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对“朋党”谬论的有力反击

君主期望大臣在朝廷中最理想的工作关系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前提一定是一心为公、为国，这是“和”的基础，各位大臣能协调工作，关系和睦，又能够各抒己见，不苟同附和，由皇帝居上调度、控制，这自然是最理想的大臣之间的工作合作关系。“和而不同”的理想关系是很难实现的，两宋时期，偶尔二府大臣之间也曾出现类似理想景况。吕中论及独相有“专权之私”，并相有“立党之患”时，评价说：“以赵中令（普）权专任重，而能与新进之吕蒙正共事；以毕士安德尊望隆，而能与使气之寇准共政，不惟无分朋植党之风，抑且尽同寅和衷之义。”（《长编》卷四七引《宋史全文》）便是较为典范的事例。最为典型的是庆历年间朝廷用杜衍为枢密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和富弼为枢密副使，四人既是同道好友，又各有独立的政治见解，合作而不苟同。欧阳修评价说：“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韩琦则纯正而质直，富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长编》卷一五五）四人尽心为公，对朝政各有所见，却又同心协力，共同主持了“庆历新政”。以下分别介绍欧阳修提及的三件事，以见庆历大臣“和而不同”的风范。

其一，滕宗谅使用公使钱被贬。

滕宗谅，字子京，河南府（今洛阳）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与范仲淹同年进士及第。滕宗谅与范仲淹政治志趣相投，两人是终身好友。早年，滕宗谅曾在泰州协助范仲淹主持修筑捍海堰，由泰州军事推官召试学士院，累迁殿中丞。范仲淹上疏要求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还政，滕宗谅随即亦上疏支持范仲淹，明确要求刘太后还政。仁宗亲政后，滕宗谅获得重用。西北战事爆发，滕宗谅调知泾州。葛怀敏兵败定川，西北前线各州郡都大为恐慌。泾州守军不多，滕宗谅就组织了数千名农人，身穿军服，上城守卫。又招募有勇气和胆略的人作为侦察兵，探知敌情，通报周边州郡一起防备。滕宗谅又以牛、酒等犒劳士兵，同时祭奠定川战死者，重重抚恤阵亡者家属。滕宗谅这一系列的作为，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当地紧张形势得以好转。范仲淹非常赞赏滕宗谅在危急时刻的作为，朝廷调整西北防线时，范仲淹就推荐滕宗谅取代自己的位置。庆历二年十一月，滕宗谅擢天章阁待制、环庆都部署、经略安抚使，徙知庆州。

庆历三年九月，西北前线基本上已经没有战事发生，范仲淹已经在参知政事的位置上提出了十项新政措施，朝廷却翻出旧账，指责滕宗谅在泾州任职期间挥霍公使钱十六万缗，将滕宗谅贬知凤翔府。公使钱是地方长官可以支配的一项行政经费，使用规则不是那么明晰。此事的起因是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的揭发，郑戬是滕宗谅的顶头上司，监察御史梁坚也为此事弹劾滕宗谅，朝廷就派遣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审理此案，于是有了上述的贬谪处理。事实上，滕宗谅只使用了三千缗。滕宗谅害怕牵连太广，在使臣到来前将文件全部烧毁，自己独立承担罪责。此举真正惹怒了仁宗和朝中的部分大臣、谏官。史料中未见枢密使杜衍在此事中的作为，根据欧阳修所说，杜衍明确赞成从重惩处滕宗谅。

范仲淹立即上疏为滕宗谅辩护。范仲淹说自己当时在前线，完全了解事情的曲折细节，必须为滕宗谅说话。范仲淹针对梁坚的弹劾辩护说：第一，梁坚弹劾滕宗谅在泾州低价贱买百姓牛驴，犒劳部队。范仲淹说：当时军情紧急，滕宗谅用公使钱购买牛、驴、酒等犒劳士兵，稳定军心，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即使购买的价格上有些不妥当的，也是情有可原。第二，梁坚弹劾滕宗谅在邠州时召集乐工歌妓演出数日，乐工歌妓得到了丰厚的赏赐。范仲淹说：这是自己和韩琦到邠州视察军情，举行宴会，宴会上让众位武将射箭比赛，射中者获得赏赐。于是，部分将领和乐妓都得到了赏赐。这不是滕宗谅的过错而归罪于滕宗谅。第三，梁坚弹劾滕宗谅用公使钱十六万贯，其中数万贯用途不明。范仲淹说：据朝廷派遣的使者审理，滕宗谅只用了三千贯，其余十五万贯是各部队申请的“钱数物料”费用，怎么能将诸军的费用算作滕宗谅的过失？范仲淹说自己也是这样使用公使钱的，滕宗谅并无过错。此外，环庆一路四州二十六寨，滕宗谅到任以后处置得当，怎么会是“不才之人”？范仲淹告诫说：边塞主帅要依仗朝廷威望，才能树立威信，率领部队。现在滕宗谅没有多大过错，就遭到这样的处理，将来其他边帅怎么敢担责任做事？怎么统率诸军？范仲淹要求朝廷重新审理此案，如果滕宗谅确实有侵占公使钱的贪污行为，自己愿意“同行贬黜”，一起受朝廷处分。

庆州继任者田况发现滕宗谅没有多大过错，燕度则大张旗鼓地审理此案，牵涉过多，边塞军队骚动，狄青、种世衡等主要将领都惶惶不安，就上疏朝廷，说明情况。在未得到朝廷回复的时候，田况就写信给朝中各位大臣，希望他们把真实情况禀报给仁宗。谏官欧阳修因此上疏，要求朝廷审慎审理此案，不要枝蔓，快速结束案件，避免边塞军情不稳。同时，朝廷应该明示公使钱只要不占为己有，就可以随意使用，鼓励边帅安心做事立功。欧阳修甚至认为燕度是“险薄小人”，得到一个案件，就“舞弄文法”，以为奇货可居。“自谓陷人若多，则进身必速。”（《长编》卷一四四）要求朝廷更换差官审理此案，同时追究燕度的罪责。知渭州尹洙也上言：武将使用公使钱就比较随意，狄青算是其中“素来谨畏小心”者。朝廷如此追究，狄青等都“内怀忧惧”。仁宗特地为此发布诏书，安慰边塞武将。

仁宗部分听取范仲淹的意见，案件还未审理完毕，就赶紧结案。但是，滕宗谅依然受到贬谪惩处。庆历四年正月，滕宗谅降为祠部员外郎、知虢州，天章阁待制之职不变。二月，御史中丞王拱辰和监察御史里行李京继续追究此事，认为“滕宗谅在边，盗用公使钱，不俟狱具，止削一官，皆以谓所坐太轻，未合至公”。要求加重对滕宗谅的处罚。王拱辰甚至表示，次日不再到朝廷来，在家中等待处理。如果不处理滕宗谅，就贬谪他到“一小郡”。仁宗于是又追贬滕宗谅，徙知岳州。然“终赖仲淹之力，不夺职也”（《长编》卷一四六）。这件事终于告一段落。

英宗治平年间，西北守边将帅闹矛盾，经常拿使用公使钱过多为借口，攻击对方。御史中丞贾黯对英宗说：“太祖时，天下未定，用李汉超等一十四人，分捍三边，皆十数年不易。举其州征榷之利皆以与之，仍听其贸易，免所过征税。军事无小大，皆许便宜。以故汉超等得成功名，而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庆历中，陕西用兵，颇失此术，边臣用公使钱微有过，则为法吏绳以深文，如尹洙、张亢、滕宗谅是也。”（《长编》卷二〇五）希望英宗不要重蹈覆辙，英宗采纳了贾黯的建议。可见，滕宗谅一事的处理，给边塞留下了隐患。

其二，修筑水洛城事件。

水洛城（今属甘肃庄浪县）地处宋、夏边界，连接秦州、渭州，是西夏入侵的必经之地之一，是双方必须争夺的军事要塞。此地平坦肥沃，川流环绕，又出产银、铜等矿产，成为边塞百姓的一个聚居地，一些因战争而逃离家乡的汉族百姓也到这里居住生产，水洛城一时成为西北边陲的繁华小镇。庆历二年，范仲淹向仁宗提攻守二策，水洛城在范仲淹的“攻策”中就居重要位置。依据“步步为营、进逼西夏”的积极防御方针，范仲淹建议“进修水洛，断贼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势，因以张三军之威也”。韩琦此时的战略战术思想与范仲淹有很大的差异，韩琦认为：修筑水洛城，“计其土工亦数百万，止可通二州（秦州、渭州）援兵，亦未能断绝西贼往来。近筑秦州关城方毕工，尚有冲要城寨，当修治者甚多，未敢再劳人力”（均见《长编》卷一三五）。水洛城属秦凤路，归韩琦管辖，朝廷当然要尊重韩琦的意见。最终，韩琦意见被采纳。

希望将水洛城纳入宋朝防线的边将大有人在，西北边塞名将刘沪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刘沪在对西夏的系列战争中曾因作战勇敢、多智谋、屡立战功而受到范仲淹、韩琦的特别推荐。刘沪率兵击破水洛城周围的少数民族武装，进逼水洛城。刘沪又暗中派人游说水洛城主铎厮那，说服他归顺了宋朝。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巡边至此，刘沪召铎厮那等少数民族部落酋长前来献地献城。庆历三年十月，郑戬向朝廷汇报申请说：“德顺军生户大王家族元宁等以水洛城来献。其地西占陇坻，通秦州往来道路，陇之二水环城西流，绕带河、渭，田肥沃，广数百里，杂氐十余落，无所役属。寻遣静边寨主刘沪招集其酋长，皆愿纳质子，求补汉官。今若就其地筑城，可得蕃兵三五万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贼，实为封疆之利。”（《长编》卷一四四）获得朝廷同意。郑戬随即命令刘沪率兵前去接受献地献城。刘沪到达之后，部落酋长又改变主意，举兵数万人围攻刘沪。刘沪兵力只有千余人，然刘沪从容镇定，指挥得当，一战击溃敌军，终于将水洛城纳入宋朝防线。

庆历三年十二月，陕西宣抚使韩琦再次上疏朝廷，反对修筑水洛城。韩琦认为：修筑水洛城工程浩大，“其土工自以为百万计，仍须采山林以修敌栅、战楼、廨舍、军营及防城器用”（《长编》卷一四五）。而且，需要驻兵三四千人，每年耗费粮草，获得的好处仅仅是打通秦凤、泾原二路。水洛城周围都是小规模的蕃族部落，不对宋朝军队往来构成威胁。韩琦强调说：如果不采纳他的意见，朝廷可以派员到西北前线调查，询问文彦博、尹洙、狄青的意见，他们也是一致反对修筑水洛城的。韩琦是朝廷派往西北前线的总指挥官，位置在郑戬之上，朝廷更加重视韩琦的意见。庆历四年正月，朝廷下诏罢修水洛城。不过，当时在刘沪主持下，修筑水洛城工程已经动工，郑戬又再次派遣董士廉率兵前去协助。郑戬同时一再向朝廷要求，继续完成水洛城修筑工程。朝廷罢修诏令下达后，刘沪和董士廉在郑戬的支持下并不理会，而是加紧水洛城的修筑工作，希望给朝廷一个既成事实。郑戬甚至继续派遣许迁率兵前去增援。

韩琦回到朝廷后，立即罢免郑戬四路都部署的职务，郑戬徙知永兴府。知渭州尹洙立即召回许迁部增援将士，同时命令刘沪、董士廉停止修城工程，二人立即率部返回。据说，当地少数民族部落百姓都反对刘沪、董士廉回去，愿意自出钱财修筑水洛城。刘沪和董士廉没有听从命令，反而加紧了工程的进度。尹洙再度命令二人返回，再度被拒绝。尹洙改派张忠前去替代刘沪，又被拒绝。尹洙极其愤怒，就派遣狄青率兵巡边，逮捕了刘沪和董士廉，准备以违抗命令的罪名将二人斩首。当地部落民众惊扰恐慌，聚集杀人作乱。因为韩琦和郑戬意见极度冲突，二人又一再坚持己见，朝廷就派遣鱼周询为特使前往当地调查。刘沪、董士廉被逮捕时，鱼周询还没有到达边塞。等鱼周询到达后，当地蕃族部落马上向他申诉。鱼周询将这一切向朝廷汇报，朝廷下诏释放刘沪、董士廉，且命令他们继续完成水洛城修建工程。

在刘沪、董士廉被捕期间，参知政事范仲淹上疏朝廷为二人辩护，要求释放二人。范仲淹说：二人是秉承命令修筑水洛城的，不接受罢修的命令也情有可原。因为二人在当地作战有功，且收服了周边蕃族部落，又已经动工修城，怕停工以后被上司责备为“经画不当”。所以，他们加紧工程进度，试图以成功求免罪。刘沪是西北名将，董士廉是朝廷京官，狄青粗人万一杀了二人，既影响边塞军心，两家人又会不停申诉冤情。范仲淹要求朝廷委托鱼周询审查此事。范仲淹认为：保护刘沪和董士廉，就是爱惜狄青和尹洙。谏官孙甫、余靖、欧阳修纷纷上疏，都倾向于刘沪、董士廉。范仲淹的辩说，显然是赞同刘沪等修筑水洛城的举动。朝廷最终听取范仲淹意见，所以有了上述释放二人的诏令。朝廷还特别将尹洙调离渭州，以免对修筑水洛城构成障碍。庆历四年六月，水洛城修筑完毕，此事告一段落。

其三，关于契丹动向的争议。

范仲淹始终对边患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他一直认为东北契丹是宋朝的更大威胁。庆历四年，契丹与西夏发生军事冲突，范仲淹就担心这是一种假象，真实目标是宋朝，就要大规模调兵遣将，予以防备。富弼对当时东北边防形势有非常详尽的分析，他在肯定范仲淹这些举动都是“忠勤体国之至”以后，指出范仲淹的措施“恐过之”。富弼根据自己出使契丹见闻和系列情报推断：“契丹必不寇河东决矣！”所以，宋朝没必要自我骚扰，“劳费不悛，则正落贼计”。枢密使杜衍和枢密副使韩琦都认为契丹一定不会入侵，韩琦甚至说：朝廷只须派我往前去，“不须朝廷一人一骑”。范仲淹与杜衍在仁宗前争论此事，范仲淹情绪激动，严厉批斥杜衍，而平日范仲淹则是将杜衍作为长辈来尊敬的。最终，朝廷听取多数意见，没有调遣部队，事实证明这次范仲淹的判断是错误的。朝廷后来专门委派富弼负责对契丹的边防事务，范仲淹负责对西夏的边防事务。在这一场争议过程中，当事人始终对事不对人，不在意争议时对方情绪的激动和语言的过激。史载：杜衍“不以为恨”，范仲淹“亦不以为忤”（均见《长编》卷一五○）。

范仲淹等庆历大臣的作为，证实“朋党说”完全是一种恶意的诬陷和攻击。即使政治上与范仲淹始终坚定站在一起的欧阳修，当范仲淹初任谏官、杜衍任御史中丞的时候，欧阳修认为他们没有尽到言官职责，也曾写信批评他们。他们是诤友，是耿直大臣，从不相互包庇。范仲淹说：“以此明之，实非朋党！”（《举欧阳修充经略掌书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