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养生理论认为人和自然都是“气”的产物，人处在天地之间，生活于自然环境之中，只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存在。因此，人与自然具有相通相应的关系，同受阴阳五行法则的制约，并遵循同样的运动变化规律。《灵枢》关于“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的论述，就概要地阐明了自然界的一切运动变化，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观点。唐代著名养生家王冰也认为：“但因循时气序，养生调节之宜，不妄作劳，则生气不竭，永保康宁”（《素问·生气通天论注》）。纵向考察中国养生文化史可以发现，顺应自然的养生理论大致包含以下两重含义：

顺应自然界的阴阳变化

《黄帝内经》中所说的“法于阴阳，调于四时”和“因时之序”，都表达了这种意思。就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而言，对人体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四季交替和昼夜晨昏的变更，因此养生也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首先，针对春夏秋冬的气候特征，在精神修养、饮食调摄、生活起居等方面必须顺应四时的生、长、藏特点，做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在此基础上，还要力求“一年之内，春防风，又防寒；夏防暑热，又防因暑而致感寒；长夏防湿；秋防燥；冬防寒，又防风。”（《理虚元鉴·卷上·知防》）

其次，养生者还应注意昼夜晨昏的调护。《素问·生气通天论》认为一天之中，早晨阳气始生，日中而盛，日暮而收，夜半而藏，每天这种变化与四时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规律完全一致。因此，为了资助阳气的发生，早晨应多开展室外活动，吐故纳新，流通气血，旺盛生机；傍晚日落，阳气开始潜藏，于是要相应减少活动，避免风寒和雾露之气的侵袭。这也就是《黄帝内经》作者所谆谆告诫人们的：“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

所谓顺应自然而然的状态养生，实际上是指人们只有认识人与自然二者本身所具的客观规律，并依循这种规律养生，才可能健康长寿。早在《吕氏春秋·尽数》篇中，就有“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寿长焉”的论述，可见古代养生家早就认识到了自然界有其自然的规律，人们只有依循这种规律方可生长久视。除了自然界之外，人体的生理状态也有自身的规律，人们只有象《庄子，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那样顺应人体的自然生理规律，才能保护生机。《黄帝内经》倡导“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的养生原则。

透过顺应自然以养生的上述两层含义可以发现，中国养生文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人体生命与自然万物的整体和谐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机体内环境的平衡协调和人体外界环境的整体统一，乃是人体生命活动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人们只有做到内在机体与外在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才可能实现却病延年的养生目的；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道自然”的哲学观在人体科学领域的必然延伸。

众所周知，“天道自然”的思想观念肇端于老庄哲学。《老子》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正是从这点出发，老子提出了反对“生生之厚”的观点：“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之生生而动，动皆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之厚也。”

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继老子之后，道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庄子则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顺应自然的养生观。庄子认为人类认识自然，不仅要顺应它，同时更应该主动掌握自然规律，并按照自然规律去养生保健。他的著名寓言“疱丁解牛”，以及《天运》篇中有关“自乐者，先应之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的论述，都强调了认识和顺应自然规律以健康长寿的养生观，而《养生主》中的“缘督以为经”，则可以视为上述理论在养生实践中的具体作用。

作为中国养生理论奠基作的《黄帝内经》，正是汲取了老庄哲学中“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天人之间的相应关系，主张人应该根据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来保养身体，从而形成了完整系统且具有科学意义的养生理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地有五理（五行化育之理），故能为万物之父母。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唯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藏。

除了《黄帝内经》之外，与老庄哲学有着理论渊源关系的道教养生家，更是直接从“道法自然”的观点出发，丰富和发展了顺应自然的养生理论与方法。道教养生家大多认为人体只有能够仿效天地运动的形式和时机来进行养生活动，就可以长生久视。元代著名道教理论家俞琰就说过：“人受冲和之气，生于天地间，与天地初无二体。若能悟天地之妙，此心冲虚湛寂，自然一气周流于上下，开则气出，阖则气入；气出则如地气之上升，气入则如天气之下降，自可与天地同其长久。”（《周易参同契发挥》上卷）作为上述理论的具体实践，道教养生气功十分注重选择炼功时机与天地自然同步。

“天道自然”作为中国古代一条影响极广的哲理，它就盘根错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不但与养生理论和实践有着渗透交叉关系，而且艺术审美领域也同样为其根须所及。

“天道自然”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而涉足艺术审美领域，是大概最早出现在《庄子》中。作者在该书的《达生》篇中讲述了一个名为“梓庆削木为鐻”的寓言。说的是一位名叫“庆”的木工制作了一副雕刻有鸟兽等图案、用来悬挂钟鼓的木架子，工艺十分精美，众人见了非常惊异，认为简直是鬼斧神工之作。当鲁国的国君询问梓庆凭借什么制造出如此精致的工艺品时，梓庆回答说，这是“以天合天”所致。它所崇尚的同样是一种“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知此游》）的顺应自然的审美原则。庄子之后，不少中国文学艺术不仅在理论上继承了顺应自然的审美原则，而且把它具体贯彻到了艺术创作的过程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天趣自然之妙”的独特艺术风格。

中国传统艺术中崇尚自然为极则的风格，虽然是庄子“以天合天”艺术观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但其理论源头则应该追溯到老子的“道法自然”这一哲理上。也就是说，艺术上的崇尚自然与养生领域中的顺应自然有着相同的理论渊源，而理论渊源的相同，势必造成整体特征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