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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章 建立“反共防线”
正当海峡两岸剑拔弩张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为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重新走上扶蒋保台的道路，蒋介石借助“冷战”局势而趁机钻到美国的羽翼之下，像美残存。反共的“朋友”联合起来，蒋介石一只眼睛看着美国，一只眼睛盯着共产党，建立“反共同盟”，筑起一道“反共防线”。
一、“我们的共同利益是反共”
节节败退的蒋介石不会束手待毙，他在积极活动，寻找反共盟友，先后出访菲律宾、南朝鲜。同时，蒋最大的反共靠山——美国，其“袖手”政策也是暂时的。随着美国国内各派系在对华政策上的争吵和斗争，杜鲁门政府渐趋右倾，蒋介石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1．出访菲律宾、南朝鲜
1949年7月至8月间，蒋介石先后访问了菲律宾、南朝鲜。他的这次出访有着深刻的政治和军事背景。
在蒋介石出访前，解放军已攻克南京，占领杭州，解放了京、沪、杭大片土地。蒋介石此时出访旨在建立国际反共联盟，争取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一些反共势力的支持。为此，他不断制造舆论，宣扬国民党所发动的内战是抵抗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侵略”。他呼吁国际反动势力在反共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当时的菲律宾季里诺政府和南朝鲜的李承晚政权，比国民党政府的处境虽然要好一些，但他们也同样遇到了国内共产党等进步力量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特别是朝鲜一半以上的国土被解放，严重地威胁着李承晚的统治。蒋介石乘机鼓噪说：“彼之国势与处境与我正同”，“实有风雨同舟之感”，“彼此命运相关”，“我们共同的利益是反共”。
所以，季里诺、李承晚和蒋介石都主张结盟反共。他们通过频繁的外交活动，一致同意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反共国家之军事、政治、经济联盟，籍以抵抗共产主义之侵略”。当时由于菲律宾的形势稍许好一些，所以蒋介石、李承晚就怂恿季里诺出来领导，“主动组织太平洋联盟”。
蒋介石出访，组织反共联盟，也是为了拖住美国，以便得到更多的支持。蒋介石竭力配合菲、韩政府领导人活动，尽力拉美国参加和领导反共联盟。他们直言不讳，“联盟的目标是希望美国参加”。“组织太平洋联盟之海上行动，必须来自美国”。“美国之领导，可以形成一团结中心，由于经济与国力之限制，亚洲国家实力无力支持一真正有效之联盟”。因为只有美国有经济、军事实力，能为蒋介石、季里诺、李承晚等反共政权提供经济和军火援助，甚至派出武装部队直接参战。
基于上述目的，蒋介石不辞辛苦，亲自出马，走访当时菲律宾、南朝鲜的领导人。
1949年7月2日，蒋介石接到了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关于欢迎他访菲，“面商远东大局”的电报，非常高兴，经过几天准备后于7月11日带着一大批随员赴菲律宾访问。蒋介石就建立地区反共联盟等问题与季里诺进行了深入的会谈，随后发表了联合声明：
我们都认为中菲的关系应该强化，并且两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使经济与文化的合作得以促进和更形密切。同时，对于远东国家协力求取充分发展，以保障他们的稳定与安全之迫切问题，也曾加通盘的磋商。鉴于他们在过去的未能密切合作，又鉴于今日共产党对他们的自由与独立严重威胁，我们深深感到他们有立刻团结为一个联盟的必要，联盟的目的便在团结与互助以遏止并反抗此同一共同所遭遇到的威胁。
并向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呼吁：余等希望亚洲及太平洋其他各国终能起而响应此种同盟之最高目标。
蒋介石感到自己当时既不是国家元首又不是政府首脑，与菲律宾总统发表联合声明，有点不伦不类，因而另外又发表了一个个人的声明：
本人虽然是以私人的资格应李里诺总统的邀请到菲律宾来与他会商，但本人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将建议并要求中国政府对联盟加以充分的支持，并采取行动完成上述联合声明中所说明的协议。
使蒋介石感到十分高兴的是，菲律宾总统为他留了一条后路，当联合社记者向季里诺总统问及在菲律宾成立中国流亡政府一事时，季回答说：“如果蒋氏提出这一计划，我们势将不加拒绝，因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能拒绝庇护另一国家的政府。”
7月19日，蒋介石在广州接到南朝鲜李承晚总统邀请其访问南朝鲜的来电。蒋为了结盟反共，觉得“不能不有此一行”。8月6日，他带着一大批助手由定海抵南朝鲜访问。8月8日，跟李承晚发表联合声明：
吾人在韩国镇海会谈计两日，就亚洲各国或太平洋各国组织联盟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必须予以消灭，而且欲制止此共同威胁，吾人固须各自尽力，而同时必须联合奋斗，吾人之安全，只有团结，始能确保。
吾人深觉太平洋各国，尤其是远东各国，今日由于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所遭遇之危机，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严重，所以，上述各国之需要团结，与需要行动一致，亦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迫切。
基于以上所述，吾人对于季里诺总统暨蒋总裁于本年七月十二日在碧瑶所发联合声明中，关于联盟之主张，完全表示同意。
吾人更进而同意，应请菲律宾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促上述联盟之实现。为此，吾人现正敦促季里诺总统于最短期间，在碧瑶召集一预备会议，以拟订关于联盟之各项具体办法。
蒋介石照例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对于本联合声明中所列举之点，一定全力予以支持。
蒋介石与李承晚为达到结盟反共的目的，联名致电菲律宾总统：现在谨请阁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召集联合声明中所建议举行的会议。季里诺还是比较积极的，他把在碧瑶召集预备会的事交给外交部长办理，自己则重点做美国的工作。其实，当蒋介石8月6日到达南朝鲜访问时，美国政府就发表了中美外交文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俗称白皮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讲蒋介石的失败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所造成的，而不是美国不支持。这给蒋介石组织反共联盟泼了一大盆冷水。蒋介石十分气恼。季里诺为使蒋介石不过于失望，而硬着头皮于8月赴美国访问，力劝美国参加，“敦促支持反共联盟”。
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美国不予理睬。李承晚、季里诺也不再感兴趣，蒋介石只能听之任之，他努力想促成的反共联盟遂成为泡影。并且，季里诺、李承晚都看美国人的眼色行事，他们见美国人不再理睬蒋介石后，也见风使舵，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及至1950年5月，季里诺竟放出口风，连以前做出的接受蒋介石流亡的承诺也推翻了。
2．美国要筑一道反共产党的墙
美国的弃蒋政策使蒋介石绝望到了极点，没有了美国的输血打气，何谈有东山再起之机。正当蒋介石在孤岛上默默祈祷上帝相助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美国政策的微妙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与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由合作走向分裂，美苏关系逐渐恶化。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标志着国际关系进入冷战时期，美苏互视对方为头号敌人，双方发生了激烈对抗，这种对抗在中国表现为苏联支持共产党，美国扶持国民党，国共互不相让。1949年蒋介石退台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一气之下，美国将失败的怒火发泄在了蒋介石身上，从而采取“袖手”政策。
此时，正值美国在国际上全面推行其“遏制”政策的时期，冷战的格局使华盛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战后不安全感”。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在制订其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对苏联因素的考虑往往成为美国决策层政策取舍的依据。而中国本身的内在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审议中，有时反倒退居其次位置。由此可知，美国不会真正退出中国事务。实质上，是否拉一把漂落孤岛的蒋介石，美国一直处于犹豫之中，因为，蒋介石的生死虽无关紧要，而台湾的“失陷”将直接关系到它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原来美国所奉行的政策，一直是基于维持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以便使美国在亚洲能有一个亲美的中国作为其地缘依托的一部分。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尚稳，也就是说当中国还能留在美国势力范围的前提下，美国对台湾尚不留意，支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要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还牢靠，那就说明台湾尚留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友邦”手中，于美国的东亚战略态势无害。因此，美国也没必要介入台湾问题。而现在，国民党在大陆已经失败，有消息表明共产党正“渗透”台湾，进而取代国民党在该岛的统治。那么，美国在亚洲势力范围内将要失去的，就不仅仅只是中国大陆了，台湾也可能保不住。
一旦失去台湾，使台湾陷于“一个受克里姆林宫指使”的政府之下，“对美国的安全将会产生严重不利的影响。”原因在于：一是如果在亚太发生战争，美国就无法接近中国大陆的战略要地，包括空军基地、海港和沿岸铁路集散站，所以，台湾具备潜在的价值，可作为美国的战时基地；二是一旦台湾失陷，苏联将控制从日本到马来西亚地区的航海线，甚至将控制区域“扩大到琉球和菲律宾”，这将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安全；三是当时日本的食物及其他补给主要靠台湾供给，如果切断这一来源，日本就会成为美国的负担，对美国的价值就会下降。基于以上种种考虑，“介入台湾”的问题就摆在了美国面前。
此时，苏联和新中国的结盟进一步刺激了美国，新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也在不断恶化。
新中国一成立，就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与各国建交问题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同社会主义国家建交，不需经过谈判过程；而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原则上是先谈判后建交，看看它们是否接受新中国的建交条件。
1949年10月2日，苏联率先断绝了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予以承认。随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承认了新中国。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此行的基本目标，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即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有极大利益，在致中央的电报中，毛泽东强调指出：“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在他看来，“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经过近两个月的谈判和磋商，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一系列合作协定在莫斯科正式签订，这标志着中苏战略同盟关系的正式确立，同时也意味着新中国与美国和解的前景将更为暗淡。
事实上，在中苏关系接近的同时，中美关系则在不断恶化。10月3日，美国国务院宣称：由于中共没有作出要承担其“国际义务”的保证，美国将不会对新中国予以承认，“国民政府”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6日，杜鲁门总统批准继续给予国民党7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在中苏谈判期间，美国国务院接连掀起了几次宣传攻势，力图低毁条约，破坏中苏结盟，艾奇逊在1950年1月12日的一次演说中声称苏联正准备把中国北方的四个地区并入苏联。3月15日，他又重复类似的指责。
但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这类指责“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针对美国对中苏条约和协定的攻击，2月14日，在莫斯科的签字仪式上，周恩来表明了新中国所持的立场：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是根据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将成为中苏两国兄弟友谊和永久合作的标志。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也特别表现了苏联在斯大林大元帅的政策指导下，热情地援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这将使新中国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而且也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世界和平。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曾经千方百计，企图挑拨离间我们两国的友谊，现在这种无耻的企图已经彻头彻尾地失败了。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我相信，拥护我们的条约和协定的将不只是中苏人民，而且将是全世界的进步人类，而仇恨这些条约和协定的不过是那些帝国主义者，那些战争贩子。”17日，毛泽东在发表离苏临时演说时更加明确地宣布：“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它的巩固与安全成为中央领导人所考虑的首要问题，而这种巩固和安全的最大隐患便是美国的干涉和破坏。为了减少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进行政治破坏和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新中国在与苏联接近的同时，决定对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1949年10月24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被市公安局拘捕，罪名是殴打领事馆的一名中国雇员。11月21日，沃德被判处6个月徒刑，并于12月初被驱逐出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进一步讨论了挤走美国在华所有外交人员的策略。1950年1月，北京军管会下令征用美国总领事馆内的美军兵营。中国方面认为，兵营的存在是不平等条约的耻辱标志，决不能允许这些兵营继续为美国这样一个敌视中国的帝国主义大国所控制，中国人民理应将它收回。美国国务院立即作出表示，这是北京对于其国际条约“义务”的严重违反，威胁如果中国征收领事区的任何一部分财产，美国政府将视此举为侵犯美国的权利，那么美国将别无选择，只好关闭所有驻中国的官方机构并撤回全部美国外交人员。
然而，这种威胁丝毫也没有动摇新中国领导人的决心，为了维护自己的对外政策原则，他们决不会向美国的任何压力和威胁屈服。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于1月13日致电刘少奇，表示：“同意（刘）1月13日电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使馆全部撤走。”18日，毛泽东再次电告刘少奇，指出：“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请注意解释。”
同日，新华社发表评论，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国人民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保卫自己祖国的主权的立场上，是从不考虑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意志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制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必须废除；帝国主义者撤退也好，不撤退也好，叫嚣也好，威胁也好，对中国人民的这个正义立场丝毫没有影响。
几年之后，毛泽东在谈到当时外交的战略考虑的时候说：这时，“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外交关系会给我们许多困难”。我们需要“先扫自己的房子”，而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外交关系则困难得多，暂时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就使他们没有机会在我们内部制造麻烦。因此，建交与否，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希望‘客人’迟一些来。我们希望他们来时使他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处于后悔的地位。”
1950年4月10日，美国向中国表示它知道中国政府对于条约义务和西方国家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美国政府继续帮助国民党打内战，要谈改进中美关系是不现实的，也是可笑的。到4月底，美国撤回其留驻中国的全部外交人员，双方不再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渠道，继续相互指责和攻击，关系日趋恶化，一个全面对抗的态势在事实上业已形成，而随之而来的朝鲜战场上的军事较量使得这种敌对更加尖锐化和持久化。
在新中国与美国关系恶化的同时，美国国内亲蒋势力发出了保台的阵阵鼓噪。军方中国防部长约翰逊、远东司令麦克阿瑟等极力鼓动保台，国会中议员史密斯、诺兰、弗格森、塔夫脱及前总统胡佛则主张派遣美国海军“保卫”台湾，甚至海南岛，“在太平洋上筑起一道反对共产主义的墙”。
不仅如此，保台分子也对杜鲁门1950年1月5日的“弃蒋”声明施加了影响，从而为“介入台湾”埋下了伏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的要求下，杜鲁门在美国“无意在台……建立军事基地”句前加上了“现在”二字，并删去了原声明文本中的美国无意“使台湾脱离中国”这句话。布雷德利的理由是，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战争爆发时，美国则有可能要考虑使台湾脱离中国的问题，并有可能在台建立军事基地。艾奇逊在1月5日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现在”这个词意味着“万一不幸我们在远东的部队遭到攻击，美国必须完全有自由在任何地区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来保卫它自己的安全”。显然，美国政府不干涉台湾问题的声明并不彻底，在措辞上已经为日后改变政策埋下伏笔；在另一方面，它也表明杜鲁门政府做出“弃台”的决定是十分勉强的，是迫于形势而做出的权宜之计。
但是，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做出的，是各派斗争的结果。1950年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被称为“划线”的讲话，明确划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岛屿链防线，即比起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至菲律宾，其中并不包括台湾。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似乎已下定决心，决意与台湾诀别。其实，这仅是以艾奇逊为首的“弃蒋”派一时占了上风。
不用说，美国政府把台湾排除在防御圈之外的战略是很不合亲蒋势力口味的。杜鲁门的声明非但没有统一美国朝野的意见，平息反对派的攻击，反而激起了更高一浪的反对，成为攻击的新靶子。诺兰参议员指责政府在执行一种“宿命的”对台政策，要求对国务院远东司进行改组，任命麦克阿瑟为美国远东政策协调人。塔夫脱参议员指出政府的对台政策是与在欧洲阻止共产主义的做法背道而驰的。
资深参议员范登堡也尖刻地抨击了《开罗宣言》。他说：“我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在台湾的600万人民的最后命运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下午在开罗‘牧羊人’旅馆的阳台上永远地决定了。”史密斯认为艾奇逊在1月12日讲话中“错断”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因为艾奇逊把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垮台归因于该政权自己的腐败，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的。而史密斯的看法是，中国是为俄国争夺过去的，国务院完全忽视了台湾的重要性。
麦卡锡参议员则声称帮助俄国“夺取’冲国的就是国务院内的一帮左翼分子。杜勒斯在1月底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对“防御圈战略”进行了攻击：“如果我们放弃了超出我们的军事和经济能力的所有目标，那意味着抛弃了1．8亿的人口；而与此同时，这些人就会招致长期并公开反对我们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包围。”还有许多参议员对杜鲁门事先未与参院外交委员会磋商就决定了对台政策表示强烈不满。
虽然艾奇逊的对台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美国公众的赞同，民意测验表明，50％以上的人反对进一步援助国民党，但国会内的“中国帮”和军方交相呼应，继续敦促政府采取断然措施，改变对台的“袖手”政策。毫无疑问，这给杜鲁门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也使其对台政策的决策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势。为了寻求对外政策的“两党一致”，杜鲁门和艾奇逊也不得不做出一些新姿态。1950年3月，艾奇逊任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库柏为顾问，负责协调欧洲事务；4月，又任命杜勒斯为国务院顾问，负责协调远东事务，并由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腊斯克接替巴特沃斯之职，担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同时还同意将《1948年援华法》的有效期从1949年延长至1950年6月。
但是，杜鲁门政府的让步丝毫也没有缓解反对派的压力。史密斯在1950年4月底把他的女婿和一位助手派到台湾，并指示他们定期向他提供报告。无一例外，这些报告都是要求美国政府承担起“保卫”台湾的“义务”的。史密斯将这些报告广泛分发于国务院、国会和五角大楼。诺兰于5月份致函国防部长约翰逊，声称鉴于中共已同苏联结盟，并没收了美国使馆的财产，与当初杜鲁门发表声明时相比，此时形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因而有必要重新考虑政府的对台政策。
与国会中亲蒋势力相呼应，美国军方继续坚持要求援助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1950年1月20日，国防部长约翰逊建议从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的7500万美元中拨出3000万以援助台湾。6月9日，约翰逊主张“美国应当尽一切努力保持台湾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即使这需要美国军事力量对台提供援助也在所不惜。”
在军中亲台派中颇有影响的麦克阿瑟于1950年6月份声称：台湾是美国从阿留申群岛至菲律宾的远东防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如果发生战事，美国能否守住“防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是否留在“友好”或“中立”的政权手中。他说：
一旦美苏爆发战争，台湾对于共产党来说就相当于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供应站，其位置对于苏联完成其战略十分理想，同时也可以把美国远东部队在（西太平洋）中部和南部的反攻能力彻底消灭。
麦克阿瑟声称，倘若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美国的战略利益将受到严重破坏，等于给了苏联相当于数十艘航空母舰组成的舰队，美国的“防线”就可能被迫退至夏威夷和它的西海岸。麦克阿瑟竟然认为，虽然在二战结束时美国同意把台湾归还中国，但目前的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台湾的归属问题需要重新考虑。他还说，“台湾的最终命运无疑取决于美国”，并主张采取断然措施在此“划线”，不使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
麦克阿瑟要求美国政府“授权他立即就防止共产党占领台湾所必需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条件进行调查，并把此结果作为美国制订对台政策的基础，然后据此采取行动。”对于麦克阿瑟的这番鼓噪，约翰逊深为赞同。他在6月中旬赴东京访问并与麦克阿瑟会晤期间，就表示要向白宫施加压力，以改变其现行的对台政策。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已开始煞费苦心在拟定“保卫”台湾和把它作为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基地的紧急计划。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结盟，再加上美国国内保台势力的横行，使得杜鲁门政府的对台政策逐渐向右转，甚至连坚决主张弃蒋的国务卿艾奇逊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6月初，当约翰逊向艾奇逊询问关于1月5日杜鲁门总统的讲话是否意味着停止以1948年《援华法》军援部分的剩余款项向台湾供应军火时，艾奇逊回复说：“这1．25亿美元余款中尚存在海、陆、空军各部的部分是确定地、绝无变更地归国民党政府使用”，对国民党政府用这笔款购买军火也不要定出截止日期，可以一直到用完1．25亿美元为止。而且，艾奇逊还告诉英国人他们正在考虑台湾问题，不再坚持奉行弃蒋政策，而是努力防止国民党集团的“马上消失”。
正当逃台的蒋介石对前途恐慌到了极点，“台湾已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的时候，因为反共的需要，美国对台政策已发生了变化。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杜鲁门政府重新卷入中国事务，从而也挽救了蒋介石政权。
二、蒋介石意外的惊喜
美国人估计，在1950年6月至7月间，共产党有随时进攻台湾的可能，台湾随时都存在失陷危险。不料，美国人又预料错了。战争没有在台湾发生，而首先在朝鲜半岛引发，朝鲜半岛便成了美、苏、中、南北朝鲜与台湾六方相互冲突的焦点。蒋介石的命运由此又有了转机。
1．蒋介石不敢相信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东部，与中国大陆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相望，东临日本海，西隔黄海，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群岛相对，北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与中国毗连，边界约1300公里，东北端有10多公里与苏联接壤，地处中、苏、日三国之间，扼日本海与黄海和东海的海上交通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朝鲜领土由朝鲜半岛和33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总面积约22万多平方公里。
朝鲜历史复杂，处在二战后美苏对峙的前沿。朝鲜在1910年8月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沦为日本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于1945年8月8日公开对日宣战，百万苏军在向中国东北日本驻军发起进攻的同时，其中一部也于8月13日在朝鲜东部清津地区登陆。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人为了防止更多的胜利果实落入苏联人手中，遂决定与苏联进行协商，划分日本占领区受降范围。经协商，朝鲜以北纬38度线（简称三八线）为界，以北为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随之，苏军占领了三八线以北地区，美军分别在仁川、釜山登陆，控制了三八线以南地区。
根据开罗会议精神，1945年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达成协议，由驻朝鲜的苏军司令部和美军司令部组成联合委员会，协助南、北朝鲜迅速建立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由于美、苏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使三国外长会议精神未能得到贯彻。相反，美国为使其永远控制朝鲜半岛并使之“合法化”，遂于1947年10月，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国际化。11月，美国又操纵联大非法成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用以“监督”朝鲜的普选，继之，美国又于1948年2月26日炮制了“大韩民国”，扶植其傀儡李承晚上台。在此背景下，朝鲜北部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将军领导下，获得苏联的支持，也与同年9月9日，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此朝鲜出现了南北分裂、对峙的局面。
1948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苏、美战斗部队立即撤出朝鲜。苏军于同年12月25日全部撤退完毕。而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一再违反了三国外长会议精神，大量增加军援，加速扩充李承晚军队，以巩固其统治。截止到1949年6月29日，美国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撤离朝鲜，但它已武装了李承晚军队11．4万余人，并留下约500人的军事顾问团。与此同时，李承晚大肆制造战争舆论，散布“北部侵犯南部的危险”，叫嚷要“北进统一”，并带军越过三八线。在此形势下，金日成在获得苏联军事支持的前提下，进行坚决反击。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
这一天是农历庚寅年五月十一日，台北的天空多云转晴。蒋介石逃台后，工作甚是“勤勉”，星期天也不偷闲。7点刚过，他已做完早操，结束祷告来用早餐，但对桌上的稀饭、腌竹笋却没有胃口。命人打开收音机，大陆新华社的广播，他是每天必听的，尤其是重要社论。
虽然7月在即，6月去日无多，但台湾海峡仍平静如西子湖，波舔沙岸，台风席卷而来的日子还未到来。新华社广播中的“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声音，蒋介石听来尤为刺耳。
突然，餐厅的门被推开，英文秘书沈谷匆忙走了进来：
“夫人，蒋先生，有重要消息。”
沈谷见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抬起头来看着他，接着说道：
“美国之音广播，两个小时以前，北朝鲜部队越过三八线，韩战爆发。”
蒋介石挺直腰板，双目炯炯地盯着沈谷，仿佛要从沈谷的神情中探出这个消息的真伪。在旁的宋美龄先是一楞，旋即喜形于色：
“这可是上帝保佑我们啊！韩战爆发必能演成世界大战！”
沈谷在旁忙恭维道：“夫人，蒋先生真是料事如神，去年7月在厦门军事会议上，先生就曾说过‘只要坚持到明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这不，已经来了嘛！”
蒋介石的确说过此话，那是为了给守卫福建的官兵打气。蒋介石从内心深处期盼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好渔翁得利，重返大陆。去年12月在成都，他命令胡宗南死守成都，不许退师西昌，撤往滇越，就是希望美国能干涉中国政局，进而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立即给邵毓麟和陈之迈发电报，查实情况，了解美国动态。”蒋介石毕竟是久经大事的人，此刻头脑清醒，知道待弄清了情况再乐也不迟。
直到夜间10点，蒋介石才接到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发来的首封电报，证实了沈谷的消息的真实性。半个小时后，续电抵达，蒋介石才对战况有了大致了解。
蒋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露端倪。他对朝鲜战争的反应与邵毓麟在电报中的分析不谋而合。邵说：
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非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会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
如果韩战进展不幸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至今中共渡海进攻台湾了。
2．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事情果然如此。当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获悉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正在密苏里老家度假的总统杜鲁门。杜鲁门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动身回白宫，由于艾奇逊让他等一等更为确切的消息，以免夜间飞行危险和引起外界恐慌，他才没有于即日飞返白宫。当晚，他批准将朝鲜问题交联合国安理会处理。
第二天中午，杜鲁门匆忙结束休假飞返华盛顿。在途中杜鲁门妄然断定朝鲜战争是俄国人酝酿的。他说：“我敢肯定…?匦胍匝阑寡溃业贸龅慕崧凼牵┒朗盗Σ攀嵌砉啦谜呶┮欢玫挠镅浴Ｎ颐潜匦胍允盗ξ「栌吠椿鳎椿鞑⒒靼芩恰！倍怕趁糯臃苫细嫜反虻绫ǎ笏捌涓呒毒俸屯饨还宋视诘蓖碓诓祭扯笙镁傩姓铰曰嵋椤?
战争爆发当天，美国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在东京已得到了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布朗将军和驻南朝鲜大使穆西奥的报告。麦氏立即在东京盟军总部召开紧急会议。随后，战报不断传来，北朝鲜已占领江陵、瓮津、开城，春川被围，人民军主力直指汉城。在会上，麦克阿瑟提出了《从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该计划由国防部长约翰逊转达杜鲁门总统。内容为：
一、立即援助朝鲜，并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驻援南朝鲜。
二、认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并给予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
三、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
四、保卫日本的安全。
在华盛顿，6月26日晚杜鲁门与13位负责全国军事、外交的高级官员在布莱尔大厦进行紧急磋商。一致认为朝鲜战争“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形势令人担忧”，为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海进攻台湾应采取措施“保卫”台湾。随后，杜鲁门归纳出三点建议：
一、授权麦克阿瑟向南朝鲜运送军援计划以外的武器和其他装备。
二、动用空军掩护美国妇女和儿童撤退，对企图阻挠撤退的一切北朝鲜飞机和坦克进行还击。
三、命令第七舰队从菲律宾向北移动，以阻止中共进攻台湾，同时劝阻国民党当局不要采取任何针对大陆的行动，并告诫麦克阿瑟不要和台湾搞得过于亲热。
这时，美对台政策骤变。美国第一次公开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即所谓的“台湾问题中立化政策”。这实质上是放弃了它原来的“袖手”政策。随之美国不仅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而且还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议案，组成联合国军开赴朝鲜。
第七舰队是美国海军四大主力舰队之一，与第三舰队同属美国太平洋舰队。其前身是美国大西洋舰队的一支特混舰队，二次大战时，由于对日作战，于1943年3月调归太平洋舰队，称第七舰队，由美国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指挥，主要在菲律宾至印度尼西亚一带海域执行作战任务。6月28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亲自飞往前线督战。6月29日，美国第七舰队的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和1艘运输舰进入台湾海峡并开始游弋，担负起了“保护”台湾的任务。
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是对中国统一的阻挠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粗暴干涉。新中国成立后即确定的解放台湾的方针，因为美国第七舰队的重新部署和对台湾问题的武装干涉，而不得不搁置起来，从而使中国统一的日程表无限期地向后推移。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干涉台湾这个严重侵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行径，使得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本来就没有外交关系的大国，无可挽回地走上对峙的道路。台湾这个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也就成了中美关系中争议最大的问题。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指出，美国行动“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他对美国在台湾立场上出尔反尔的做法感到十分愤慨：“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那是假的，并且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周恩来外交部长同日也发表了《关于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周恩来指出，“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中国政府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爆发的看法是：“美国政府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傀儡集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其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
不管美国帝国主义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关于美国决定武装干涉台湾问题的行径，对中美关系究竟产生什么样的消极影响，这恐怕是美国决策者所始料不及的。当时美国情报部门幼稚地认为，当时中国大陆百废待兴，美国在台湾的行动不仅不会引起大陆的强烈反应，反而还会使中国觉得朝鲜战争是苏联为了扩张其势力而一手策划的，苏联在此问题上根本没有顾及中国的利益。因此，美国人希望借此机会来离间中苏关系。
然而，美国对华政策的估计又一次出现了历史性的偏差。美国介入台湾的举动，不仅没有给中苏关系中打人任何“楔子”，反而使中国更加接近苏联。1950年新中国纪念其诞生以来第一个国庆时，中国对外政策已经基本定型。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阐述新中国外交政策时，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并且与苏联建立了最亲密的兄弟关系。”至于中美关系，中国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仇视有加无已”，处处与中国为敌：美国在联合国组织里，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参加；美国阻挠中国代表参加盟国对日管制；美国借口朝鲜的形势派遣海空军侵入台湾；美国宣布台湾问题应由美国所操纵的联合国解决；美国空军还侵入中国领空，实行扫射轰炸。
上述种种，已经证明美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国正警惕地注视着美军行动。因为“美国的侵略武力已经侵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并且有扩大这种侵略的可能”。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右翼政客和军方保台分子的鼓动下，妄断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和人民解放军将渡海攻台都是执行苏联的战略方案。如果美国在北部失去南朝鲜，在南部失去台湾，则日本将被南北夹击，菲律宾和东南亚各反共国家将受到威胁，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将被斩成几截。因此，对朝鲜和台湾问题不能袖手不管。
7月1日，美国陆军开抵南朝鲜。7月7日，安理会授权美国指挥下的统一司令部使用参加干涉朝鲜的各国部队，由美国指派指挥这些部队的司令官。同一天，第七舰队司令史枢波到台北访问，随后美国派贾纳德少将出任驻台军事代表。贾纳德的赴台，使美国赴台人员级别由中校提高至少将，显示美国提升了美台关系，已走上了扶蒋保台的路子。
3．杜鲁门给“国军”参战投了否决票
有了美国人撑腰，蒋介石腰板硬了许多。如果能乘机拖美国人下水，是不是可以从朝鲜半岛打回老家？在这一问题上，美国人的想法与蒋介石却不同。
虽然，在朝鲜战争之初美国重新承担起了“保护”台湾和蒋介石政权的“责任”，但杜鲁门政府还是希望把这个“责任”保持在最低限度。因为，如果美国过分干涉，不仅会激怒共产党，还会在亚洲各国激起强烈的反美情绪，这会促使中苏更加接近，并可能导致美国和两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场全球性的战争。这与美国的全球战略背道而驰。因此，美国尽可以提供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给台湾，却不愿意与这一“地位脆弱”的政权紧紧地拴在一起。在此思想指导下，杜鲁门三次拒绝了蒋介石入韩助美的要求。
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蒋介石收到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发来的求援急电。他随即回电声援，并表示将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援助。紧接着，蒋介石在阳明山“总统官邸”召开紧急军政会议。陈诚、王世杰、谷正纲、黄少谷、何应钦、周至柔、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蒋经国等人应召而至，研究局势变化及对策。会议决定：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从6月26日零时起，全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实行宵禁，停止三军官兵的休假和外宿，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叫嚣“打回老家”、“勘平共匪”，并发动民众请愿活动，以示反攻决心，加强台湾海峡和大陆沿岸的海空巡逻，加强各岛及台湾的防空和民防措施，加强对交通运输和经济活动的管制，加强特务活动。
25日晨，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兼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于东京接到了来自朝鲜的战况报告，他立即同约翰逊、布雷德利等人举行紧急磋商。会上，麦克阿瑟提出所谓“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驰援南朝鲜。麦克阿瑟认为：台湾“这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可以容纳10个到20个航空大队，包括喷气式飞机至B－29型轰炸机等各式不同的飞机，并可予短程海岸潜水艇以前方作战之供应。”
6月26日晨，李承晚再次急电蒋介石请求支援。蒋介石立即召开党政军要员会议，研究出兵问题。对此，军方持反对态度，认为国民党军装备很少，须首先考虑台湾防御；而文官则持赞成态度，力主出兵。经过4个多小时的争论，蒋介石发言说：“国民党之所以痛失大陆，就在于不敢痛下决心，不敢冒险。今日党国已无路可退，惟有拼死一搏，方可收复河山。诸公勿需再议。中正决心已下，定得参战。”蒋介石一表态，一帮反对的将官顿时噤若寒蝉，纷纷表示：“一旦校长立下决心，学生万死不辞，甘为党国舍身成仁。”于是通过了出兵朝鲜的决议。
26日中午刚过，以费尔德上校为首的美军驻台军事联络组，由东京飞抵台北。费尔德一下飞机，就前往阳明山，向蒋介石面交了麦克阿瑟的亲笔信。蒋介石说：“麦帅此举是理智仁义。中国政府不胜感激。”交待手下好好款待费尔德。蒋介石马上召集一班幕僚商议，并很快复电麦克阿瑟，表示愿派遣国民党最精锐的五十二军三万余人驰援南朝鲜。一经美国最后决定，该军即可从空中和海上前往南朝鲜投入战斗。
6月27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奉蒋介石之命对五十二军人员进行调整充实。逃台后的国民党军队，经蒋氏父子大力整顿，清除了所有异己力量，可称为不折不扣的“蒋家军”。郭永、李有淇、王楚英、刘廉一均是少壮派军官，反共最为得力，一闻韩战，就立即请缨入韩“同共产党决一雌雄。”蒋介石手下，胡宗南、胡琏等均力主不参战，孙立人又非嫡系，为了警告反战者，同时培植新人，就用了这批资历甚浅的少壮派军官。由郭永任军长、李有淇任副军长、王楚英任参谋长。还决定：由六十七军军长刘廉一担任“援韩派遣军”司令官，“国防部”总政治部副主任韩伟克任政治部主任。除陆军以外，另配以装甲兵一个旅、运输机20架。
6月28日，台湾派顾维钧、胡适到白宫会见杜鲁门。胡适是个文化名流，又有民主声誉，深受美国人青睐，为了争取美援，蒋介石任命他做了“外交部长”。他们面交了蒋介石6月26日向杜鲁门建议派五十二军驰援南朝鲜的电报副本，以示台湾方面的诚意。杜鲁门表情愉悦，胡适将此情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也大为振奋，以为参战在望了。
美国政府内部在接受还是拒绝蒋介石援助南朝鲜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杜鲁门认为可以接受，国民党军队的使用可以减少美军伤亡人数。他对艾奇逊说：
我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应当接受这番好意。因为，正如我今天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说的，我希望看到尽可能多的联合国成员国参加朝鲜的行动。
但是艾奇逊却说：
总统先生，美国把第七舰队派到台湾，正是因为台湾是可能遭到攻击的地区之一。现在，一方面花美国的钱去保卫那个岛屿，而另一方面这个岛屿的理所当然的保卫者却跑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做多少是有些矛盾的。况且国民党新败之余，还有什么战斗力呢？
后来，杜鲁门在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和三军参谋长参加的联席会议上，仍表示倾向于接受蒋介石的建议。艾奇逊仍加以反对，他认为，如果台湾国民党出现在朝鲜，共产党中国就可能马上决定参战，因为共产党可以借此机会去打击蒋介石军队。三军参谋长们认为，蒋介石所提供的三万人“尽管他们说是他的最精锐部队，却很少现代化装备，其情况恐怕会像李承晚的军队无法对付北朝鲜的坦克一样。”而且还要动用美国的运输力量，这样做其实并不划算。最后，杜鲁门只好同意多数人的意见。
美国政府不敢贸然接受蒋介石的出兵要求，也由于英国的反对。1950年1月6日，中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政府同时宣布撤销其对国民党集团的外交承认。英国一再向美国表示，不能和台湾军队并肩作战，因为一旦这样，刚建立的中英关系势必受到损害。
在美国决策层内部虽然就对台基本政策已取得一致意见，但在具体行动上，以麦克阿瑟、约翰逊为代表的军方右翼势力却狂热得多。他们不断叫嚣出兵台湾，支持蒋介石军队入韩作战，并接二连三访台，这与杜鲁门、艾奇逊等主张对台保持谨慎、低调的态度格格不入。
7月31日，麦克阿瑟率大批幕僚飞抵台湾，与蒋介石举行会谈。麦克阿瑟此行出尽了风头，走下飞机时，麦克阿瑟还吻了宋美龄的手。麦氏此行是踌躇满志，极为傲慢，蒋介石心中颇为不快。但有求于人，况且人家毕竟是救命恩人，也只好强作欢颜。
晚上，蒋介石和夫人设宴招待麦克阿瑟。蒋介石不能用英语交谈，这给他造成不少麻烦，而宋美龄却使出了一切招数。麦克阿瑟和蒋介石都感到这次谈话十分重要，双方也感到有几分倦意，因为这种注重表面效果的谈话，花费在庄严礼仪上的精力要比花费在实质性会谈上的更多。
次日，双方经过协商后达成如下协定：双方陆海空军归麦克阿瑟指挥，共同防守台湾；增派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常驻台湾，在台湾设立军事联络办事处。
8月1日，麦克阿瑟离台前与蒋介石分别发表声明。麦克阿瑟说：“台湾本岛包括澎湖在内，在目前情况下，不得遭受军事进攻之政策业经宣布，是项政策之执行，即为余之责任与坚决之目的。余在台与各级人民所举行会议极为恳切而和谐。余统率下的美军与中国政府（注：指台湾国民党政权）军队间有效联系已经完成。”他还宣称：“大陆中共倘若发动对台湾的进攻，则吾人当更能作有效之应付。”
蒋介石也同时发表声明：
吾人与麦帅举行之历次会议中，对于有关各项问题，已获得一致意见，其间关于共同保卫台湾，与中、美军事合作之基础，已告奠定。
麦克阿瑟离台赴日后一个星期，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副参谋长福克斯少将飞抵台湾，目的是了解台湾的军事需求，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个视察组。蒋介石大肆张扬，亦为福克斯举行了盛大欢迎宴会。他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国民党“反攻复国”时机已到，摆出了一付即将扫荡大陆，重登宝座的狂妄姿态。
麦克阿瑟亲台的嚣张态度使杜鲁门甚是尴尬，也进一步激怒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台湾问题进一步复杂化。1950年七八月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东南沿海岛屿上的蒋军发动进攻，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7月8日，长江口外的嵊泗列岛宣布解放；7月15日，浙江南部沿海的北麂山岛解放；7月16日，浙江东部沿海的披山岛解放；8月4日，珠江口外的所有岛屿已全部解放。中国共产党在东南沿海狠狠打击蒋介石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场。
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朝鲜人民军就攻占了汉城和南朝鲜的大部分地区。韩国军队此时已被击溃，紧急驰援的美军4个师亦被驱逐到掩护釜山通路的滩头堡里。9月15日，麦克阿瑟率“联合国军”，趁朝鲜人民军主力南下，后方空虚之机，纠集5万余人，300多艘军舰，500多架飞机，在仁川港登陆，截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并进入北朝鲜。10月1日，麦克阿瑟通过广播发出最后通碟，要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投降。在此紧急情势下，当晚，金日成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大使，希望中国出兵援朝，并派人前往北京向新中国领导人当面提出请求。
10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金日成的要求和朝鲜局势，决定出兵援朝。8日，毛泽东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揭开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序幕。
蒋介石见中国共产党派军队进入朝鲜，即于11月份再次向美国提出出兵助韩，美国再一次拒绝了蒋介石。
当朝鲜战场在激战正酣之际，蒋介石于1952年2月第三次向美国提出出兵朝鲜。但美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蒋介石的惟一希望在于挑起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大战，而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和中国都想把战争控制在一定规模内，因此不能让台湾通过出兵朝鲜来达到他的企图。艾奇逊曾清晰地道出了蒋介石的用心：
蒋总统知道，单凭自己实力，绝不可能打回大陆，而我国政府一旦答应其请求，朝鲜战争就有可能演变成美中战争，到那时，美国除了死心塌地帮蒋总统打垮共产党中国外，别无选择。可这场战争，一切成果归国民党政府，但一切负担只能由我国负担。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对我国利益会带来极大的损害。
所以杜鲁门像第一次一样，对于后两次的出兵要求，公开给予拒绝。
美国确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尤其是在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中，损失了39．7万军队，被击毁击伤1．22万架飞机，击沉击伤259艘军舰，击毁击伤2690辆坦克，消耗了7300万吨作战物资和200多亿美元。美国最终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后，更加认识到这一点。蒋介石幸好没有出兵，否则，3万多“健儿”还不成了炮灰。
三、美蒋共同防台
美国虽一再声明其对台立场是中立的，实际上，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已撕破了其伪善的面孔。朝鲜战争中蒋介石得以暂时生存下来，战争结束后又如何维持他的存在？于是有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1．甜果与涩果
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如一粒甜果呈送在蒋介石面前，他甚感满意，但一切支持都是有条件的，为了得到甜果，蒋介石不得不吞下这粒涩果。这在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和美国提供的军援、经援上表现最为明显。
在关于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问题上，美国人一方面很大方，一方面又很苛刻。1951年5月18日，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宣布：“我们对于台湾，除继续予以经济援助外，并将给予选择性军事援助，以加强台湾的防卫实力。”同时，美驻台军事顾问团宣布成立。此后，大量的军援和经援源源不断地运到台湾。
1951年2月，美国政府拨款5000万美元作为对台军援，5月份，又提供给台湾2120余万美元用于海、空军发展计划。1951年财政年度，美国给予台湾的经济援助达9804万美元，1952年财政年度，美国对台湾的援助总数为8148．2万美元，1953年财政年度，达到10550万美元。除了上述援助之外，美国还通过其他渠道向台湾提供援助，包括对应资金计划，联合农业复兴计划和技术援助计划。
在提供这些援助之前，1950年1月30日，美国驻台“公使”兰钦代表美国政府照会台湾当局，宣称这些物资美国政府要求须按照下列保证予以使用和处置：
一、台湾当局利用美国军事物资以固内部安全与正当防卫。
二、台湾当局保证在每一事项上采取与美国政府商定好的安全措施。
三、台湾当局保证同意接待在台的一切执行美国
政府意图的美国政府人员，并接受监督美国提供的援助物资的使用情形。
四、台湾当局对美国军援物资的处理，须征得美国政府的明确表示。
如果不按美国规定的要求去使用这些物资美国政府随时考虑停止对台湾当局的援助。
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为蒋介石撑起了保护伞，这正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但是，美国同时提出两个附加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台澎地位未定论”。事实上，早在日本投降之际，美国就有人鼓吹由“美国单独管理台湾”，或“由联合国托管”。当时，蒋介石正以“抗日英雄”自居，对此分裂台湾的主张给予了严厉驳斥和指责。
1949年，蒋介石大势已去，正计划把台湾作为最后的反共基地，这时，美国有人主张“台湾之最后处置，须俟结对日和约后再定”，或者“把台湾交盟军总部或联合国代管”，均遭蒋介石拒绝。
10月，美国国务院向杜鲁门建议，由美国施加压力，逼国民党政权把军队全部调至海南岛，台湾则交联合国托管。提出这个建议等于是同蒋介石彻底翻脸，可能逼迫蒋介石投向中国共产党，故杜鲁门未予采纳。此后，美国右派参议员史密斯等又提出所谓“联合政权”的主张，即由美方、蒋方和“台湾人”共组一个联合政权，从而既可达到“友谊地、和平地占领台湾”的目的，又可避免使美国走上“危险的和没有止境的与中共军事对抗”的道路。此时蒋介石尚有利用价值，而美国正企图从中国脱身，所以这种一厢情愿的主张，被杜鲁门拒绝。
美国的上述阴谋活动都有某种程度的官方背景，但是因美国政府的正式表态，如1950年1月5日杜鲁门的声明，都明确承认了“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台湾和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因此，台湾当局也就不再多言，但暗中却始终保持警觉。
1950年6月26日，美国向台湾方面提出备忘录，提出美国将向台湾海峡派出第七舰队，但并不是应“中华民国政府”的邀请协防台湾，而是美国视台湾海峡为归属未定海域，美国在这片海域拥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力”，台湾及台湾海峡的未来地位，将由对日和约决定。蒋介石接到备忘录后，即命顾维钧紧急约见美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希望美国能将第七舰队驶入台海的理由改为“应‘中华民国政府’邀请协防”，而不能承认美国在这片水域拥有自卫权力。杜勒斯向顾维钧解释道，美国出兵的理由是反对北朝鲜“侵略”，如承认台湾海峡是中国领海，则美国在反侵略之前先侵略了中国，实在无法自圆其说。顾维钧称如改成“应‘中华民国政府’邀请协防”，也就无所谓“侵略中国”了。杜勒斯答：
杜鲁门总统在1月5日已拒绝了贵政府协防邀请，不便在6个月后又出尔反尔，必须有新的托辞；而且美国此次出兵，是以联合国集体反侵略的方式，是国际行动，只有把台湾海峡说成是“地位未定”，美国才能以“保护战略补给线”为名，在这片水域要求自卫权力，如用“协防”提法，便从国际行动变成为美国和“中华民国”的双边行动，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的性质也就成了干涉中国内政，这同美国宣布的立场相悖，难以接受。
美国所附加的第二条条件是，要求台湾当局承认“台湾中立化”，即美国一方面用优势海军力量遏阻共产党在台湾海峡用武，但另一方面也要求台湾当局停止对大陆的军事袭击。
美国对中国政策，一贯坚持“两个中国”方针，以台独制蒋（介石），以蒋制共，企图玩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手法。
顾维钧就此向杜勒斯指出，美国政府既然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推一合法政府，而中共早已被国民政府定为“叛匪”，而今美国竟不许讨伐“叛匪”，岂不是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吗？杜勒斯答道：
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是为了保持这片未定水域的安宁，也就是确保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的海上运输线，国共双方谁在这片水域上用武，都将破坏安宁，因此美国都反对。但在大陆沿海岛屿，美国既不负防卫之责，当然也不管国民政府如何行动。
杜氏此话暗含讽刺，只要你有能耐，尽管上大陆闹去，我美国人不会干涉。其实他深知没有美国，国民党连台湾都守不住，又怎能跨海作战？顾维钧一时语塞，感叹“弱国无外交”，只好讷讷而回。
因急需美国的保护伞，蒋介石还是强咽下了这两颗苦果。
6月28日，台湾“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对美国建议“原则上接受”，但有两点保留：一是台湾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乃为各国所公认，美国政府在其备忘录中向中国所言之上项提议，当不影响开罗会议关于台湾未来地位之决定，亦不影响中国对于台湾的主权。二是“中华民国”决不放弃“反攻大陆”的总原则，虽暂时同意“台湾中立”，仍保留“采取其他步骤抵抗共产党威胁”的权力。
8月29日，杜鲁门发表了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声明，除重弹“台湾地位未定”和“台湾中文化”的老调外，进而表示要把台湾问题交联合国讨论。9月20日，苏联提请联合国讨论美国侵华问题，美国则正式要求联大讨论台湾问题。
台湾是中国领土，国共之争是中国内政问题。联合国只能讨论国际问题，一旦同意联合国讨论台湾问题，即等于承认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变相承认了美国“台湾地位未定”和“台湾中立化”的滥调。为此，台湾方面向美国交涉，希望美国自动收回提案，并表示不惜使用否决权以阻止联大讨论所谓“台湾地位”。在双方谈判中，杜勒斯警告顾维钧说：
“如果中国政府（指台湾当局）强烈反对美国对台湾的立场而意欲与美国争论，则将更增加美国的困难而有碍美国确保台湾不为中共所占及维持中国政府（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这个紧箍咒一念，台湾当局只得让步，默许联大讨论台湾地位问题。
中国共产党深知美国此举用心，强烈反对联合国讨论台湾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和苏联等国家的主持公道下，已与中国建交的英国提出“无限期推迟讨论台湾地位案”在联大获得通过。台湾当局也因此松了口气。尽管国共不共戴天，但双方对台湾主权是有高度默契的，此后，国共双方以特殊方式，心照不宣地共同维护台湾主权，使美国分离阴谋难以得逞。
为达到长期控制台湾的目的，1951年3月13日，美国国防部以正常命令形式宣布，美国协防台湾的责任由驻日远东统帅部转移到檀香山的太平洋舰队总部。这样，以指挥权调整的名义把美国协防台湾的政策，从临时变成无限。5月18日，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在纽约华美协进社年会上发表演说：“我们承认中国国民政府，不管它管辖下的土地是如何狭小，”“台湾将继续获得美国的重要援助及协助。”
这样，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修改了它的远东政策，派重兵入侵台湾海峡，而中国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在两个地万同美国打仗，解放台湾的任务只好往后拖延。此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一拖再拖。而蒋介石因此得以在台湾苟延残喘，国民党政权也得以维持至今。
2．台美签约
朝鲜战争还没结束，杜鲁门即下台，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坚决改变了杜鲁门关于台湾“中立化”的政策。首先，他任命以反共著称的杜勒斯为国务卿，其后又正式任命兰钦为美国驻台湾当局的“大使”。1953年2月5日，艾氏命令第七舰队放弃在台湾海峡从事的“中立巡逻”。
对于美国撤除“中立化”举动，有舆论称为“放蒋出笼”，目的就是要利用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施加压力，使正处于微妙阶段的朝鲜停战谈判产生若干“心理上”的影响。当然，这也是对台湾的一种安抚政策。
艾森豪威尔的“放蒋出笼”政策，使蒋介石甚感满意，在艾氏发表声明的翌日，蒋介石便发表声明称：“无论在政治上以及国际道义上，实为美国最合理而光明之举措。中国今日之反共复国，为自由世界反共抗俄侵略之一环，但中国不要求友邦地面部队协助我国对共匪作战。”
同时，蒋介石见时机已到，乘机产生了与美国结盟的动机。因为没有美国的保护，他实在没有安全感，试想强大的美军在朝鲜战场拼了三年都没击败人民志愿军，他还用什么反攻大陆？如果与美结盟，不仅得到保护，而且还可借美国力量反攻大陆，所以，维持和发展同美国的关系是国民党继续生存下去的惟一出路。
1953年3月19日，蒋介石今驻美“大使”顾维钧正式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关于建立一项共同防御条约的建议。尽管蒋对缔约十分热心，但美国方面反应冷淡，并遭到了杜勒斯的拒绝。因为杜勒斯一直认为蒋介石不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一旦被蒋拖入中美大战的深渊，则悔之莫及，加之其他盟国也不支持美国扶蒋，所以美国尚处于犹豫之中，迟迟没有给蒋以答复。
见此，蒋不断派人前往美国游说，美国国内保台分子一再劝说杜勒斯。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正集兵于台湾海峡，准备渡海攻台，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台湾海峡出现了战前的紧张局势，为了消除这一局势，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对抗，杜勒斯口气出现了松动。
1953年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台湾时，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向尼克松正式提出缔约共同防御条约的建议。1954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访台时，蒋介石再度提出签约建议。6月，叶公超告知兰钦：如果双方能够缔约，台湾同意在采取重大事件行动之前，先征求美方同意。美国认为可以进一步控制台湾，签约对自己亦无害。
经过讨价还价，1954年12月2日，叶公超与杜勒斯在华盛顿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条约大意规定：
一、双方各自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维持并发展各自及双方的能力，以抵抗武装攻击，保护领土完整及维持政治安定。
二、双方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缔约国之领土上之武装攻击即将危及其本身之和平与安全，兹并宣告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
三、就“中华民国”的领土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就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而言，应指西太平洋区域在其管辖下之岛屿领土。
四、台湾当局同意美国有在台澎及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要而部署其陆海空军之权利。
五、此条约并不影响台美在联合国宪章下之权利义务，或联合国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负之责任。
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不仅使蒋家小朝廷获得了美国的保护伞，而且使美国在台湾的驻军长期“合法”化。
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签字后，各方反应不尽相同。蒋介石通过顾维钧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出一封信，信中称：“条约不仅使两国民众在其抗击共党侵略中的连结更为紧密，而且将激发千百万珍视自由的亚洲民众之信心。”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条约对台湾协防范围没有明确包括金门、马祖，这使蒋介石很不放心，他一再要求美方给予公开解释，以澄清“误解”。
在蒋介石的一再要求下，1955年3月，艾森豪威尔宣布：“为了不损害自由中国的士气，及断绝他们的希望，美国决心协防金门、马祖，以巩固台、澎的地位。”直到此时，蒋介石一颗高悬的心才落下来。
在签约的同时，杜勒斯就发表声明称：“这个条约将成为美国同西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已经缔约的各种集体防御条约所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中的另一环节。这些安排合在一起构成西太平洋自由国家人民抵御共产党侵略的中心体制。”并宣称这一条约是“防御性质的”。
日本官方祝贺美国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条约使远东形势大为明了。
英国宣布：“女王陛下政府对条约在实际上的纯防御性感到满意”，将“美国政府同国民党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置于这样一个基础上，使之能保持更密切的磋商”，很是赞同。
苏联《真理报》1954年12月10日登载署名文章，题目是《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的主权》。该文指出“共同防御条约”为“企图使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武装占领合法化”。该文说条约第二条、第五条说明：“美国不惜任何代价，甚至用战争，来干涉中国内政”。该文还援引并支持周恩来的声明。该文表示“中国人民对解放其古老领土台湾的要求为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所理解”，但并没有提及苏联在“解放台湾”中的义务。12月15日，苏联外交部就“共同防御条约”发表了一份声明，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立场，称该“侵略条约”，“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该声明未明确说明苏联将采取何行动，而仅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对苏联人民来说是“可理解的”，并警告美国政府必须对这一“侵略性的条约”的后果“负全部责任”。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引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愤慨与谴责。12月3日，《人民日报》以“美国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为题，刊登了“美国与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条约的消息。1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中国人民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的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12月8日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该条约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
台湾是中国领土，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公敌。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他国干涉。任何战争威胁都不能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只能增强中国人民的愤慨。蒋介石卖国集团没有任何权力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它是一个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如果美国政府不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仍然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四、建立“反共同盟”
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台美“反共同盟”的正式建立，蒋介石反共有了强大的靠山。但蒋介石还不死心，也不满足于此，他四处活动，拉拢其他国家，在亚太以至世界建立“反共同盟”。
1．接待李承晚
蒋介石在酝酿签订台美“共同防御条约”之时，收到李承晚将访台的来函后，认为这是进一步加强与南朝鲜合作的一个好契机。
1953年11月，时值朝鲜停战协定达成不久，遣返战俘问题正在紧张商谈之际，蒋介石在台北接待了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出人意料的”、“突然的”来访。此时此刻，蒋李之间，台湾当局与南朝鲜之间，围绕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局势，以及遣返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等问题，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在此以前，李承晚曾与蒋介石有过两次会晤。第一次是1947年4月13日，李氏由美返朝，途经上海时，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进行了会晤；第二次是1949年8月上旬，蒋介石以在野的国民党总裁身份访问南朝鲜，与李氏再次相晤。
1953年11月27日下午1时45分，李承晚乘坐美国远东军统帅部统帅赫尔上将专用的四引擎星座式专机，在台湾当局16架空军战斗机的迎护下，飞抵台北松山机场。随同李承晚抵台北访问的有：南朝鲜外交部长卞荣泰、驻台湾“大使”金弘一、前南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德新等。台湾当局驻南朝鲜“大使”王东原亦同机抵达。蒋介石亲率“行政院长”陈诚、“外交部长”叶公超、“国防部长”郭寄峤、“参谋总长”周至柔等党、政、军要员至机场迎接。李承晚时年78岁，比蒋介石大12岁，眉发已经一片银白，着黑色西服，系花领带，外罩灰色外套。蒋介石则着五星上将军常服，外罩草绿色大衣。他们在舷梯旁边握手达数分钟之久。李承晚宣称，这仅是对蒋介石1949年访问南朝鲜的“礼节性”回访。实际上，在“礼节性”的背后，包藏着不寻常的内容。
蒋介石给予李承晚以特殊的礼遇。在其逗留台北的3天中，大部分的内容均为蒋李之间的交往。
27日下午，李承晚离开机场后，即被蒋介石接往自己的官邸休息，而卞荣泰外长以下的随员，则被安排在台北宾馆下榻。蒋介石夫妇于下午4时招待李氏进茶点，旋即陪同游览阳明山；7时，在简短的赠勋仪式上，李承晚将一枚南朝鲜的最高荣誉勋章——一等建国功劳大勋章，赠给蒋介石。李承晚称颂蒋介石为“全世界最早的反共领袖”、“伟大之先知先觉者”，并在致词中说：“鉴于蒋总统对自由世界的辉煌贡献，以及历来对韩国独立自由之协助，故特以代表韩国最高荣誉之建国功劳大勋章赠予蒋总统。”蒋介石则除了表示“荣幸”、“愉快”之外，更表示：“相信中韩两国必能密切合作，共同奋斗，消灭共匪，驱除俄寇，完成我两大民族的共同目标”。接着，李承晚一行，出席了蒋介石夫妇所设晚宴。席间，李承晚又说了许多恭维、奉承蒋介石的话，呓称“中国大陆的亿万人民正期待蒋总统去拯救他们”，并表示“坚信”，“蒋总统必能完成光复大陆的伟大事业”。
28日李承晚的早、中餐，均由蒋介石夫妇陪同共进。上午蒋、李举行正式会谈，宋美龄和双方“外交部长”叶公超、卞荣泰在座。双方重申了反共的共同立场，倡议建立亚洲“反共联合战线”。他们在当日发表了《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称，他们吁请亚洲一切自由国家之政府与人民，组织反共联合战线，并恳切期望其他爱好自由之国家，而尤盼位于太平洋之国家如美利坚合众国者，对于吾人促成世界此一区域团结之愿望，能予以道义及物质的支持，以消除共产主义在此区域之威胁，而恢复亚洲之安全与和平。
他们在会谈中，还在“自由遣俘”的口号下，共同表示，决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分别强行扣留在南朝鲜和运往台湾。蒋李会谈结束后，即乘车前往“国防部”，听取双方幕僚人员关于军事情势的汇报。
当日下午，李承晚应邀出席台湾“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联合欢迎会，并作演说。李氏在演说中呼吁：亚洲国家举行“反共会议”，由台湾和南朝鲜当局邀请东南亚反共领袖，商讨采取反共共同行动的方法，订立“东南亚集体安全协定”。他认为，“此种组织无须选出领袖或首长，所有参加国均将以同样的权利，以平等地位行动”，“所有这些国家的反共团体，均应邀来集聚一堂，讨论方案，以便在东南亚全境发动普遍反共运动”。
是晚，先由蒋介石、宋美龄以“总统夫妇”的名义，举行盛大的酒会，邀请台湾各界和外国“使节”出席，欢迎李承晚之来台访问。然后蒋、宋复以“国民党总裁夫妇’名义，率全体评议委员和中央委员，邀李出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之欢迎宴会。评议委员于右任首先致词，赞扬李承晚“领导韩国志士为独立自由而革命的伟大精神”；称颂蒋、李此次会晤，“不但象征两大民族的精诚团结，而且是反共奋斗得到最后胜利的预兆”。李承晚在答词中竭力称颂国民党和蒋介石。
29日上午，李承晚与蒋介石举行40分钟会谈后，即借台北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披露了他与蒋介石拟议召开亚洲“反共会议”的情况。李承晚说：他与蒋介石对于拟议中的亚洲“反共会议”的时间、地点、参加国家及其他事项，都没有任何成见，而希望太平洋国家的其他反共领袖们表示其意见；他与蒋介石虽然连日举行磋商，但是除了呼吁太平洋反共国家举行一次会议之外，并无任何秘密协定。他宣称：“中韩两国是反共最坚决的太平洋国家，两国间宜于形成一种坚强的共同阵线，以充分发挥两国现有的力量。”有记者问：李蒋是否讨论到，一旦朝鲜战争再起，即由台湾军队赴朝驰援或通过“反攻大陆”来开辟第二战场？李答称：李相信蒋介石对于这个问题，已有某种程度的计划，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将再作商量。
同日上午11时10分，李承晚一行在蒋介石夫妇和陈诚、叶公超等人的陪送下，仍乘美国空军星座式专机离台返回。与抵台时相同，台湾当局派出16架战斗机护送其出境。台湾《中央日报》宣布，应李承晚要求，没有举行任何送别仪式，即抵机场送行者，亦只当局最高层之数人。
蒋介石通过此次与李承晚一行的谈判磋商，进一步密切了台湾与南朝鲜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召开亚洲“反共会议”的动议，交流了双方掌握的军事情报，协调了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的步骤。这对于制造反共舆论，加剧亚洲地区紧张局势，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执行，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建立亚太地区“反共军事联盟”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包括美、日等国在内的，以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目的的“反共军事同盟”，来增加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力量，这是蒋介石自败退台湾以来一直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目标。但由于美国的暧昧态度，无论在朝鲜战争还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台湾均被排斥于任何亚太地区的军事集团之外。蒋介石不甘心仅局限于政治活动，他总是在寻找建立军事同盟的适当时机。
早在1966年2月，南朝鲜总统朴正熙访问台湾时，蒋介石就同其进行了3次长时间的密谈，据透露，会谈的重点是“如何加强亚洲反共国家的反共团结问题”。他们强调“亚洲侵略势力，尤其是中共为亚洲一切祸患之根源，现正严重危害此一地区各国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并严重威胁世界和平”。除了要加强台湾和南朝鲜在军事上互相支持外，还号召亚洲反共国家结成联盟。
同年6月14日至16日，亚太地区9“国”（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台湾）外长第一届年会在汉城召开。会议的目的，就是筹组亚太地区反共军事联盟。南朝鲜、台湾为促成会议起了主要作用。在开幕式上，朴正熙呼吁建立一个亚洲暨太平洋大同盟，并产生一个具有永久性的组织，并称“对付共产主义非使用武力不可”。台湾“外长”魏道明声称“用谈判来对付共党的挑战，是绝对不适当的”，只有全体“自由国家”都拿出“坚决而协调的防卫行动”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能被扼制。他指出，“亚太国家加强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以便对共党侵略者采取一致行动的时机现已成熟”。南越和菲律宾亦主张组织一个永久性的区域联盟。
但是日、马、泰、澳均不主张成立这类军事组织或联盟。泰国外长他纳认为，会议应通过合作而不经由“我们结合起来反对任何人”的方式，来谋求积极的结果。尤其是日本的态度非常明朗，日本参加9“国”外长会议的先决条件，就是只讨论经济文化问题，不触及政治军事。佐藤训令外交人士“避免采取任何迹近反共的行动”。日本反对这次会议使用“组织”之类的名称，甚至威胁说，日本不参加任何具有强烈反共色彩或谋求组织军事联盟的会议，如果不去除反共军事色彩，日本将不参加翌年7月在曼谷举行的第二届9“国”外长会议。
尽管在汉城筹组亚洲“反共军事同盟”的计划流产，蒋介石并不甘心，而是利用“外交”途径频繁地进行。
一是加强同泰国的关系。1967年3月27日，泰国总理他依访台。蒋介石曾三度同其晤谈，讨论的重点是亚洲反共及集体安全问题。蒋介石借对越南战争及泰国共产党颠覆活动的关注为由，建议加强台泰之间的军事合作。1968年1月，蒋介石又派严家淦访泰，同他依两度会谈，终于使泰国倾向于建立一种亚洲反共联盟。同年3月，泰国副总理兼陆军总司令巴博出访菲、台、日、韩，其目的就是游说建立亚太军事联盟。
蒋介石在巴博访台期间，多次同其晤谈，并颁赠特种大缓云麾勋章一枚，以表彰其“对反抗共党侵略，维护自由世界和平贡献良多”。巴博在接见记者时声称，“任何一种组织，只要有实力对抗共产党，都是好的”，并表示不论何种军事联盟组织，如没有台湾参加，“实力就不够坚强”。1969年5月12日，蒋介石再派蒋经国以特使身份访泰，经过同他依多次密谈，蒋经国表示双方已一致同意共同努力促进亚太地区的集体安全。声称“自由亚洲到处有我们坚强的朋友”。
二是争取澳、新、菲、马等国的支持。1966年5月初，蒋介石利用菲律宾副总统罗培士访台之机，鼓吹台菲利害相关、休戚与共，应加强相互合作。1967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霍特来台访问，这是英联邦国家第一位政府首脑访台，蒋介石与霍特两次会谈的中心，均是亚太地区安全问题。双方在联合公报中表示：
亚洲现已成为抵抗共党侵略之关键地区，两国必须尽其最大努力，以促进任何地区自由国家之团结一致，尤其是亚洲及太平洋理事会会员国之团结一致。
盖惟有如此，此一由于中国大陆及亚洲他处共党穷兵黩武对世界和平之威胁乃得消除。
三是继续加强同反共盟友南朝鲜、南越的关系。1969年2月，蒋经国访问汉城，朴正熙、丁一权（总理）同其多次会晤。此次蒋经国的使命是筹组东北亚“反共联盟”，他呼吁台湾和南朝鲜结合成为一个力量，共同完成“反攻复国”的目标。在越南问题上，早在1966年10月30日，蒋介石就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参与越南战争，“我将发动军事反攻”，并称他为此项计划及希望已经准备了十多年。1969年5月，南越“总统”阮文绍应邀访台，蒋氏父子同其一行先后密谈三次。由于尼克松政府正计划从越南撤军，其讨论的重点不外是“保卫亚洲自由国家抵抗共产党扩张与侵略之各种方法”。蒋介石再三向阮文绍保证，台湾将加强对南越的援助。自1965年以来，台湾先后向南越派出了军事顾问团和农业电力技术人员，并有大量的物资援助。
四是继续利用“世界反共联盟”、“亚洲反共联盟”、“亚洲国会议员联合会”等组织来促成亚太“反共军事联盟”的建立。在严家淦、谷正纲等人的主持下，亚盟多次促请直接遭受“共祸”的国家组成坚强的军事联盟，将“亚太九‘国’外长理事会发展成为真实有效的政治和军事联盟”。
但是由于美国态度消极和日本强烈反对，蒋介石所有的努力均属徒劳。1968年3月14日，游说组织亚太军事联盟的巴博访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表示，日本反对亚太军事集团的出现，“倘若亚洲太平洋理事会发展成为一个反共军事联盟，日本将退出”。由于日本在亚洲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美国正在越战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更不愿意促成此种冒险举动，于是，泰、马、澳、菲等国再度表示反对此种军事集团的出现。
万般无奈的蒋介石，只好提出了“以合作代同盟”的主张。这是在1969年3月16日，蒋介石接受日本电视广播公司政论家御手洗辰雄电视采访时的一段回答：
问：关于对共党之政策，现在是否有在亚太地区组织军事同盟之必要？或究应采取何种方案最为有利？
答：……我认为“同盟”两个字，以现在来说已经不太适时了。
因为亚太地区面积太广，各国有各国自己不同的国情，无法在军事上求其勉强一致的。但在这同一地区之内，无论军事或者经济，其对于反共的成败利害，
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彼此之间，可以用一种合作的精神，合作的方式，来代替“同盟”一词，似较为相宜。
比如贵国因为宪法的关系，不能派兵出国参战，那就不能勉强你们参加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
但是责国经济力量很强大，如果以你们日本的经济力量，和亚太地区进行经济合作，来协助这些反共国家，发展他们的经济，发展他们的科技工业，那对于反共国家的利益，是足以和军事合作相等的。
这一番谈话，实际上是他承认筹组亚太“反共军事联盟”计划的失败。
3．筹组“世界反共联盟”
“世界反共联盟”是一个国际性反共组织。它的成立是蒋介石和朴正熙精心策划的。在1966年11月汉城的“亚洲反共联盟”第十二届大会上，由朴正熙公开提议，“亚盟”大会批准，决定正式成立这一国际性组织，并由谷正纲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
在蒋介石和谷正纲等人的安排下，“世界反共联盟”第一届大会于1967年9月25日在台北阳明山中山楼举行。台湾方面非常重视这次会议，认为“这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反共会议能够召开，而且反共经济最丰富的我国，能够成为这一会议的地主国，这已经可算是我国在反共斗争上的一大成就”，“这可以充分显示：与共党搏斗已有五十多年的中华民国，已经从最初的独立奋斗，进展到得道多助，并与全世界的反共力量结合在一起。”
来自73个国家和地区及13个国际反共组织的代表、观察员200余人出席了大会。其中，哥斯达黎加前总统费盖瑞、欧洲自由协会主席克拉夫特、南越前总理潘辉适、日本前大藏和法务大臣贺屋兴宣、美国百万人委员会主席周以德等，均是臭名昭著的反共领袖。罗马教皇保罗六世、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南越总统阮文绍、南朝鲜总统朴正熙等发来贺电。
台湾“副总统”严家徐，“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以及“五院院长”、各“部会”首脑以及各界人士1000余人亦参加了这一反共聚会。
谷正纲主持大会并致词，他称“世界反共联盟”的成立，“是要以世界反共人民的团结力量，共同粉碎共党的狂妄野心，阻遏共党的侵略，扑灭世界祸乱的根源”。接着，“亚盟”第十二届会议主席、南朝鲜的金贞烈发言，他指出，“不论何时何地，只要自由世界不对共党屈服，共党的威胁和侵略即可遏止。”他强调“必须具有反共的远见，建立合作团结的基础，采取坚定果敢的行动，才能战胜共党”。他称“世界反共联盟的建立，就是反共胜利的前奏”。
开幕式行将结束前半小时，姗姗来迟的蒋介石夫妇进入会场，并以“东道国元首”的身份发表讲演，向在座的“反共斗士”们传授“反共技能”。
这次会议由于在蒋介石和台湾当局的控制之下，因而完全秉承他们的意愿行事。会议通过了3项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第一项建议联合国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并呼吁各会员国继续支持台湾的“合法地位”。第二项呼吁“各自由国家继续对中共实行物资禁运，减少经济贸易，严格限制与作战有关物资资敌”，“积极支持蒋总统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为拯救大陆人民所采取的反共救国措施”。第三项呼吁“自由国家”“摧毁中国大陆的核子设施”，保护“遭受中共核子威胁之亚洲各国”。
会议还通过了《促请自由国家强化在亚洲击败共党侵略的坚定政策》决议案，呼吁“自由世界”彻底放弃能与亚洲共产党“谋致和解的任何幻想”；进一步加强“军事围堵政策，并全力协助增长自由亚洲各国的军事反共力量”；“允许并鼓励中、韩、越等国恢复其国土统一及恢复其被奴役人民之自由所采取的必需行动”。
会议通过了“世界反共联盟共同纲领”和“世盟首届大会宣言”，核心内容是号召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条坚强的反共联合战线”，“消灭共产主义”。
会议于9月29日闭幕，谷正纲被选为“世盟”主席。
很明显，成立“世盟”是蒋介石“全球反共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通过“世界反共联盟”这一组织，通过掌握组织大权的谷正纲来贯彻其反共政策的。以图通过该组织中的成员去影响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如在1968年12月的“世盟”第二届大会上，就是通过谷正纲提出了“反共五原则”：必须以保卫整个自由世界的自由与安全为目标，因此应该欧亚并重，而不是重欧轻亚；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区域集体安全组织；加强对共产主义在思想、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攻势；掌握国际共产主义内部的矛盾，集中打击中共；清除一切对共产党的姑息主义与苟安政策。
可惜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如愿。“世盟”的成立不仅未能“促进”世界反共高潮的到来，相反，使许多西方主要国家政府对其避而远之，他所期待的世界“反共体系”始终无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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