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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过去曾经多次表示它对中国情形的友谊的关怀，而且曾与中国政府合作以增进国际和平。中国政府愿意向美国政府保证其与中共和平解决的真诚愿望，并特别希望借此获悉美国政府对此项问题的态度。中国政府将欢迎美国政府可使中国的和平早日恢复的任何建议。中国政府更表示它已准备通过可能的美国政府的调解，开始与中共谈判，以求达到上述目的。
司徒雷登看过之后，表示他会立即电报总统及国会。吴铁城补充道：“今天之内，我会把相同的照会送往法国、苏联和英国大使馆，希望贵国政府早日见复。”
1月12日，杜鲁门政府以下列备忘录答复蒋介石的调解请求：
美国政府已接获中国外交部长于1949年1月8日致驻南京美国大使的备忘录，并已从长加以考虑。
备忘录中说明中国政府十分渴望中国国内的局势，无论如何不应成为世界和平进展的障碍。备忘录并说明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后曾立即采取步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但美国政府殊难相信在当前形势下，按中国政府的建议，试图充当调解人，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
杜鲁门政府这份拒绝充当调解人的备忘录对蒋介石来说，是美蒋关系上令人难忘的一页。在蒋介石途穷日暮，四处求援的时刻，这份备忘录等于扇了蒋介石一个耳光。杜鲁门的理由非常充分，言外之意是对你蒋介石，我们帮得太多了，如今，我们已帮不了忙了。
美国政府拒绝调解，英法自然紧随其后。蒋介石求援之举在西方后台老板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有益之反响。据说，蒋介石在听侍从念完此备忘录后，狠狠推倒了面前桌子上的水杯，骂了一句：“娘希匹！”
1月15日，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的信中说：“政府（指南京政府）从南京迁移的准备工作已日渐明朗化。虽然隐瞒这种庞大的迁移工作较为困难，但政府仍决定秘而不宣。”
蒋介石要迁都，美国人跟着走吗？
不。司徒雷登在信中表明主张：
……我们极可能被请求转移。可以认为，目前迁都计划的采纳和实施，会使国民党有时间在南方建立政府，继续行使全权，因而它极有理由要求我们随之迁移。我们将根据国务院的指示随时报告这方面的信息，并汇报有关的形势发展和我们的观点。在国务院尚无指示或指示尚未到达之前，我们将根据先前的指示留驻南京。
1月20日，艾奇逊出任美国国务卿，次日，蒋介石“引退”。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取得辽沈、淮海战役的胜利，全国的胜利也指日可待。艾奇逊的对华政策成了引人瞩目的焦点。
艾奇逊认为美蒋关系的核心在于要不要继续出钱出枪支持蒋政权。他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令蒋介石伤心的大举动。
1月24日，艾奇逊指令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就是否颁发《1948年援华法案》项下剩余军需品出口许可证提出意见。
1月26日，巴大维复电，建议暂停启运，待中国军事形势进一步明朗化以后再作决定。巴大维将军抱怨援蒋的物资被大量的贪污、侵占，而运到前线，则等于送到了不断取得军事胜利的共产党手里。巴大维的意见显然符合艾奇逊内心的想法。
2月初，艾奇逊在与国会议员的一次谈话中尖锐地指出：“不管有没有军事指导，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拯救国民党政权，”中国对美国“只是一个烂泥坑，而不是进攻的跳板”，因此“在灾难的烟尘落尽以前，美国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艾奇逊的谈话被美国各大报刊以醒目的大标题登载，转而传遍欧洲、亚洲舆论界，人们谓之“等待尘埃落定”说。杜鲁门政府现在已经不需遮掩对蒋介石政府的厌恶和绝望，艾奇逊的谈话是公开表明要与蒋介石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
这一政策认为，中国的发展显然正在进入一个变动极大和极其混乱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能就未来对华政策制订出任何“僵硬的计划”，而只能提出近期内一个大概的政策方向，以“保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这一指导思想的逻辑上的结论就是，美国必须在这段时间里采取所谓“观望”、“等待”的态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心甘情愿地接受战后对华政策失败的现实，老老实实地把干涉之手从中国缩回去。所谓“等待”、“观望”，并非置身事外，而是继续执行其原来对华政策前提下的等待，这就决定了美国在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打交道时不会有多少“行动自由”。同时，美国在全球冷战中的态势规定了杜鲁门政府不可能坐待“尘埃落定”，而必然会利用一切机会，在不扩大卷入中国内战的前提下，阻止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行动自由”只不过是要保持反共的“自由”罢了，也就是说，美国不愿意在蒋介石这棵树上吊死，而要寻找更有效的“遏制”中国共产主义的手段。这正是美国和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的动机，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2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要不要继续执行1948年《援华法案》，艾奇逊在会上坚决主张停止向蒋介石政权运送剩余军需品，但此主张遭到国会方面反对。经过再三考虑，杜鲁门最后拍板，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
艾奇逊认真执行了杜鲁门决定的拖延启运政策。3月4日，艾奇逊通知司徒雷登，从美国港口开往中国华南的运输船只已经暂停，已载货的运输船大部分被推迟到两周以后才允许启航。“拖延启运”政策的实施，使国民党政权得不到所期望的迅速而大量的援助，这对于视美援为救命稻草的国民党集团，在实际上和心理上都构成了沉重的打击。
2月5日，当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时，美国政府正式决定大使留在南京，理由是：从东北到长江流域的大片中国国土即将归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而美国在华利益及商人大部分在这一地区，为保护美国的利益，必须有正式代表能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并认为司徒雷登作为正式代表最为合适。此外，如果整个使馆迁往广州，将被解释为对国民党支持到底，因而也就得继续给予援助，这是不合适的。
后来，毛泽东把美国大使滞留南京称之为“开设新店，捞一把。”
1949年8月5日，美国为了向世界交待在中国的失败，抛出《中美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为发表白皮书写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这些文件对中国发生的事，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它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极端仇视，另一方面企图逃脱助蒋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责，并阴谋继续利用所谓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来破坏中国革命。同时，文件也细细揭露了蒋介石政权的贪污、腐化、专制和昏庸，指出国民党的失败实乃咎由自取，而非美国支持不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0月6—8日，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局邀请部分有关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讨论承认中国问题。与会者分为两组，结果一组赞成，一组反对。由于公众舆论莫衷一是，美国国务院无法做出决定。最后国务卿艾奇逊决定采取“静待尘埃落定”的袖手静观政策。
国民党撤往台湾后，杜鲁门继续采取放任中共进攻，或让国民党在台湾自生自灭的政策。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在《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中说：“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一点也不特别出色或者重要”。“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那里的民政和军事情况已趋恶化，这种情形更加强了这种估计。”
1950年初，蒋介石在台湾大搞复职，美国目睹李、蒋之争，仍执行保李倒蒋的政策。
尽管美蒋在反共反苏这一政治上存在重大共同利益，但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美国不得不考虑调整他扶蒋反共的政策。从1949年年初开始，美国政府基本上开始实行从中国内战“脱身”的政策。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话说，1949年初美蒋关系开始“走向最低点”。蒋介石政权在美国当政者眼中只是一艘“沉船”，美国人要同它拉开距离。
四、北平，毛泽东宣告新中国诞生
随着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共产党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成立新中国。而筹建新中国的重任便落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成员身上。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昭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筹建新中国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的134名代表，由毛泽东、李济深、沈钧儒等人主持。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
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
毛泽东还指出：
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
（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
筹备会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会议决定分六个筹备小组，并决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来自下列五方面的代表：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
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工作，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把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案》。新政协筹备会的各项工作基本完成。
1949年9月对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662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45个单位和特邀代表。人民政协代表的广泛性，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会议宣布，人民政协暂时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大会全体代表推选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89人组成主席团负责主持。
大会第一天，人民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毛泽东振奋人心的发言，令代表们激动不已，掌声经久不息。
会议历时10天，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决定定北京为国都、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尤其是《共同纲领》的制定，意义重大。它是一部人民民主的建国纲领，是新中国的临时大宪章。
《共同纲领》全文约8000字，包括序言、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7章60条，《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
9月30日晚，毛泽东主持会议闭幕仪式。大会在宣言中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
至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完成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历史使命后胜利闭幕。
2．开国大典
新政协筹备会议后，中共中央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典礼筹委会，彭真、聂荣臻为副主任，林伯渠为秘书长，并迅速展开了工作。
天安门将作为开国典礼的主席台。华北军区宣传部长张致祥受命负责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和大典的宣传工作。
当时的天安门，朱红色的宫墙剥落了，显得斑驳陆离，遍体鳞伤；门楼堞口上的荆棘长得有人高，精雕的菱花窗也七零八落。广场上杂草丛生，蒿莱满地；金水河淤泥堵塞，水腐发臭。
张致样发誓，天安门交在他的手中，他要让它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民面前。
几天后，一批能工巧匠云集到这里。
城楼的东山墙下，中央美术学院的周令钊讲师和几位油漆彩画工人，正站在高架子上绘制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仰，洋溢出慈祥的笑容。原照片是新闻摄影局的郑景康在延安时拍摄的，是当时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毛主席像。周令钊一手拿着画笔，一手扶着梯子爬上爬下，把方寸小照放大在高6米、宽4．6米的铁皮画框上。
9月30日夜晚，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审查，一眼就发现了问题：画像下沿有一行毛泽东的手体字：“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周恩来急了：“毛主席怎么会那么不谦虚呢，在挂像下面还写自己的名字？”一时间，在场的人们忙搭脚手架，画家挥动刷子抹掉了白边黑字，涂成中山服的颜色，又加上了一个扣子，看上去天衣无缝了。
“这八盏大宫灯，八面大红旗设计得好，象征着革命的欢乐，人民的胜利！”周恩来站在金水桥上，借着探照灯的银辉，面向天安门环顾四望，眉飞色舞，欣喜万状。
天安门城楼是庆典的中心，如何体现出全民族的大喜庆与古典的建筑格局相协调呢？半个多月之前，张致祥迫不及待地跑到东单洋溢胡同，“咚咚咚”敲响了华北军区文工团舞美队的院门。队长苏凡带着两个能手赶来了，一个叫小野泽，一个叫森茂，他们都是来自东瀛的日籍美术专家。在烽火连天的解放战场上，小野泽和森茂跟随抗敌剧社转战南北，设计出了大量的舞台布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像这块大地上醇酿的浓酒一样，溶人了他们汩汩奔流的血液中。苏凡和小野泽、森茂从城墙根跑到城楼上，又从城台侧跑到券门下，有时张致祥也来和他们一起量皮尺、出主意，几天后终于设计出了二十几张草图。其中大宫灯的设计备受周恩来的赞赏。
苏凡坐上一辆吉普车，满北京城去找扎灯的艺人，终于请来了一位过去专在清宫扎灯的花甲老翁，又找来两个徒弟，于是就在城楼上中间的大厅里干了起来。小野泽和森茂负责装饰宫灯的云头和金穗。临近大典的前一天，八盏瑞气盈盈的大宫灯终于做成了。
天安门城楼的两侧红墙上，是两幅巨大的横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是由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拟定的。那端庄匀称的宋体字是出自森茂的手笔，显得庄重而又醒目，既突出了庆典的主题，又烘托出了隆重的气氛。到建国一周年的时候，东侧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换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胡乔木说：“两条标语，一条‘中国’，一条‘世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适用的，要成为固定的、永久性的标语。”
天安门前临时用沙杆、木板搭起了东、西两座简易观礼台，这是供友好外宾和英模代表及大会指挥部用的。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罗瑞卿来到这里检查，带了两个连的人往上踩。结果有的木板经不住人，一脚踩漏下去。于是立即动员了几十辆汽车，从永定门外往这里运沙袋，把观礼台垫撑起来，以保障大会人员的安全。
与此同时，工人们把马路修平了，破损的青石路面补好了，广场的电灯安装起来了；3万名青年团员、学生们义务劳动填平了凸凹不平的地面，开辟了17000多平方米的广场。
10月1日清晨，朝阳从东长安街冉冉升起，曦光中渐渐露出了天安门金黄的冠盖。城楼的内檐上通贯着巨幅会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天安门阅尽天下兴亡多少事，终于迎来了它尊严伟大的一天。
9月30日傍晚，天安门城楼霞彩氤氲，云气缭绕。出席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沿着“千步廊”的石板御道来到天安门外，周恩来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毛泽东宣读了纪念碑碑文。随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以及政协委员代表，怀着虔诚崇仰之情，为近百年来在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斗争中英勇捐躯的两千万英灵，铲下了一锹锹土……
这天晚上，周恩来安排完开国典礼的一些具体事项，又前往天安门广场巡视检查各项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
当夜，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内灯火通明，毛泽东伏案笔走龙蛇，起草准备第二天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十几个小时以前，周恩来曾来到中央外事组办公室，显得格外步履矫健，气宇高昂。他对大家说：“明天毛主席在开国典礼上将发布一个公告，《公告》和我的随附公函一并发送给留驻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
10月1日黎明，当晨曦给中南海的楼阁亭榭镀上一层金辉的时候，毛泽东披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写好的“公告”草稿，神色从容地来到西花厅。
于是他们在桌旁坐了下来，共同商讨“公告”的内容和措词…
1949年10月1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一天，是令千千万万中国人铭记终生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中国在世界人民面前站立起来了，有了属于自己的自由、民主、独立的国家。
秋天的北京天高气爽，景色格外宜人。10月1日这天的早晨，天安门前焕然一新：黄灿灿的琉璃瓦大屋檐，吊着金黄流苏大红宫灯，朱红的宫墙、汉白玉的玉带河桥、秀丽挺拔的华表，都放出夺目的光彩，它们要成为一个辉煌时刻的历史见证。而更令人注目的是，身着崭新军装，全副武装、士气高昂的中央警卫师的指战员，他们列队肃立在天安门前。
下午1时，首都北京30万群众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锣鼓喧天，人欢旗舞，汇成一片欢腾的海洋。
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
2点55分，毛泽东和一代开国元勋们经西华门来到天安门，一步步登上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
罗浪目不转眼地眺望着天安门西城台，他手中的指挥旗和全体队员的动作都像定格一样纹丝不动。
张致祥站立在城台西南角上，右手擎着一条红绸子。当毛泽东还差两步就要登上城台的时候，他冲着广场中心的罗浪，将手中的红绸子用力地甩动了两下。
罗浪会意地点一下头。随着他的手臂动作有节拍的起落，黑管、短笛、长笛、小号、短号、长号、摇头土巴和大小军鼓一齐奏响，那首从黄土地上升起的熟悉又亲切的《东方红》乐曲，波澜壮阔地从广场上涌起……
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红旗、花束、彩灯卷起了波涛。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人民领袖毛泽东走近麦克风前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伴随着罗浪手中指挥旗流苏的上下翻摆，200件乐器奏响了威武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
按照大会程序规定，“欢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就位时，升国旗，鸣礼炮时，及主席宣读文告后，均奏国歌。”
“请毛主席升国旗！”
此时毛泽东神情庄重，两眼闪射出神圣的光芒。他用力按动了通往电动旗杆的电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参加大会的30万人都整齐肃立致敬，注视着人民祖国的庄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上升。各队带队指挥员都肃然立正。”新华广播电台现场播音员丁一岚，以她那清脆明亮的语调对听众解说。
“轰——”“轰——”“轰——”……54尊山炮齐鸣28响，震天动地，更震动着每个人的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据说，54尊礼炮代表当时全国的54个民族，28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28年。国际礼仪中没有这样的规定，这是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的。
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四颗小五角星代表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每颗小星各有一角对准大星的中心点，表达亿万人民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旗面为红色，喻意革命如红霞一片。五星位于旗面的左上方，似闪闪星辰居高临下，金碧交辉映照大地。
检阅开始，人民解放军战车方队似铁流汹涌通过天安门前。突然从东天上落下一串霹雳，只见9架P-51战斗机排成“品”字形飞临天安门上空，随后是两架蚊式战斗机、3架运输机、3架教练机呼啸而来。几分钟后天空又出现了9架P-51战斗机。天上地下形成立体的武装阵容。
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最先看到了天上的机群，他仰脸东望，略眯双眼，一只手不停地用力朝天上挥动着，眼窝里沁出了晶莹的泪珠。广场上的群众把头上的帽子、手中的报纸、毛巾都抛上天去，欢呼声盖过了飞机的隆隆声。
沉浸在兴奋中的人们没有注意：在机场起飞的17架飞机突然变成了受阅的26架飞机。有人从外电报道中得知这一个谜。后来，谜底解开了，原来是9架P-51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后，又绕弯飞了第二圈。
阅兵结束后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宴请受阅的陆海空部队代表。邢海繁、刘善本戎装未脱就赶来宴会大厅。觥筹交错，总司令来到空军代表席，气宇轩昂地说：“你们飞得很好嘛，从现在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夜幕降临，华灯齐放。光彩夺目的礼花飞上夜空，提灯游行的群众队伍像跳跃的火龙，蜿蜒拥进天安门广场。
4万多名学生汇成的游行队伍高举着鲜花、红旗、灯笼，浩浩荡荡地行进过来了。当他们踏进三座门的时候，雄壮的歌声便响起来：《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广场上的许多群众也随之应和起来。
一支近百人组成的大学生军乐队吹奏着《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在红光闪烁的“清”“华”“大”“学”字样灯笼的簇拥下，引导着长龙般的大军向着广场中心拥来，那嘹亮高昂的乐曲迸发着青春的活力，洋溢着革命的豪情。这时候，排列在广场中心的联合军乐队自动停了下来。
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四五个小时不曾坐一坐。他一手扶着栏杆，一手举在空中不停地挥动着。这时，毛泽东指着青年学生们的灯笼对旁边的朱德总司令说：“大学生们过来了！”
学生们抬着一丈二尺高的红纱扎的大五角星和八根火炬造型的红灯，30人横成一排，大纵队行进走过主席台前，年轻的声音清脆地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青年学生队伍。1919年广大师生参加了划时代的“五四”爱国运动，1926年举行了“三一八”反帝爱国大示威，1935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大批青年学生奔赴解放区，为接管城市工作、建立新的政权、壮大革命队伍输送了大量的骨干。
“把水银灯打亮！”毛泽东在扩音器里吩咐工作人员，他要亲眼看一看这年轻的一代。
刹那间，城楼上下雪亮的水银灯一起打开，把天安门前照耀得如白昼一样。
青年们听到了领袖的声音，顿时高兴得跳跃起来。华北大学和华北革命大学的14000多名学生潮水般地拥向五座白玉石桥，几十面大红旗挥舞招展，几百支火把熊熊闪耀，上万只红灯、花灯汇成了一片灯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欢呼声像海潮迭起，汹涌澎湃。
面对着沸腾的场面，毛泽东的脸上焕发着庄严慈祥的光辉。在他的眼里，青年是早晨的太阳，是时代的太阳，未来属于他们，新中国的灿烂美景属于他们。毛泽东把身子探出栏杆外，一只手始终伸向空中，时而招呼着学生队伍，时而向青年们挥动致意。当“万岁”声直冲霄汉时，毛泽东终于遏制不住自己的激情
“青年同志们万岁！”
蓦然，广播喇叭里传出了毛泽东那宏亮激昂的声音，随即这声音又从天安门广场四面的宫墙弹射回来，发出阵阵响亮的回声：
“青年同志们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伟大领袖和青年们的心在一起相互交融、激荡。无数只红灯举过头顶，无数只帽子抛向天空。青年们跳跃舞蹈，放声歌唱：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我们胜利地前进！
万朵彩色的礼花从四面八方腾向天安门广场的高空，首都沉浸在狂欢里了……
狂欢的人群直到午夜方才散去。
3．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开国大典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协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立即加速研究和确定政务院各部、委、办、署的负责人员以尽快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同时通过任命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等负责人。
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全部组织机构完全建立起来了。其组织规模之宏大，机构之完备，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政务院之下，设有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监察4个委员会，并包括了内务、外交、公安、财政、贸易、工矿、交通、农业、文化、教育、民族、侨务等各方面工作的部、会、院、署等30个部门，负责执行全国人民所赋予的繁重艰巨的建设任务和对外关系。
中央人民政府是一个全新的机构，它拥有副部级以上人员500名，计：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人，副主席6人，委员56人；政务院总理1人，副总理4人，政务委员15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5人；四个委员会（即政法、财经、文教、监察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共170人；各部、会、院、署、行的部长、副部长、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院长、副院长、署长、副署长、行长、副行长等共175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参谋长、副参谋长共30人；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委员共17人；最高人民检察署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委员共14人；再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副主任5人。
这个中央人民政府的全部负责人的选定，经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充分协商，它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及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它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及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中，中共党员均只占一半。在政务院四名政务委员中，中共党员10名；政务院所属4个委员会16个正、副主任中，非共产党员8名，其中2名是正职；在政务院下属3O个行政机构的93名负责人中有42人是非党人士，占45％以上，其中14人是正职。
如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朱学范、李德全，民主同盟的章伯钧、史良，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民主人士李书城，以及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作家沈雁冰，教授梁希等都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部长。他们都有职有权地独立负责领导各自部里的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员的构成，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平等协商、合作建国的真诚。
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成立，标志着建立新中国事宜的最终完成。从此，中国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人民民主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五、台湾岛，蒋介石的最后藏身之地
与北京共产党的领袖和他的人民欢欣鼓舞，走进新时代的豪迈心情极然相反，丧失大陆后的蒋介石心里一阵阵发紧，身处台湾仍心中无底，惶惶不可终日。当时，人民解放军拟乘胜前进，渡海作战，直捣黄龙。小小台湾岛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似汪洋中的一艘小船，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
1．中央来了更遭殃
大陆战场，国民党溃不成军，上下俱成惊弓之鸟。蒋介石在这前所未有的席卷一切的红色巨浪前不知所措。狡免三窟，蒋介石毕竟惯于权术，于败局已定的局势下，也不得不思考退路了。
1948年12月，南京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桂系李宗仁在美国支持下逼宫，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倒是给总裁指出了一条退路：“总裁可以出国考察。国内残局可由宗仁负责。”蒋介石明白，出国即意味着他政治生命的结束，蒋介石一生信奉力行哲学，每日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高调，输了便走，连自己也不服。蒋介石权衡时局，对于偏安西南，再图东进北伐曾抱有一丝希望。但西南是李宗仁、白崇禧老巢，卧榻之侧，岂有他老蒋插足的地方！所以合计来合计去，惟一的安身立命之所，便只有台湾了。
宝岛台湾，甲午战争后便被清廷割给了日本。日本盘踞50余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圣断”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亚洲散尽硝烟，同祖国分离多日的台湾亦回归祖国。
日本刚宣布投降，蒋介石即着手安排台湾接收事宜。中国政府以中字第18号备忘录及其附件通知日军统帅冈村宁茨，将台湾和澎湖列岛为第十五受降区，任命陈仪为受降主管。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司令部也在重庆成立，陈仪任长官兼警备司令。
陈仪，字公洽，浙江绍兴人，生于1883年，如许多同时代人一样，童年读过私塾，后于1900年赴日留学，先在士官学校毕业，再进日本陆军大学，1907年毕业回国。1911年辛亥革命时，陈仪参加浙江独立运动。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陈仪被推为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相当于厅长）兼任陆军小学校长。
陈仪平时曾夸口道：我担任过好几年浙江陆军部长、陆军小学校长，都不能说有什么成绩，惟有于无意中收了一个学生汤恩伯，总算对国家有了“贡献”。陈仪对汤恩伯极其信任，以为心腹，不料日后却被汤出卖。
陈仪和蒋介石一向不和，此次被任命为台湾行政公署长官，心情是复杂的。当即和蒋介石约法五章，要求在一年内不准美军、美资及中统、军统进入台湾。蒋介石为使陈仪痛快赴任，慨然应允。
国民党积极布置接收台湾的工作，国民党空军一路军司令张廷孟奉蒋介石口令携带中华民国国旗飞驰台北。张廷孟不敢怠慢，喘息未完即与台湾总督日本安藤利吉交涉：“我代表中国政府要求驻台日军放下武器，降下总督府上的日本国旗。”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日本人只得照办。随即，张廷孟命人升起中国国旗。台湾的天空，第一次飘起青天白日旗，在场的中国人欣喜异常，欢声雷动。
蒋介石又电令：国民党陆军第七十军先头部队七十五师在基隆登陆。第七十军其余两个师和第六十三军所属的3个师迅速完成在台登陆计划，海军第二舰队进驻台湾各重要港口。
台湾同胞，饱尝亡国奴的悲惨命运，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暗无天日的殖民统治切齿痛恨。一旦得以重返祖国怀抱，无不喜出望外。1945年10月17日，七十五师在基隆登陆，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先头部队乘火车进入台北时，30万市民夹道欢呼，齐声高唱《欢迎国军歌》：“台湾今日庆升平，仰见青天白日亲，哈哈！到处欢迎，到处欢声。600万民众多欢乐，壶浆箪食表欢迎。”
10月25日，台湾地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市举行。出席受降仪式的有：台湾行政公署长官陈仪，公署交通处长严家淦、工矿处长包可永、警备副司令陈孔达、第七十军军长陈颐鼎、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美军联络官柏德尔以及台湾本地著名人士和新闻记者李万居、叶明勋、李纯青等共250人。日本台湾末代总督安藤利吉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一小时后，陈仪代表中国政府通过广播电台郑重宣布：
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怀抱。
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
10月25日遂被定为台湾的光复节，每年都要隆重纪念。
当时的蒋介石，值民族圣战初胜之际，拥兵百万，地方千里，洋洋不可一世。昂首四顾，企图消灭共产党于弹指之间，台湾乃弹丸之地，并不甚上心。并在台重谈“安内为重”的滥调，大肆搜捕抗日志士，肃清所谓“赤匪”。国民党接收大员，更是贪得无厌，大行贪污偷窃之能事，弄得民怨沸腾，台湾百姓有言：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终于酿成“二二八”事件。当局以武力血洗台湾岛。亲身经历使台湾人民认清了蒋介石真实的面目，光复之初对国民党的由衷拥戴，化作了满腔怒火。
“二二八”事件后，为安抚受伤的民心，以巩固国民党在台的统治，蒋介石派遣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处理善后，并改公署为台湾省政府，撤换陈仪，改任魏明道为主席。
陈仪不是蒋介石嫡系，蒋介石为平息民怨，抓了他做“二二八”事件替罪羊。陈仪无可奈何，忍气吞声，道：“老蒋无是生非，自己犯下滔天的罪恶，反把一双血手向别人脸上涂擦。”自此萌发了反蒋的志向。
焦头烂额的蒋介石痛感中原鼎沸，根基动摇，失败将至。台湾四面环海、易守难攻，作为军事据点，他的海军优势可以发挥，且台湾地处东亚交通要道，可以很方便地从日本、南洋、美国得到外援，所以，在形势急转之下，布置退守台湾孤岛的措施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2．逃台准备
人事决定一切。蒋介石着手安排心腹之人控制台湾。他在1948年底下令，由陈诚接替魏明道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接替丘念台任台湾省党部主任。
国民党政治，最大特色便是派系林立，党国大伦各用私人，党中有派、派中有系、系中有团，种种关系盘根错节，争斗不休。蒋介石用人有两个特点：一是重用同乡。这也是民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如阎锡山用人，“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张作霖口头禅好骂“妈拉巴子”，这是奉天人土骂，其用人便有“妈拉巴子是护票”的传统。二是利用师生情谊，重用黄埔学生官。蒋介石一生重视师道尊严，当与此有关。陈诚走的正是乡籍捷径，他是蒋介石的小同乡，1922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炮科。1924年在黄埔军校任上尉特别副官时，有一天，访友归来，夜不能寐，遂取案头《三民主义》挑灯夜读，直至拂晓。恰好蒋介石巡视，见陈诚如此用功，大加赞赏。后来在第一、第二次东征中，陈诚所率炮兵命中率高，威震敌胆。于是声威鹊起，得获蒋介石栽培重用。
“西安事变”时，陈诚与蒋介石同时被扣。在整个事变过程中，陈诚表现出对蒋介石的极大忠诚，深获蒋之厚爱。蒋介石常对人夸奖道：“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陈诚字）。”
陈诚与蒋介石除了同乡、黄埔关系外，还有一层翁婿关系，陈诚的夫人谭祥为谭延恺的三女儿。大革命失败后，谭延恺任南京政府主席，谭是有名的和事佬，人称文甘草，是蒋介石的掌玺大臣。蒋谭素有交情，其三女儿又认宋美龄作了干娘，谭延恺死时，将谭祥托付给了宋美龄。在陈诚担任十八军军长时，宋美龄出面，将谭祥许配给了陈诚，陈诚可谓蒋之乘龙快婿。
其时陈诚早已赴台，受命后，当天即办了交接。而蒋经国则随侍蒋介石，实际上并没到省党部就职。
1949年1月16日，蒋介石加委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深知其权力来源，对蒋介石是俯首听令，对李宗仁井不买账。李宗仁曾以代总统名义命令陈诚立释张学良，并专派程思远到台督办，但陈诚假痴作癫，说：“辞修实不知张关在何处。待我令手下查查。”此后推脱不理。程思远只好无功而返，李宗仁由此知道蒋介石视台湾为私人禁区，便也不再过问台湾事务。
蒋介石积极准备逃台事宜。在1月16日当天紧急召见了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董事长席德懋，命令他们立刻把两行在国外的存款化整为零，存人私人户头，以免将来遭被接收的命运。
从1月19日到ZI日，连续发布五道命令，任命其亲信方天、朱绍良、薛岳、余汉谋为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省主要长官，任命汤恩伯为京（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将屏障台湾的各省掌握在其亲信手中。
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告下野，由李宗仁接任“代总统”。蒋介石当天飞离南京，在杭州笕桥机场小住，于次日早晨飞抵宁波栎社机场，然后乘车回到溪口。
陈诚也专程赶到溪口向蒋介石述职。蒋介石很高兴，他说：“辞修兄，我下野后即是平民，你当找李代总统述职才是。”陈诚诚惶诚恐，“学生认为党国惟一领袖是总裁，学生惟总裁之命是听。”
蒋介石微微一笑：“国难显忠臣啊。台湾必须确保万无一失，万事谨慎，当务之急是稳住经济。”
陈诚领命归台，对李宗仁更是概不买账，全部截留台湾地方收入，分文不上交，又更向中央索账80万两黄金。当时“中央”惟有两广及台湾的财政来源，陈诚此举无异釜底抽薪，为风雨飘摇的李记“中央”雪上加霜。
陈诚连使杀手铜，强行切断金圆券与台币的兑换关系，又直接截留外汇，“台币与美钞挂钩”，基本上使台省经济独立。
蒋介石又命令蒋经国监造定海机场，输送中央银行黄金储备至台。
蒋经国立即催促空军总部，突击建成定海机场。以后汤恩伯部队主要从定海机场撤往台湾。
随后，蒋经国持“总裁密令”，督促俞鸿钧将国库中的黄金、白银和外汇输运台湾。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上海黄浦滩国民党中央银行前面不远的江面上，一艘军舰冒着浓烟，点火待发。附近的江面严格地实行管制，任何船只不准靠近，港口戒严，从外滩、南京东路直到外白渡桥，每个路口都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禁止任何行人及车辆通过。一队由国民党海军士兵伪装的“搬运工”将一箱箱黄金运上军舰。天未破晓，这艘满载黄金的军舰开出吴松口，驶向基隆。
没有不透风的墙，李宗仁到底知道了此事，大为震怒，立即将俞鸿钧撤职，委任财政部长刘攻芸代理中银总裁。然而三个月后，蒋经国拍密电将已在香港的俞鸿钧召回，在汤恩伯的协助下，利用俞鸿钧的关系，瞒过李宗仁和刘攻芸、将剩余的黄金、美钞又运往台湾。李宗仁气得发狠：“蒋氏阴险之极！无耻之极！”但却无可奈何，只好望天兴叹。
运往台湾的黄金共28O万两，美钞1537．4万元，银元1520万元。正是这笔资金，保住了台湾的金融命脉。
蒋介石亦在军事上做了相应调整。1949年5月，上海“斯大林格勒”防线被破，该城易手。蒋介石确定：立足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以舟山、马祖、金门、澎湖一线为前哨，使之成为“反攻复国”之桥梁，确定今后以台湾防务为第一。
蒋介石至此已基本上从政治、军事、政治上做好了“中央政府搬迁台湾”的准备。
3．怆然赴台
蒋介石布置好撤台措施后，乘“江静”号军舰南下舟山群岛视察各岛防务。“江静”号吨位4600吨，由客货轮改装，为总裁专船。内部设施豪华，舒适无比。但此时，再好的条件也使这位亡国的独裁者寝食难安。
一连几天，蒋介石在舟山各岛往来巡视，有时登上各岛了解战备情况。还特意带蒋经国登上普陀山，专访普济寺。面对寺内供奉的“果如”和尚塑像焚香祷拜。果如是溪口雪窦寺主持，蒋母王氏皈依佛教，即拜果如为师。蒋介石幼年亦常在果如和尚面前聆听教诲。蒋介石嘱咐普济寺主持将果如和尚的塑像、生前照片及遗墨好生保存，期望来年能再来祭拜。
6月21日，蒋介石飞赴福州。在福州南郊机场办公大楼召开临时军事会议。从上海逃出的汤恩伯、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和驻福建各军军长、师长八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训示：
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但中正秉总理遗嘱，甘冒垢骂，领导大家同共产党作殊死拼搏。
见属下情绪低落，蒋介石强作欢颜：“处绝处也可以生，有我领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
然而不到两个月，福建又失。
蒋介石又携蒋经国飞抵重庆，企图坐镇大局。此时重庆城虽有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防守，但已成惊弓之鸟。11月28日，重庆被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第十二军和第十一军围得水泄不通。
第二天，市外炮声隆隆。蒋介石仓惶布署撤退措施，命令毛人民将关押在“中美合作”所的杨虎城一家及其秘书宋绮云夫妇及他们的儿子小萝卜头，用尖刀杀害，以泄“西安事变”之愤。
晚上10时左右，蒋介石驻地后面枪声大作，蒋经国催促赶紧离开危险之地。父子二人乘车离开，路上一片混乱，汽车拥挤，难以通行，在通往白市驿机场的途中三次被阻，蒋氏父子只好下车步行，午夜始达机场，当夜就睡在“美龄”号座机里。
11月30日凌晨，由衣复恩驾驶的“美龄”号专机离开重庆。“美龄”号起飞之际，人民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10公里之遥。
专机抵达成都，蒋介石下榻中央陆军学校，重庆既失，成都已无险可守，蒋军兵败，势如山倒，很多军官拒不听命。12月7日，蒋介石宣布将其“政府”迁往台湾。
12月10日，已经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给在成都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发电，要求刘文辉会同四川将领将蒋介石扣留。此时，蒋的侍卫人员发现军校附近有可疑人物出现，侍卫副官党春明紧急向蒋报告，建议道：“情况危急，还是从后门走吧。”
蒋介石恼火地说：“我是从前门进来的，还是从前门出去，看他刘文辉能把我怎样。”
在蒋经国与党春明等人的护卫下，蒋介石乘车直奔凤凰山机场。下午2时，“美龄”号紧急升空，飞往台湾。
4个小时后，“美龄”号飞至台湾上空。蒋介石黯然无语，心中仓惶无比。想到一旦逃离大陆，丧师失地，台湾也将不保，更觉满怀凄凉。
蒋介石最后是怎样离开大陆的？蒋经国1949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道：
今晨，渝昆电讯复通；而第一封电报，却是卢汉拍致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父亲，期向共匪戴罪立功……当场文武官员一致要求父亲尽速离蓉回台，勿先飞西昌。父亲近数日来徒以胡宗南部未能如期集中，必须逗留成都，以掩护其达成任务；屡次准备起行又屡次中止。今日以昆明又告陷匪，乃循各方意见，决回台北处理政府迁移各种要务。临行复与胡宗南长官单独面谈三次，始觉放心。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下午二时起飞；六时三十分到达台北。
父亲近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匪之时。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福祸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4．台海战斗对愁忙
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的决心是早就下定了的，这时美国人有心抛弃台湾，为中国共产党以武力解放台湾自动清除了国际障碍。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声明，表明了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上海解放后，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根据中央的指示，由副司令粟裕负责组织第九兵团开始进行解放台湾的准备。
4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华东军区海军，任命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属部队主要由第三野战军教导师、苏北海防纵队和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人员及几十艘舰艇组成。初创的共和国年轻的海军，主要为了解放台湾之用。
国民党输红了眼，拼了命要摧毁刚刚诞生的人民海军。从4月下旬起，出动多批机群对我军舰艇实行狂轰滥炸，我军舰艇因防空能力薄弱，先后被炸沉炸伤十余艘。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技术装备落后，而解放台湾就必须跨海作战，解放军战士虽英勇无畏，但对海峡对岸的台湾料有鞭长莫及之感。
毛泽东奋“宜将剩勇追穷寇”之感，决心痛打落水狗，渡海作战，井命令第三野战军以8个军的兵力投入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解放军势如破竹，于1949年5月开始了扫清台湾外围屏障的战斗。8月发起福州战役，解放福州。10月发起漳（州）厦（门）战役，解放漳厦地区及滨海一些岛屿。前线的节节胜利并没有掩盖我军力量的不足，尤其是海、空军力量的薄弱。
蒋介石惶惶不安，誓守台湾。他决心拼死顽抗，以国民党守军、援军和海陆空军联合反击。终于，10月和11月，解放军进攻金门和登步岛相继失利。
解放军及时修正计划，将计划投入台湾战役的兵力由8个军增加到12个军，加上特种兵和后勤共计50余万人，并将渡海作战时间推迟到1950年1月或2月，以便充分准备。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加紧固守台湾，他孤注一掷，招募五六千日本空军以加强防御力量。
1950年3月5日至5月1日，第四野战军一部发起海南岛战役，歼敌3．3万人，解放了全岛。此战可喜可贺，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解放军没有海空军，无法封锁各港口和机场，薛岳得以率大部队7万余人逃往台湾。
海南岛失守，舟山群岛也难以维持。当时国民党仅剩的陆军部队有1／3在舟山，如再遭歼灭，守卫台湾就会更加困难，权衡再三，蒋介石决定将舟山守军撤往台湾。
1950年5月7日，舟山防守司令秘密赴台，听取弃守舟山的最高指示，随后，国民党军一些重要将领亲临舟山策划密商，决定从13日开始撤退。国民党军佯称“反攻”，大造夺回金塘岛的声势，并频繁轰炸，炮击浙东沿海地区和舟山外围岛屿，严密封锁航道。
撤退前，国民党军队采取“拂晓包围、黎明攻击”的办法，在各个村庄大肆抓丁，岛上共有2万多名青年男女被劫往台湾，不愿上船者便被枪杀。
舟山守军得以逃脱，还是由于解放军缺乏海空有效封锁力量！
由于国民党军收缩兵力，台湾岛守备加强。解放军三度修改战役决心，计划参战兵力增至16个军。
这大大加重了战役准备时间，加上解放军船舰严重不足，蒋军争得了喘息之机。
国民党上下惶惶，对于守住台湾并无把握，将1950年9月台风来临前的3个月视为最危险时期。顾维钧对杜勒斯说，台湾估计，中共的侵入可能发生在7月上旬。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实力，陆军号称60万，其实很多单位徒具虚名，官多兵少，有官无兵成为普遍现象，更有甚者，官兵成分复杂，职业军人中，混杂着从大陆裹胁来的农民、渔民及流亡学生，在正规野战部队中，也有保安团等地方武装拼凑。这些未经整顿训练的乌合之众，根本无作战能力。空军当时有兵员8．5万人，各种飞机400架，但皆旧式飞机，且缺零件和汽油，只有极少一部分可供随时使用。海军官兵4．5万人，包括两个团的海军陆战队，拥有战舰70艘，包括6艘美制驱逐舰、1艘日制驱逐舰，以及一些扫雷艇、登陆艇等，但海军同样缺乏零件，实际作战能力低于编制能力。在美国拒绝提供军援的情况下，台湾的陆海空三军都经不起长时间的战争消耗。
上述兵力分布在南起海南岛，北至舟山群岛的万里海疆之上，战线太长，兵力分散，供给困难。到195o年4月16日，人民解放军一举攻破了蒋介石所谓的“海上长城”，海南岛解放。
经济上更令蒋介石忧虑，台湾面积3万平方公里，山脉占了2／3，可耕地不及1／3，原有人口600万，承继日本人留下的工业基础，人民生活尚可温饱。可蒋介石一下子带来200多万军民，人口骤增。加之大凡战乱时期远走他乡的人，都将金银细软带在身边。因此，台湾人口的骤增，又导致游资充斥，游资充斥又使地下钱庄应运而生，仅台北一地，就有几百家地下钱庄。当时台湾用的是旧币，但不可避免与金圆券有往来汇兑的情形，大陆金圆券发生动摇，台湾的金融物价也受到严重影响。台湾军队骤增后，军费只能靠超量发行钞票来维持，故此台湾又重蹈大陆通货膨胀的覆辙，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海南岛失守以后，很少有人再相信“共军只能陆战，不能渡海”的说法。在许多人看来，台湾步海南之后尘，落入中共之手只是个时间问题了。90英里的台湾海峡挡不住郑成功的海师，今天溃不成军的国军又怎能阻挡住排山倒海般的百万雄师？
蒋经国慌忙代表“政府”发言，安抚人心：一、中共压制大陆人民情绪，才进犯海南；二、苏联要用海南岛当海军空军基地，准备发动世界大战；三、以海南岛的铁砂运往苏联，制造武器；四、海南岛是“国军”军事上的弱点。
墨写的谎言却也道出了一个真理：海南岛确实是“国军”的弱点。但“国军”的弱点又岂只海南一岛，台湾又何尝不处处是弱点呢？
为了防守台湾，蒋介石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抵御解放军对台湾的进攻，蒋介石还制定了代号为“磐石”的防卫计划，并对人事作了精心安排。他让陈诚出任“行政院长”，亲美的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亲美的孙立人也受命于危难之时，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任用吴、孙，实是蒋一往情深追求美国，以获山姆大叔青睐的一种策略。
蒋介石摆出一副与解放军决一死战的架势。1950年1月27日的《中央日报》宣称：
在这东南亚大战烽火一天天逼近的今日，我们要加倍警觉共匪声东击西的策略。它一面装腔装势，压迫着越南，另一方面向台湾进行军事冒险，因此我们大声疾呼，台湾是进入战时了。
蒋介石亲自去澎湖，商议防御大计。宋美龄也不辞劳苦，赴基隆劳军。台湾省党部发出《告全省党员同志书》，呼吁“齐一步骤，齐一战斗”。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举行宣誓仪式，“宣誓效死，确保台湾。”各部队纷纷歃血联盟，“誓死效忠领袖”，随时准备投入反登陆作战。
舆论带头提倡战时生活，6月4日，成立“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口号是“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要求“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
接着，公布检举“匪”谍条例，强制规定，各机关部队学校人员必须连保，发现可疑人物要告密检举，这是蒋介石在部队中惯用的“连坐法”。
为“保卫大台湾”，蒋介石在沿海加紧建筑碉堡防御工事，夜以继日，不眠不休。防空演习，组织训练民众备战，闹得鸡犬不宁。甚至效法二次大战末期日本法西斯的“神风队”故伎，发动组织“反共敢死队”。
但住在涵碧楼中的蒋介石仍如热锅上的蚂蚁，暗地里已开始考虑各种退路。于是，有些官员曾试探提出到菲律宾建立流亡政府问题。5月26日，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布曾向菲律宾政府询问，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是否可以去“避难”。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对此持不欢迎态度，外长罗慕洛说，如果蒋介石来菲律宾他将下令要蒋在24小时内离境。
1950年6月1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处对台湾局势作了公开评估：“台湾在7月15日以前可能遭到中共全面攻击。由于国民党军队军纪荡然，民心浮动，中共将于发动攻击数周之内顺利占领台湾。”
面对危局，台湾向美国发出呼救，要求美国派遣两个中队的战机进驻台湾，以及从冲绳速运上万吨武器弹药支援台湾，但美国对此反应冷淡。
一片肃杀！蒋介石真的已面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了！
解放军很忙，为的是争取时间早日拿下台湾。
国民党也很忙，为的是苟延残喘拯救“民国”！
真是台海战斗对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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