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人祸自悠然

义熙四年（４０８年）， 陶渊明四十四岁。这期间时局依然动乱不已，卢循义军继续与官军作战。刘裕坐镇京口，掌握北府重兵后，又入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实际上控制了东晋的军政大权，并怀着更大的野心四处征战。国无宁日，百姓噤若寒蝉。陶渊明的诗中对这一切没有反映，似乎超然物外，对国家兴亡、人民生死漠不关心，令论陶者颇为困惑，因为这不符中国文人的理想形象。其实，陶渊明不愿着笔于时局，也是可以理解的。一者，时局混乱，是非莫辨，诗人虽感到厌烦，哪里愿意去多看多想？诗人生性恬淡，不爱过问世事，隐居本就是为图个六根清静，更不会涉笔那些纷杂的世情。二者，诗人文名既为诸侯所知，又身卑位微，家乡在刘裕控制之下，如出言不慎将枉至杀身之祸。其三，诗人的家乡在卢循义军到来之前，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宁的。陶渊明的出生地是粟里（即今江西九江陶村西），后迁到北边的上京，属于山区。诗人在此耕田为生，不闻世外之事，反映到他笔下的便主要是田园生活。关心民生疾苦、抨击社会黑暗、反映人民心声、为人民鼓与呼的诗人，如杜甫，诚然让人尊敬，但这不等于说陶渊明就堪指斥。他此时不过是一个心怀雅意的普通农民而已。其四，陶渊明不是一个能干的农民，一家生计已足让他操心，闲情逸致并不多，无暇旁鹜，就其心情而言，也是空虚、郁闷的时候多，而这是诗人不愿正视更不愿为人道的，流诸笔下就是这种愁怀的强化，所以只是抓住一些欢愉的场景来寻求暂时的忘却排遣，或者在自我开释之后来表现那种闲淡的感受。至痛无言、至忧不语，写诗作文是在痛定忧平之后。诗人很少表现过强烈的失落与忧愤，因为那时他无心提笔，所以不能只看他诗文表面的平淡，看不到他心中生而灭、灭而生的烈火。他仕途奔波十余年，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况何尝不痛心疾首？但至痛无言，他只是以躲进小园成一统来表达他的全部情绪，以桃花源的构想代替他的全部心愿。

人祸在世间不断，天灾又飞降诗人一家，打破了陶渊明勉强维持的平静生活。这年夏天，在他笔下那么安宁静谧而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住宅，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虽然他努力以君子固穷的气节来安慰、鼓励自己，可严酷的现实仍然让他心中难以平静。他多么希望自己是出生在衣食无忧的东户子时代啊，在传说中那个远古社会里，道不拾遗，粮食多得吃不尽，余粮就放在地头。然而，衣食无忧作为农民最简单的心愿也是那么遥远，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诗中，诗人表露了猝遇天灾后的心情与愿望：“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诗人不贪华堂丽府，甘居穷巷，可上天还要与他过不去，把几间草屋烧得一干二净，全家只好住在船上，诗人怎能不怨恨命运的不公？“迢迢新秋夕，亭亭日将圆，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中霄伫遥念，一盼周九天。”面对无情的现实，诗人想到了很多很多：“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回首前半生，他不认为自己的选择有什么值得悔憾，那怕落到如此地步，还以心坚胜玉石来自励。诚然，天灾是偶发事件，但诗人的困窘却是由他的心性、他的人生选择所决定的必然，悔憾毫无意义，惟有自励才能振作，而不被天灾击倒，更不被自己的悲愤、怀疑与悔恨击倒。“仰想东户时， 馀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诗人虽然仰羡东户子时代，但并不停留于幻想，而是打起精神，重整田园。虽然这里有几许无奈和听天认命的成分，但诗人毕竟还是振作起来了。他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高远的目的，只是努力要活下去，这固然称不上高尚，不值得赞美，但“活着”本身不就是人生最根本的意义，“活下去” 不就是最永恒的主题吗？影片《芙蓉镇》中秦书田入狱前对胡玉音说：

“活下去，像狗一样活下去。”这是多么荡气回肠！在艰难岁月中，在天灾人祸前还能坚定地活下去，这不也是一种可歌可颂的精神吗？诗人像一个老农一样活下去，何损于诗人的诗名与文学地位？何必定要强加给他一个“固穷的志节、隐士的高风”，让他为这种高风亮节而活？

东户子时代的传说见之《淮南子·缪称洲》。东户子即东户季子，传说中的古代帝王。“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典出《庄子·马蹄》：“共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丰衣足食是中国农民的基本心愿，好逸恶劳不是劣性，而是中国农民经年劳累却不能保证基本需求而必然产生的心理反应。东户氏时代和赫胥氏时代的根本特征不是不劳而获，而是劳而有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对过于操劳的幻想式的逆反，粮食多得堆在田头是缺粮少食的心理折射。陶渊明的愿望不仅反映了农民的愿望，也反映出农民的生活状况。如果不是饱受了农民的辛劳与磨难，他是不能暗合农民心理而表现出农民的理想的。这个理想，就是正在进一步成形的桃花源世界。

遇火之后，经过诗人全家半年多的整治，陶渊明渐渐恢复了往昔的生活，依然平静，依然清贫。如第二年（４０９年）作的《和刘柴桑》一诗所言：“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刘柴桑即刘程之，字仲思，彭城人。雅号曰遗民。曾为柴桑县令， 后辞官隐居庐山。由《和刘柴桑》中“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二句看，似是陶渊明失火后刘遗民曾相邀他去庐山隐居，而诗人“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婉言谢绝，并告诉他自己一切当好，住宅业已修整，又该开垦新田了。并表白了“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的淡泊心情。

刘遗民隐居之处西林与上京不远，陶渊明有时去访刘，二人都是辞官归隐，有相投处。萧统《陶渊明传》载：“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庐山）， 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周续之投到高僧名下，隐得似乎彻底，刘遗民离群索居庐山，也算得上高士，只有陶渊明隐在家中，忙于农事，相形见俗，但陶渊明不着意求隐，不标榜其特立独行，如《饮酒》诗云：“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不离开亲朋故友，所以隐得真实，相反，周、刘则有沽名钓誉之嫌。渊明说：“百年之后，身、名都会化为乌有。”功名之想已绝，隐者的虚名更非所图，只要安居田园，“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随着岁月的推移，自己远离了世事，世事也就远离了自己。

同年秋，陶渊明又作《酬刘柴桑》， 由“新葵郁北牖，嘉辛养南畸”两句可见，诗人这年小有收成，于是打算出游，及时行乐：“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同否）？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劳逸结合，能吃苦，也善取乐，携妻儿出游，诗人的情趣，毕竟高于一般农人。

及时行乐是中国文人心态的另一方面。一般的规律是：初涉世道时雄心勃勃，扬言要大济天下；几番挫折，锐气磨落后就鼓吹及时行乐；得志时想有所作为，失意时就放浪形骸。总的来说这两种心理是交织在文人心中的，只是各有占上风的时候。陶渊明的及时行乐是感于来日无多又别无所图，所以要好好感受人生，更多地体验生之意趣，这是人之常情，诗人之雅趣，无可厚非。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在其《己酉岁九月九日》一诗也流露出来：“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馀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一系列萧瑟凄凉的秋景，引发诗人心中的伤逝感慨：“万物相寻异，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人生劳苦，不知究竟何求，人终有一死，诗人深深焦急。生之困惑，死之困惑，都是人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千年以后的事不是人能知晓的，不如及时行乐。诗人找不到生死的答案，理不清悲秋的思绪，只有忘情于一杯浊酒，方始称心，自得其乐。

义熙六年（４１０年）， 陶渊明一家由上京迁往南村。头年四月，刘裕即出兵北伐南燕，这年二月，刘裕攻下南燕都城广固，生擒燕主慕容超，南燕亡。当刘裕北伐南燕节节胜利的时候，卢循率十万农民起义军从广州向北推进，兵锋直指建康。三月，义军进攻豫章，江州刺史何无忌战死。义军进据浔阳。四月，刘裕匆忙赶回建康。五月，起义军在桑州（今江西九江市西）大败官军，刘毅狼狈逃走。七月，卢循攻建康不下，退守浔阳。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战火烧到了陶渊明的家乡，陶渊明的生活与其他百姓一样受到了影响。这年九月，诗人才下田收割早稻。战乱纷至，芸芸众生无论是官员百姓都难保旦夕祸福，诗人更加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更加珍惜与世无争、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经营农事是为衣食自安，点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这比那些宣称躬耕是为了保守气节，实际却在观望时事、企待投机的隐者要真诚得多。“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来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诗人笔下反映出了农民的希望、喜悦，也反映出了诗人的疾苦。不是他们不觉得苦，只是没有办法摆脱。可见诗人并非甘于躬耕之苦，只是无可奈何。“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四体虽然劳累， 但也许可以避免祸患， 江州刺史何无忌不就横祸临头了么？与其无意义地死去，不如以苦为乐地活着。“盥濯息檐下，丰酒散襟颜。” 收工之后洗洗手脚、喝点酒，也开心得很哪。“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值此乱世，能长此以往下去就不错了，哪里还会引以为叹？此时， 诗人心中已生出隐忧， 只怕这种虽苦仍安的生活也难以长久。而他的担忧，无论从时世来说，还是从自身条件、家庭境况来说，都不是多余的。

诗人移居南村之后，位近浔阳城，不再是荒僻、人迹罕至的气象，交游也就多起来。这也是他移居的一个重要目的。如其《移居二首》，言：“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得夕。”不是南村宅地风水好，而是有心的朴素的人。如殷景仁、庞遵、颜延之等可以经常往来。诗人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隐士那么好静甘寂，而是常常苦于没有“邻曲时时来，抚言谈古昔”，没有知交与他“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南村是一个大村落， 诗人与众多邻里打成一片，“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文人最怕的是寂寞。寂寞则生愁心，则生乱绪，陶渊明喜欢热闹、喜欢交游，免为这些无所寄放无以排遣的心绪所困。他诗人的气质、言谈又为邻里所喜爱。因此他们能如此投合、融洽相处，让诗人感到莫大的欢慰。

诗人与当地官吏过往甚密。由《酬丁柴桑》一诗可见，他从这种交往中亦得到一丝乐趣。当然，这些官吏都不是昏官污吏。丁氏为柴桑令，从善如流，秉公办事，惠及一县， 所以诗人才乐于和他往来，“放欢一遇，既醉还休”。

殷景仁是诗人的好友之一。他先做晋安南府长史，居住浔阳，与诗人彼此相投，后任刘裕太尉参军，移家东下。诗人作《与殷晋安别》一诗送他，深深怀恋二人的交谊，忆起昔日一见相投、畅谈同游的情景：“游好非久长，一遏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充满依依之情，同时也不无遗憾地说，彼此仕和隐的道路不同，分手势在必然：“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只言在兹春”。想到从此好友再难相见：“飘飘西南风，悠悠东去云， 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诗人不由自伤：“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优秀的人才不会隐居，只有自己这样寡陋贫贱的人才沦落江湖。希望以后他有机会还来看望自己：“脱有经过便，念来有故人”。

诗人在和友人的交谈、唱和中，常常探讨一些人生哲理。《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是诗人对生和死主题的继续思考。“既来孰不去， 人理固有终。”表明生死乃自然之道。“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去无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过着清贫的生活，也有乐在其中，无论人生道路平坦或坎坷，只要纵心任情也就无所谓高下、贫贱了。幸福是一种感觉，没有客观的标准。纵心任情，自觉如意，这就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对现实诸事达到这种超脱的认识，又何必要升天成仙呢？

世事对人生的影响，归根结底是通过人的心灵，通过主体精神转化为行为方式，其结果最后又归于人的心理积淀，即人的处世姿态与心情。陶渊明对生死、穷通、贫贱的认识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他能达到这种适于自己的认识，也就能够安然于自己的处境，以不变应万变的心境，在天灾人祸莫测、通达乖蹇难知的人生旅程中踏踏实实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