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养生从来就不局限于研究机体本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而总是与道德品性修养，以及治国安邦之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吕氏春秋·先己》篇中提到：“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揉合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道家修身养性的理论在内，因而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

在儒家的养生理论中，孔子首先提出了“仁者寿”（《论语·雍也》）的观点，后来又十分肯定地提出：“大德必其得寿（《礼记·中庸》），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可能长寿。

《黄帝内经》作者接受了孔孟的上述养生观点，认为那些能“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的长寿者，大多因为他们能够“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即所谓“德全而不危”。其后中国的养生家基本上依循这一思路，强调养生必须与道德修养相协调。汉代华佗的弟子吴普就说过：“善摄生者，要当先除六害，然后可得保性命延驻百年。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色，三者廉货物，四者损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妒嫉”。

事实上，良好的道德情操，确实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而心理健康则是去病延年的必要前提。汉代哲学家兼养生家董仲舒在分析孔子关于“仁者寿”的原因时曾精辟地指出：“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则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春秋繁露》）

必须明确的是，在古代儒家的学说中，“养性”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养生，倒不如说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作为儒家“亚圣”的孟子早就提出过“修其身而天下平”的口号，而修身的方法则在于“存心养性”。

在修身养性问题上，《中庸》作者曾寓意深长地提出了一个“诚”的方法：“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谓“诚”，在这里实际上是指人的自我修养，即指“养生”，又指“养性”，其基本含义是精神专一和恭敬无欺，前者偏重养生，后者偏重养性。倘若精神驰乱，意识不能专一，势必造成气散身亡，这就是明代大医学家张介宾所说的：“今之人，但知禁欲即为养生，殊不知心有妄动，气随心散；气散不聚，精逐气亡。”（《类经》卷一）

倘若说，儒家学说只是通过“养性”为中介，间接地把“养生”与“”治国统一在一起的话，那么道家学说则无须任何形式的中介物，便直接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

首先，在道家学说中，养生被视为治国的基础。老子就说过：“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十三章）庄子对此更进一层，明确提出了“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庄子·天地》）的责难。

其次，道家养生的方法，往往可以直接用作治国之道。“清静”的养生之道，在道家看来就非常适宜于治国。老子就曾经反复强调说：“我好静而民自正”、“清静为天下正”，主张只有“清静”才是治国的最好方法；认为政治上的纷扰躁动乃是治国的大忌。

尽管儒，道两家在养生问题上都有趋向与养性、治国相统一的特点，但作为性质迥异的两种学说，它们各自在这一问题上的出发点则是完全不同的：在儒家那里，治国是居首位的，养生只是治国的派生物；养生在道家学说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治国反而是微不足道的、次要的。

如果说，在儒家学说中，“养生”与“治国”是通过“养性”这样一种中介物间接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在以“人的生命价值”为首务的道家学说中，“养生”又是如何与“治国”发生联系的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作为道家思想核心的“道”在这中间起了纽带作用。

因为“道”是自然、社会、人类的本原，所以无论是人或社会都要“依道而行”，都应该回归到“道”所显示出的那种虚无空廓、默默无言、清静恬和的最高境界，如此才能保持永恒。