取其大数。）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当时，属于无产阶级的还有海员、船员，码头运输工人，城市建筑工人，还有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还有农村中的雇农以及其他的城乡无产者。他们的总数当然要比上述产业工人的数目大得多。但是产业工人（一部分船员也应该属于其中）是整个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核心。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新的最革命的阶级的产生。

早期的中国产业工人，不仅是受着资本主义剥削的雇佣劳动者，而且直接身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外国资本家称中国工人为“苦力”，以极低的工资，在极恶劣的工作条件下驱使中国工人从事劳动。担任“监工”的洋人实际上是手执皮鞭的奴隶主。外国资本家还利用封建的把头制来奴役中国工人。清朝政府的官办企业对于工人也实行超经济的残酷剥削，并直接使用暴力压迫和统治工人。例如官办的开平煤矿，李鸿章批准有权设立刑具，对工人判刑。（注：《开平矿务创办章程》。引自《近代中国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243。）

第一代的中国产业工人证明了，中国劳动人民凭着勤劳和智慧，只要接触到新式的机器，就能够很快地学会掌握它。这一点，即使是抱着种族偏见的西方人也不能不承认。英国人的一家在中国办的刊物这样叙述江南制造局的工人说：“在早期，当这年轻的兵工厂主要从事制造小型军用品的时候，外国监工们看着那些中国工人工作的迅速和灵巧，十分敬佩和惊叹。这些工人比街头乞丐好不了很多，获得了一点使用机器的知识，但他们显然具有控制和使用机器工具的天赋能力。”（注：1893年6月9日《北华捷报》。转引自《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224。）那些办工业的洋务官僚们虽然总是以为离开了洋人就办不了事，而被聘用的外国技师也不愿尽心竭力地教中国工人，但事实上，中国工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实习就能独立地进行工作。福州船政局在光绪五年（1879年）在没有洋匠的情况下制度了铁胁船，当时的督办船政大臣奏报说：“洋匠撤后，华工……年来改制铁胁，造法虽殊，而工料之坚则与从前无异”，“所有铁胁、铁梁、铁牵、铁龙骨、斗鲸及所配轮机，均系华工按图仿造。”（注：《洋务运动资料》第五册，页221、208。）官办的工厂之所以成效不好，不是由于工人们无能，而是由于封建官僚的腐朽的管理制度。

外国资本在中国办的企业，清朝官办的企业，以及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几乎都是设立在几个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因此形成了初期的中国产业工人总数虽不大，但在地区上高度集中的状况。据估计，1894年除矿工以外的全国产业工人总数中的百分之八十，集中在上海、汉口、广州、天津这四个城市，而上海就占了百分之四十七。又由于中国的近代机器工业一般不是从手工业作坊发展起来，而是由力量雄厚的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创办的，所以又形成了中国产业工人一开始就集中在较大的企业中的情形。据估计，在1894年雇佣工人五百名以上的企业（包括工厂、矿山）约有四十个，他们所雇佣的工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注：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203。）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近十万的产业工人当然是很小的数目。但是由于他们学会使用机器，成为中国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由于他们一开始就具有高度集中的特点，因而他们同极端分散的、从事手工操作的其他城乡劳动群众相比较，具有很大的先进性。他们中潜藏着的政治能量比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得多。

八十年代，新生的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写下了他们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的纪录。例如在开平矿务局（它是个封建统治势力严格控制的企业），煤矿工人曾为要求提高工资而罢工，又曾为反对外国技师的欺压而进行斗争。在江南制造局，也曾发生工人反对延长工作时间的罢工斗争。香港工人阶级很早就有同外国侵略者斗争的突出表现，咸丰八年（1858年），香港的市政工人和运输工人二万多人举行罢工，他们中许多人回到广州，参加反对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城的斗争。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期间，香港工人阶级举行大规模的罢工，针对以香港作为其军事补给站的法国侵略者，进行了有力的斗争。

中国的第一代的工人阶级，如同在以后的年代里不断地增加到它的队伍里来的新的成份一样，多半是出身于破产的农民。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所具有的特出的优点之一就是他们“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39。）

但是新生的无产阶级不是立即就能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的。早期的工人阶级不但带有小生产者出身的痕迹，而且还受着手工业行会和地方帮派这些封建组织的严重影响。行会和帮派的组织使工人群众的眼光限制在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上，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他们的觉悟的提高。在这里所说的三十年间以及在这以后的二十多年间，新生的无产阶级还处于从自在的阶级逐步地进而为自觉的阶级的过程中。只是到了1919年以后，中国无产阶级才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走上革命的舞台，并在本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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