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以外：知人善任与其他

范仲淹进入二府任职宰辅，从枢密副使到参知政事，担当领导政府的重责，他的政治活动必然触及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在庆历新政以外，范仲淹在中央政府舞台发挥了多种重要作用。

首先，范仲淹向朝廷推荐了多方面的人才。范仲淹此时入仕近三十年，有相当丰富的官场阅历。范仲淹又一直关心治国之道，留意各方面人才。作为朝廷宰辅，范仲淹就可以发挥自己的良性作用，推荐各类人才，让他们在各自岗位上都有所贡献。庆历三年五月，范仲淹到任枢密副使不久，江淮漕运停滞，京城军粮储备匮乏告急，二府大臣忧心忡忡。范仲淹连上两疏推荐殿中丞、监在京榷货务许元“才力精干，达于时务”，“智识通敏，可干财赋，复能爱民，不为侵刻” 〔1〕 ，可以派往江淮等地，依赖重用。又推荐张去惑接替许元在京城的职务。范仲淹以前曾经推荐许元和张去惑为陕西转运判官，期望二人在西北前线辅助自己做好财政管理方面工作，获得朝廷的同意。所以，许元和张去惑早就是范仲淹看好的经济类管理人才。朝廷立即任命许元为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路、两浙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六路的制置发运判官，统一负责南方漕运调度。许元说：“我不相信，六路七十二州的粮食不能足够供应京城的需要。”许元到任后，做了一定的调度布置，南方粮食立即络绎不绝地运往京城。沿途运粮船千余艘，蔚为壮观。很快，京城就有了足够的粮食储备。庆历四年七月，范仲淹向朝廷推荐“殿中丞蔡挺管勾陕西、河东宣抚机密文字”（《长编》卷一五一）。当时范仲淹已经接到朝廷最新任命，拟赴陕西、河东前线主持军政大局，范仲淹显然是将蔡挺作为特殊人才推荐带到边塞效力。史载蔡挺“诡谲多计，人莫能得其情实”。蔡挺人品虽有可议之处，其才干确实过人。而后，神宗年间蔡挺成长为西北边陲大帅，再入枢密院任枢密副使，是文臣中颇具军事才能者。范仲淹慧眼识才，其他方面举荐的人才不计其数。以庆历四年八月为例：“十三日，举张子奭、张焘、张去惑、苏舜元、陈荣古堪充刑狱、钱谷重难任使；十五日，举夏安期充河东转运使；又举向约，乞差知陕西、河东烦难大郡。”（《年谱补遗》）范仲淹最钦佩诸葛亮能用“度外人”。范仲淹认为：当政者总是想尽量使用人才，但往往囿于个人好恶，在用人问题上产生偏颇。只有启用与当政者好恶不同、性情不同的“度外人”，才能成就国家大事。

在用人方面，范仲淹能够做到知人善任。石介是范仲淹的友人，是政治上的坚定通道，为人忠贞耿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时，有人力荐让石介出任谏官，其他执政都已经同意，范仲淹说：“石介秉性刚正，天下闻名，但是过于偏激。如果让他做谏官，一定会要求君王实行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不听从他的劝谏，一定会叩头流血，死谏不已。皇帝现在年富力强，没有失德的事情，朝廷政令也能够自我调整，为什么要用这样性格的人做谏官？”大家都同意范仲淹的观点，此事作罢。石介偏激的性格，后来还是成为政敌攻击庆历诸君子的突破口。

其次，范仲淹坚持“重农抑商”立场，反对减免茶盐等商业税收或者放宽国家专卖禁令。庆历三年六月，仁宗曾经发布诏令咨询：茶、盐、矾、铁、铜、银等商业买卖或矿冶禁令，国家是否取利过多“伤民”？要求各地官员上报具体情况，以便朝廷决策。范仲淹上疏表示反对。范仲淹说：茶盐等税收或专卖禁令，取利于商人，对商人没有太大损害。现在国家费用不足，如果不从商人那里索取，就要向农人索取。比较之下，不如取之商人。当前要务是节省国家开支，国家有节余，应该首先减免农人的赋税，有余力时再顾及商人。因范仲淹的反对，弛禁或减税的讨论中止。范仲淹这里表现的是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有趣的是，在一年多以后，即庆历四年七月，范仲淹在茶盐禁令问题上的立场完全改变。范仲淹对仁宗提出：“茶盐出于山海，是天地之利以养万民也。”而现实的做法是：“官禁其源，人多犯法。今又绝商旅之路，官自行贩，困于运置。”范仲淹这时候是认识到了茶盐禁令和官方专卖的弊病，要求仁宗“诏天下茶盐之法，尽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运置之劳，以取长久之利”（《长编》卷一五一）。从商业贸易运作的角度考虑问题，垄断专卖必定带来诸多弊病，范仲淹此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切合实际。然而，终未见朝廷在这方面有何措施。

再次，范仲淹对落实新政的关键部门，做相当整顿。宋代中央负责文武官员考核、升迁、罢黜的有三个部门：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如果要建设一支理想的干部队伍，首先要整顿这三个部门。范仲淹认为这三个部门前后出台的条规极多，繁琐重复，甚至相互冲突。以致“主判臣僚，卒难详悉，官员使臣，莫知涯涘。故司属高下，颇害至公”。庆历四年二月，范仲淹建议重新删定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等条例，“各令编成例策施行”。朝廷就诏令“天章阁侍讲曾公亮删定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条贯”（《长编》卷一四六）。条例整理删定有一定用处，然而，人治社会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于具体操作者。即：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第四，完善常平仓管理制度。常平仓是官方在各个地方设立的钱、粮储备仓库，用来救灾、平抑物价，归司农寺管辖。庆历四年七月，范仲淹奏疏认为常平仓主管官员“官小权轻”，无法有效发挥常平仓作用。诸路主管官员提点刑狱也不尽责。各地政府往往挪用常平仓钱财，致使灾荒年月，无钱粮救济灾民，灾民饿死者甚多。常平仓“徒有安抚之名，且无救恤之实”。范仲淹要求提高主管官员的行政级别，让宰辅中一人分管常平仓，平日及时补足常平仓的储备，以防灾害时节。诸路提点刑狱离任，首先要常平仓钱粮数目，然后才可以报告其他公事。司农寺负责纠察常平仓储备和使用情况，并委托宰辅抓紧制订“劝农赏罚条约，颁行天下”（《长编》卷一五一）。第二个月，朝廷就发布诏令，贯彻落实范仲淹的建议。

第五，建议宰辅分管政事。宋代采取宰辅集体领导制度，宰辅班子集体负责所有政务。集体领导制意味着集体负责制，在这种制度下，有才能、有个性的宰辅往往要受到保守集体的排斥而难以久其任，而大量不求有功、只求无过的平庸官僚，却能尸居其位，碌碌度日。在集体领导制之下，就是容易出庸常之徒。如宰相李昉“在位循谨自守，临事多恕”（《隆平集》卷四《宰臣》）；孙沔以为宰相吕夷简“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知”，吕夷简知道奏疏内容后，感慨说“药石之言，但恨闻此迟十年尔”（《长编》卷一三九）；庆历八年（1048）三月，御史中丞鱼周询言：“今执政大臣，心知某事可行，某法可罢，但拱默自安，不肯为朝廷当事，致文武大政，因循弛废”（《长编》卷一六三），等等。范仲淹针对性地建议：宰辅分工负责中央各个部门工作，各司其职。“凡创置新规，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轻重，事有利害者，并从辅臣予夺。”重大事件再提交二府宰辅共同商议。范仲淹表态愿意分管“兵赋之职”。庆历四年八月，仁宗听从范仲淹的建议，“命参知政事贾昌朝领天下农田，范仲淹领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条上”（《长编》卷一五一）。然而，此条变革措施遭到反对太多，旋即废罢。

第六，继续就军政大事提供意见。离开了枢密院，军政大事与范仲淹相对隔了一层。不过，宋代二府分工不是这么严格，中书宰辅插手军政大事时而可见 〔2〕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又熟悉前线军情，自然不会置身事外。所不同的是，以往范仲淹只就自己管辖的西北前线军情发表意见，现在身处中央，东北前线军情也纳入他的思考范围。庆历四年五月，范仲淹与从西北前线刚刚回来的枢密副使韩琦一起，在崇政殿面见仁宗，讨论西北、东北前线边防大事。范、韩认为西夏和契丹互为声援，或战争或和议讹诈宋朝，宋朝必须应对得策，才可以掌握外交主动权。

范、韩建议对西夏采取三策：和策、守策、攻策。范、韩认为：西夏求和，只是求得一段军队修整休息时间，必然还将发动战争。所以，朝廷的和策就是：讲究礼节和信用，以和约为权宜之计，抓紧时间“选将练兵，以攻守为实务”。“彼不背盟，我则抚纳无倦；彼将负德，我则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也。”如何“选将练兵，以攻守为实务”，在守、攻二策中有详尽解说。从守策角度出发，应当大量招募当地“土兵”守边。关内士兵外出守边，冒“星霜之苦”，骨肉分离，日久必怨。土兵守边，和平时父母妻子团聚，战争时战士、家人相互救助，这正是朝廷可以依赖的部队。此外，需要淘汰“孱弱不堪战者”，精简部队。内地的“东兵”可分为三部分，其一帮助守边，其二作轮换卫戍之用，其三守卫京城，和议期间可以逐渐减少边塞“东兵”的数量。沿边则多招募民间“弓箭手”，让他们聚居险要，修筑堡垒，与守边城寨相为呼应。敌军小股入侵，土兵和民兵共同防御抵抗就可以了。敌人大举入侵，宋朝则调集部队，坚守城寨。敌军攻无所得，粮草不继，必定散兵抢掠。宋军可以伏兵山谷中，分别歼灭之。敌军不得已撤退，宋军则可以追踪其后，乘机消灭其有生力量。“彼将进而无利，退而有祸，不三两举，势必败亡，此守策之得也。”从攻策的角度出发，西夏精兵都来自横山一带诸多民族部落，争夺横山诸地就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范、韩建议：鄜延、环庆、泾原三路选取“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一万，骑兵三千”，分为三军，教授作战新阵法。寻找战机，攻掠横山各地，逐步蚕食，三路大军相互照应。“三二年间，山界可以尽取”，“此攻策之得也”（《长编》卷一四九）。观察范仲淹和韩琦应对西夏的三策，完全是范仲淹积极防御思想的体现，与范仲淹当年在西北前线的谋划总体思路一致。可见，此时韩琦已经完全赞同范仲淹的战略战术安排。

针对东北边防辽国的威胁，范、韩二人提出的对策是：密为经略、再议兵屯、专于选将、急于教战、训练义勇、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具体的说，朝廷应该以都转运使的名义派员到东北边塞，视察边情，报告边塞战备不足之处，二府提前谋划应对；整顿前线真定府、定州、高阳关三路屯兵，“差近臣往彼密为经略”，“三路相互应援次第”；选拔“或有知略，或有材武，堪边上试用者”，陆续派往前线；从陕西四路抽调有实战经验的教官，教习河北诸军作战新阵法，“使各知奇正循环之术，应敌无穷”；训练河北新招募的“义勇”，“三时务农，一时教战”，“使人人各知军中之法，应敌可用”；用二年时间修筑京师外城，防备契丹举兵深入，“民不劳而利大”。细观诸项应对策略，体现的依然是范仲淹的战略战术思想。数年前，范仲淹针对东北前线军情就有过类似建议，其中“修京师外城”一项与当时宰相吕夷简的设想有很大冲突。这次范仲淹是旧议重提。当日在崇政殿，范仲淹和韩琦在仁宗面前详细阐述战略战术思想，“数刻而罢”。

不久，范仲淹和韩琦将自己对边塞军事部署落实为具体可操作的“陕西八事”和“河北五事”，敦促朝廷秋防已近，抓紧落实。庆历四年六月，二府宰辅答仁宗询问时说：“近韩琦、范仲淹所上备边文字，内有河北五事、陕西八事，精择兵马及攻守之策已在其中。臣等见商量施行次。”（《长编》卷一五○）表示正在逐步落实。

第七，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细节琐事，范仲淹只要思考所及，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人道和节流的立场出发，范仲淹要求仁宗点检内宫女子人数，“减放”多余的宫女，“以遂物性，又省冗费”。反过来，某些用度朝廷应该增加支出。例如，西北战争致使许多边塞汉族百姓被西夏掳掠而去。范仲淹建议：宋夏双方既然有使臣相互来往，商谈和约，朝廷就应该拨出内宫钱物，委托边臣“收赎陷蕃汉户人口，各还其家，使父母子孙再得完聚”。（均见《长编》卷一四三）

在主持政事期间，范仲淹也有某些行政建议，经大臣们讨论，被认为不合时宜，被废置不用。例如，范仲淹从开源的立场出发建议朝廷采用“赎法”。除一些规定的重罪不在“赎法”之列以外，朝廷应该根据罪责的轻重听随罪犯“赎买”，所得谷物、钱帛用以弥补陕西和河东的军费。对哪些罪责不在“赎法”之列，或应该如何贯彻“赎法”，范仲淹有较详细的建议。朝廷在庆历三年九月下诏，正式实施“赎法”。诏令说：“其议课条，有非著于律者，或细民难知，或人情不免，或冒利犯禁，或奢侈违令，或过误可悯之类，别为赎法。乡民以谷物，市人以钱帛。”朝廷认为“赎法”除增加收入以外，还可以起到勉励百姓生产的作用，“使民重谷帛，免刑罚，则农桑自劝，福寿可期矣”。诏令颁布后，谏官余靖立即上疏反对，说：“臣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谋者，徒知高谈而不知适时之变也。”（均见《长编》卷一四三）批评非常犀利。纵观朝廷旨意，确实有一厢情愿之处，不切合实际。采取“赎法”怎么就能“农桑自劝”？群臣讨论之后，认为实施“赎法”有两大弊病：第一，鼓励富人犯罪；第二，富人犯罪可以赎买，“贫者不能自免”，形成执法不公的局面。群臣所议甚是，赎法遂被中止。这里详细介绍这件事，目的是要提醒读者注意：范仲淹也会犯错，阅读历史，不要神化历史人物，甚至于迷信崇拜。

朝廷除了诸多国家大事以外，也有许多琐碎小事需要处理。翻检史料，范仲淹主政期间，面对琐碎小事，只要范仲淹提出建议，基本上都得到朝廷的认可，充分显示了仁宗对范仲淹的信任和范仲淹在二府中的地位。庆历三年十月，范仲淹上疏建议：要及时处理官员的“进状”，或施行或不施行，都及时告知当事人，不要出现没有答复、没有结果的“送煞”。朝廷听从了范仲淹的建议。庆历四年正月，讨论仁宗皇叔荆王葬礼一事，诸多大臣提出意见：“年岁不利”、“财用方困”、“京西寇盗之后不可更有骚扰”，因此不可以特别举行葬礼。范仲淹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无论什么理由，朝廷都不会缺为皇叔举办葬礼这点钱，只要派人控制规模和费用就可以了。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范仲淹建议：选拔教员和学生，分门别类进行诊脉、药饵、针灸等医学教学训练，为朝廷和地方培养专门的医师。并建议制订系列考察医学人员的方式。庆历四年三月，朝廷诏令“宣徽院并依奏施行”。简言之，《长编》所载这一阶段范仲淹对朝廷政务诸多处理意见，朝廷大多都“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