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园田居

归田初期的生活，还是较为轻松闲散的。这也是诗人聊为弦歌、苦心安排的结果。家里有僮仆、有儿子，他只需偶尔过问一下农事，更多时间消遣于读书、闲聊及游山逛水中。这种悠闲自得的生活，以及他这时期的感受，在他的《归园田居五首》中反映得很清楚。

《归园田居五首》作于陶渊明由彭泽令上弃官归隐后的第二年， 即晋安帝义熙二年（４０６年）。这组诗历来被视为陶渊明田园诗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田园诗的代表作。其一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诗人认识到自己的性格、气质不适于做官，他的生命只属于山水田园。十三年的仕途奔波如今看来就是误落尘网中了。三十是虚指，极言荒废光阴之多，强化他的悔憾情绪。他多年漂泊在外，如同羁鸟、池鱼一样不自由，心中总不能忘怀旧林、故渊。如今回到大自然中，就完全解脱了，可以过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守拙是道家的思想，即保持愚直的本性。诗人在南郊的田野边开荒躬耕，返朴归真回到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由此句可见陶渊明家的产业状况和居住环境，尚能让诗人自足无忧。“遥遥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前四句写静景，此四句写动况，以动衬静，生机顿显，在我们眼前现出一派恬然的农家气象。“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的影子在这里已隐约可见。“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田园环境优雅，空气新鲜，生活节奏缓慢，如流水缓缓，诗人的心情也平平静静。庭院中没有灰尘杂物，既暗示交游少，也比喻没有世俗杂事缠身，人在空寂的居室，常有余闲，也说明心境沉静安闲。诗人喜爱这种恬静的生活，欣幸自己像鸟儿挣脱牢笼一样摆脱了官场的诱惑与羁绊，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

如果说《归园田居》之一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幅农村图景的话，那么，《归园田居》之二则真切地反映了诗人作为一个农民所有的交往与话题。“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诗人平素不与农民往来，只在田头地里相遇时，拨开草丛走到一块，谈谈农事。“时复墟曲中， 披草共往来”二句，仿佛让我们看到诗人怎样穿过山间荒径；“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二句又仿佛让我们听到诗人如何在与农人议论庄稼长势，预计收成状况。诗人此时的心愿已与农人一致了，他同农民一样为桑麻日长、开荒垦出的地日广而喜，又与农民一样为突降的霜雪可能毁坏庄稼而忧。正因诗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与农民同甘苦共喜忧，所以才能将农村的生活、农民的心态描写得如此活灵活现，使今人宛见其景，若逢其人，似闻其声。

《归园田居》之三用白描手法记载了诗人一天劳作的情形。“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初看平淡似水，用词浅白，短短八句，说家常似的叙述到南山锄草的目的或原因——“种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和过程——清晨即去锄草，到月亮上来才荷锄返归，又信手拈来两句——道路狭窄，草木丛生，露水沾湿衣襟，写出归路上的情景，最后自然而然地引出感受——衣襟沾湿没关系，只要收成的心愿能够得遂。每个浅白的字眼都那么富有表现力，每一句平常的话都是一幅活生生的图景。五言八句构织出如此淡泊而悠远、简朴而淳郁的意境。当读者的目光随着诗人的笔调流动时，诗人便映着月光从一千五百年前向今天走来了，那么悠闲，那么自足，又淡淡地散发出一丝忧郁、一丝怅惘。

有些论者认为“但使愿无违” 是指隐居之愿无违，这是不符作者当时情景的，是牵强附会的推测。破坏了这首诗浑然着意生活本身、淡然不拘于心的浑然意境。

《归园田居》之四记载了一次携子侄出游之所见所感。“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 诗人多年来离开山泽外出做官，如今可以在林野间纵情漫游了。此二句写他出游的心情。对照《归园田居》之一“羁鸟恋旧林”、“浪莽林野娱”句极写出羁鸟归旧林的轻松与欢畅。“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诗人踏上一片过去村落的遗址，砍柴人告诉他这里的人都死了。对着一片废墟和坟墓，诗人又思考起生与死这个无所谓因果，找不到答案的题目，感慨人生变幻无常、生死不定。“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生前忙忙碌碌，苦苦求索，死后又能留下什么呢？“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这种人生如梦的虚无观，虽然悲观消沉了些，但它是诗人在尝试过、努力过之后的真实感受，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听任自然、等闲生死。可以指责朝阳初起的青少年悲观消沉，不可以强求历尽风霜的中年老人还那么豪情满怀。况且这里诗人并非在鼓吹虚无空幻的人生观，而是在慨叹自己一事无成，在这世间留不下什么有光彩的东西，将来也不过埋没于一片荒丘，同时，三十年而朝市异，世事变化如此之快，诗人也在探寻追索一些不变的东西，能使生命永恒的东西。

《归园田居》之五写诗人劳作一天归来后的生活情景。“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 “怅恨”估计是因庄稼长势不好，更兼劳累，心情因此不好，由此对自己沦为农人也不免有怨天尤人之想。“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在山泉中洗洗脚，也可以洗去心中烦闷。此句既淡且雅，淡者，农人收工回来，遇水洗洗足，这是多么平常的事；雅者，是承屈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意。诗人于不经意间，既写出了情状，又写出了心境。笔调而后渐转欢愉：“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与人同乐，其乐无穷。燃薪代烛，欢夕达旦。固然自在，固然自足，但诗人这种着意追求的尽欢，这种借以消忧解愁的放浪，也是怅恨的一种变形宣泄。

《归园田居》五首，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诗人归田之初的各项生活内容、生活情形，也写出了他情绪由欢快转为平静、并淡淡生出一丝怅惘的过程。总体上来说，诗人的心情还是恬静的，欢愉或怅惘都只是暂时的波动。从同期所作《旧鸟》一诗来看，“ 岂是天路，欣及旧栖”， 作者已经绝了飞黄腾达之念，“游不旷林，宿则森标”，他已不敢再作离开丛林的设想，只愿从此安居在田园。

诗人对此生不再抱奢望，委任自然的思想从他对子女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望子成龙是每个作父亲的心愿，子女的生命在一定意义上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作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父母生命的延续。父母对生活要求愈高，在子女身上寄托的希望也就愈大。如果父母有所追求因之有所失落，必然希望在子女身上得以实现。陶渊明初得长子俨时，作《命子》一诗，历数陶门光荣历史，其中寄意不言自明。

而现在，四十四岁的陶渊明又作《责子》一诗，面对五个不成器的儿子，他又作何感想呢？“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诗人早生华发，肌肤不再丰实，渐近衰老，这一辈子也就这么完结了。“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粟。”五个儿子都不爱读书，真是让诗人无可奈何。但他不是严加训斥，勤勉督导，而是“天命苛如此，且进杯中物”，以酒消忧，忘记这些不顺心的事。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诗人，他的消沉、嗟怨、贪恋杯中之物，浑然忘世忘家忘身，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但作为一个父亲，陶渊明确实不称职。一个好父亲，哪怕自己再落泊，也要在子女面前保持挺立的形像，不为自己心愿的延续，也为子女的前程。所以，陶渊明消极厌世的思想，固然可以化为正常的诗意来触动落寞者的情怀，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但作为一种为人立世的态度，却不值得推崇，也不应当归咎于时世以为其开脱。痛苦出哲人，但我们不必为了哲理而强求痛苦，而只是取前人痛苦经验来避免、解消痛苦。失意、消沉出凄美的诗意，但我们不必为了这种失意而去寻愁觅恨，而应在与这种落寞情怀的沟通中遣走自己的愁情，放眼现实世界的风物而有所实际行动。诗人和哲人的生活本身往往是不值得追慕的，不能因其生活的结果：思想的、艺术的作品而去赞美其生活本身。尼采、叔本华、凡高的生活都是不值得赞美也是无法仿效的，其为人也不能与其作品的奇异光环混为一体。历代中国文人中有实际作为的人屈指可数，他们的奇篇丽句是由他们独特不可模仿的生活孕育出来的，他们的不平凡的生命历程又是因他们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个性与世俗的冲突造成的。假如要有所归咎，那决不只是时代的过错，而也与他们自身的弱点、缺点有关。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让受难者的泪与血浇开艺术的花朵。可这花朵掩盖了泪水与心血，掩盖了艺术家的心灵、性格上的斑点。后世以其对艺术的景仰，进而衍生为对艺术家人格、心性的崇慕，对其一生不分青红皂白的肯定与称颂，这是合情却不合理的。具体到陶渊明来说，于国于家于身于子女，一生中他除了诗文还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呢？归隐是无可奈何，拒仕是年老心淡，非要上升到品行的高度，徒然欺诱后人，为懒散、消沉、畏惮找一个美丽的借口，为他们的不负责任、放浪形骸找一种合理的解释而已。但是，既然隐者的情怀可以为在仕途的忐忑不安的心情找一个依托，为他的遭贬谪后的信念找一个支撑，那么它也就有了长存的理由。话说回来，一事无成，心灰意冷、无德无能、仅有舞文之长的陶渊明，面对五个不成器的儿子，当此群魔乱舞、百姓谋生未易、求进无门的时世，除了借酒浇愁，又能怎么样呢？所以《责子》一诗姑且作为一篇风趣的作品来欣赏，而不必深究诗人对子女的责任和对生活的态度。十六岁的长子懒惰无人可比，十五岁的次子不好诗文，十三岁的阿雍、阿端连六和七都不认识，小儿子更是只知道寻觅吃食。夸张形容，充满了戏谑，流露出无奈，命运如此，陶门败落，有愧列祖列宗。百绪千愁，都让它融化在酒中吧！

从踏上仕途前夕的《命子》， 到归园田居后的《责子》， 诗人由夸宗耀祖到斥责儿子，由谆谆祝告到认同天命，笔调由高昂到低沉，由满怀热忱转为无可奈何，这是诗人十三年迷梦颠落的结果，是他归返田园后的心情写照。而无论有望无望，不敢奢望却是自始至终贯穿诗人心迹的。这是每一个人尤其是多思善感的文人的共同心态。寄望之前先降温，是怕失落得更多。陶渊明责子何尝不是希望儿子好读书、求上进呢？只是此事，这种愿望是以无望的方式表达的，与《命子》中以低调的希望表达强烈的心愿异曲同工。诗人这样的心性反映到诗中，便没有那种李白的浪漫激情与蓬勃热力，亦无杜甫的那种大悲大愤，而自成一派平和、舒缓的风格，这种风格在诗人诗作中一以贯之，而在后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